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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知识产权的威尔逊主义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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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中美贸易战达到了高潮。出口完全把传统的地缘政治决策体系拉到了一个海权思想决策体系中。那时，纺织品的旷日持久的谈判刚刚结束，知识产权的谈判接着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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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就在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北京还未离开时，美国CDMA专利商高通就高调放话：2006年要与中国谈判TD-SCDMA的专利。高通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时机，机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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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的那次中国之行，又短又虚，所谓短，只有40小时且要倒时差；所谓虚者，谈知识产权、谈人权。在美国人的威尔逊主义情结中，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永不妥协的东西。因此，美国高通这个控制着全球3G知识产权专利的公司在这个当口跳出来，吃一口政治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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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还没有发放3G执照。那时，全球有三大3G标准：一个是欧洲的WCDMA技术，一个是美国的CDMA2000技术，一个是中国人的TDSDCMA技术。在过去我们的意识中，中国人的标准总是没有底气的，欧美的技术话语权实在是太强大了。但是，2000年以后，中国移动通信业的高速发展完全改变了中国市场在全球电信业中的地位，一种3G手机只要在中国获胜，就能在全球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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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国TD技术的商业秘密。中国的3G标准已为全球电联所接纳并划出了专门的频率，只等中国发放牌照。那个当口，高通跳出来了。高通的芯片、波音的飞机、微软的操作系统，这是当时中美贸易战的3个基本符号；其中，筹码最重的符号不是飞机与软件，而是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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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后，中国为了加入WTO，让中国联通上马了CDMA技术，高通在专利费上让中国联通经历了一段地狱般的岁月。后来，高通决定在TD-SCDMA上再动一把。TD有高通的专利不是假话，只要沾CDMA这4个字，谁都跑不出高通的手掌。问题是，一旦美国把对华知识产权战设置成为它的政治议程，就像人民币汇率成为它的政治日程一样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动作都会变形，都会带上“被偏见”和“被威胁”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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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知识产权威尔逊主义抬头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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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布什的“空军一号”在雾色蒙蒙的北京降落时，北京三环路上的汽车就泥牛入海了。中国摆出的欢迎阵势，就像两个生意人在谈一场艰苦的生意时，入场时的互想礼让。但布什的礼物确实是一块没有肉的骨头，对于缺钙的中国又是不得不补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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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3年的“非典”后开始，到2005年底的中国1700亿美元逆差告终，2年的时间就改变了中国的贸易结构。当时不能评估这一逆差对于双方的效果，而且在WTO规则下，中国被贴上的“重商主义”标签并不是负面的。但2006年，美国强势打出的知识产权牌，对于GDP的70%依靠国际贸易的国家来说，虽然很虚，但足以成为西方游戏规则者们共识的东西。在人民币升值渐进的背景下，以知识产权压制中国一来可以打压产品出口，二来可以协调美国和欧洲的步调。欧美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知识产权牌可谓一举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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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美国共和党的执政路径，布什在第一任的政治重心是顾及地缘政治与国家利益，比较务实与低调；第二任往往会从心中泛起威尔逊主义的影子，以理想主义为先导，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比如对于知识产权的唯一指向性护航。虽然知识产权在多数情况下是难以用是非评论的，何况中国的认识传统是要见白纸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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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看看2005年4月号的《大西洋月刊》关于中国的专号就知道，意识形态歧见而导致的恐慌在美国的知识阶层与保守派中多么深刻。因此，就不难理解布什来华的知识产权议程甚至早已被国会里的保守派议员们安排好了，因为，同样的历史在美日贸易中也上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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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什一走，中央经济工作会就高调提出了自主创新。以自主创新对付当时美国的知识产权压制，写入了2006年中国的8项重大经济工作计划中，排在宏观经济稳舵与新农村建设之后，表明了其政治分量。此前，小布什的中国之行，在经济问题上留下一个悬念，这就是美国在2006年之后的岁月中，将把中美贸易官司的战场往知识产权战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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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官方的表述是三句话：第一句是中国已经到了依靠自主创新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历史性阶段。第二句话是中国要努力掌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第三句是，在重要领域实现自主创新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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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WTO后，在重要领域的高速发展引起了传统竞争者的警惕。那5年中对于全球化的张扬式宣传，让美国人发现中国实际上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尤其是在欧洲的G7会议屡次受到示威后，美国发现，在对于全球化的问题上，不能过于理想主义，要防止成全中国成为美国在全球的最大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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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等一批保守的智库中，学术风向已经变成政治标签，认为需要调整“9·11”事件之后对于中国的技术战略。对于中国的技术性打压成为政治报复的另一个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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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保守的独立自主技术思想在中国获得了业界合法性的承认。两次航天送人的成功使高层认识到“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包括学术界中，不同程度的新左思想主义者过去几年登台，且已占据了话语优势。当时的“何龙之争”就是一个案例，龙永图的参与全球化分工理论就受到了何光远的自有汽车品牌观的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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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说法就是：以技术换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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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后，以技术换市场风向已成，且势头很猛，铁道部和德国人换了300公里高铁技术。几次高铁测试，中国的最高速度达到了每小时近500公里。北京到上海、广州到武汉等高速铁路的开通使全世界惊呼中国进入了高铁时代，且高铁的里程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总量。一些更保守的力量认为，中国在技术上要更自主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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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的威尔逊主义、实物贸易战、石油价格的高涨，都迫使中国要进行经济的战略转型。这一点，欧洲与日本都有过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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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欧洲与日本最艰苦的决定是：经济转型。英国伦敦有一部长演不衰的戏叫《比利·艾略特》。故事讲一位苏格兰的下岗工人如何艰苦地培养了一名天才的舞蹈家。比利·艾略特的父亲下岗的时候，正是第一次石油危机结束后英国经济大转型的时代。很多重工业关掉，英国经济开始向服务业艰苦转型。日本则在那之后，发展了能源节约型工业体系，并进行了长期的转型战略布局。亚洲四小龙，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被动转型，结果留下了很多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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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前几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各种场合一直在呼吁，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但是，当时，在各省血拼GDP的战火中，“减少重工业布局”是没有几个人愿意听进去的主张。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家停止了新批汽车项目的计划，2003年前后，这一政策被各省相继打破，一大批汽车工业重新布局在了每一个有点工业基础的省市。随后，迎风而起的就是重新重工业化的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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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人民币首次升值并开始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后，经济转型才写入了国家规划，但仍然停留在启蒙意义上。真正的痛苦决定则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背水一战的经济战略转型：扩大内需、产业升级。这个时候距离币值重估时已经过去了5年，并且赶上了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美市场萎缩的不利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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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石油的晚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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