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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画像二：资木家的操盘手对弈我们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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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一位报纸编辑魏珉曾经是一名武术史研究者。中国武术是国民自信心的出口品，尤其是香港电影和金庸武侠小说的精神臆想，让人们觉得那些武术高手至今还深藏在民间什么地方。魏珉访问了很多民间高手和拳派的后代，那些人有着这样那样的祖传秘籍，但魏编辑并没有找到他想象中的真正的武林高人。这些所谓的武侠在外面传得神乎其神，但真本事早没了。他们不实战，远离江湖，更多活在精神臆想的胜利法中。他们的思想处境很像当年幻想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斗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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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的思想状态，让人联想到了国储局的铜期货操盘手刘其兵。往前上溯，也可以把中航油的陈久霖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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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在期货业充满了传奇，陈久霖在新加坡手抱易经打卦做盘，曾经名扬一时；刘其兵布衣一人，干一票能一剑封喉。从才能上说，他们一度都是厉害人，但为什么双双落败了呢？曾经在满世界都传奇的期货大侠，失手时功夫又不过如此，仿佛那些民间武侠的后代一样徒有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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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年后参与全球商品期货交易竞争的那一批人和他们代表的公司，在中国是一个特别案例。期货套保的交易机构是一个很小很神秘的领域，它的商业主体往往存在着政企不分的现象，他们一方面参与全球游戏，一方面又在一个神秘的机构里做着事情，等到出了事后，人们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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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与商品泡沫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无论是国家出面还是私人公司出面，在这样一场对冲的战争中，都是顶级的王者之争。刘其兵和陈久霖就是这样两个人，他们的政治地位之微小和被国际期货战场放大的事件中影响力之大，足以令决策者对于这样一个高端的国际交易群体和他们代表的机构作出反思。中国的海外期货交易资格公司是一批大国企，他们的工作是替国家在市场上从事高风险的期货交易，这种交易只需要个人去执行，也就是一件必然性的事情要让一个偶然性的个体来执行，其风险的控制是非常脆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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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银行有着一套先进的交易管理制度，但它的交易员里森仍然在新加坡犯了大乱子，它的交易失败导致这家银行损失了14亿美元后不得不关门。“里森”式的人物在期货和外汇交易中最容易出现，再快的汽车也要从那一点小小的喷油嘴中去获得能量，再大单的交易也要借助一个人来完成，他们会制造传奇，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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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的操盘手和政府的同志相比，对于前一种选择来说，当资本家的操盘手，其风险的驾驭力与其身价正比，他可以把这种物质动力化为自己的武术，天天习武，处处江湖，成为侠。如果当体制内的操盘手，起初为一种主义或国家的名义去做，但在一个统一评估武艺的职场中就会生出心理失衡来。他们合法性的收入不高，有的只是一个处级干部，用一种精神动力去促生另一种精神动力，往往促成的是偶然而不是必然。时间一长，必然会权力寻租，如果没有机会，就会失掉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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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海外的那些期货基金，这两个侠的本事再大也会被正规军打倒。2003年，有人向郎咸平问起中国如何狙击热钱的问题，他说，国际游资有一套成熟的理论与操作规则，他们的人才储备和动用的衍生工具非常强大，中国根本就没有这样一批人。后来，时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的余永定说，伦敦交易所喊的指令和手势，国内的交易专家根本听不明白。义和团再奋勇，也不能战胜欧洲的组织性军队，民国军阀再厉害，也打不过黄埔的学生军，正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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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其兵在铜交易上的赌注，作为交易的个人认识无可厚非，但没有一套交易约束制度的环境中，他只能用更大原赌注去掩盖自己犯下的错误，甚至逼迫国家来出牌。2005年，国储局第三次抛售大量铜后，国际游资有预谋地反扑，又把铜价打了上来，形势比人们想象的要严重。刘其兵看空铜期货与后来铜一直猛涨到2008年的国际大势比，判断差别何其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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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刘其兵出事后，中国在国际期铜市场的这一战役结果突然被放大。很多评论声音期盼国家调动更多的物资去干一票，长一下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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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作为一种特别的公司力量，国储局打得过国际期铜资金力量吗？两个答案，打得过或打不过，这并不是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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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打得过，动用体制内的力量也能干一票，出一口恶气，仅此而已，但自身付出的成本会很高，也不是常态。打不过的可能是，操作者还是义和团思想，是不计代价的臆想战，对手却是职业军人；枪炮本来就不一样，再说，就是一样的枪炮，但双方有不下一样的军事组织和军事信仰。历史经验证明，前者往往容易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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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打英镑时获胜是因为它是私有的职业化杀手，英国央行是公家的，开枪还要政府批准；索罗斯打泰铢时，也因为它是私人的，泰国政府枪少弹药少。索罗斯和老虎基金打港元时遇到了曾荫权，索罗斯撤是一种商业成功，港府虽胜也是元气大伤，七八年的歇息都没有歇息过来。七八年的歇息对于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来说，就是一个发展时代的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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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参与海外期货交易成熟的风险制度建立前，在期货交易员的双轨制身价改革前，在期货交易的国家力量分散一点前，建议国储局不要蛮干，一边戴着锁链一边身怀仇恨去打，就是胜一次，还会有更多的对手扑来。无论胜负，只有暂时悲壮的精神意义，不会有长期的商业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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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画像三：德隆案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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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隆是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最值得研究的私营公司的失败样本。它的故事早有几本书有详细的论述，对于这家公司，画像要点是：第一，德隆并不是一家立志作恶的私营公司，即使它倒塌后也没有发现有国美那样恶劣的商业贿赂行为；第二，德隆以资本手法重组一个产业链条是一个创举，对于一家民营企业来说过于超前，但这一思路是今天几乎所有的大型国企学习到的上下游通吃的经验，比如中粮；第三，德隆在资金链断裂后，一个商业帝国的梦想全部碎裂，它的原罪不是民营企业本身，也不是唐家弟兄，而在于民营企业呼吸的制度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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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民营资本还是国有资本，资本本身就像一只苍蝇，只要有肉，不管你打算拍死它或药死它，它都会毫不犹豫地飞来。错不在苍蝇，也不在肉，而是看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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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德隆案的审判在武汉进行，中国资本大鳄唐万新向法院作了一次彻底交代。当时，较为可靠的资料说，唐氏兄弟德隆公司前后损失的资本高达500亿元。如此规模，做实业的人办不到，只有做资本的人才能干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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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隆的故事已经铺天盖地，问罪所获的，其实不是公众在道德上谴责他们的快感，而是对这些民营企业家原罪的痛苦。可以举出一长串名单，他们是民营企业家的“先烈”，几乎每一个人都有风光的年代，但最后一个一个地进入了道德原罪的地狱：仰融、顾雏军、唐万新、黄宏生、黄光裕……开出这个名单，就像在《万历十五年》中开出的那个长长名单一样：万历皇帝、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每一个人最后都以悲剧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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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企的领导人没有开出一个名单，是因为他们的倒下从一开始就是制度上的缺陷对于个人意识的考验；或者我们从制度安排上推定他们都会倒下，只是有人道德自律好一点、有人通过其他手法保护的好一点而已。他们都生活在旧生产关系中，理论上的成功本来就是一种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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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不一样，他们是私有者，他们是资本求利者，作为新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往往会在生产力上有大突破。但倒下的民企领导人越来越多时，则需要研究一下这种现象的真正原因。2005年，创维公司的老总黄宏生出事后，香港的投资界和国内的实业界对于黄宏生这个人并无多少恶感，原因是他的公司做得很好。创维的生产基地在中国内地，上市公司在香港，在两种民营企业家的制度环境切换中，黄宏生出了问题。他后来自己的陈述供词中也持这样的观点。在香港，黄需要按照香港的商业伦理严格要求自己的经营；在内地，当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在争做“红顶商人”和钻制度的空子时，黄宏生又难以克制自己的道德坚守。唐万新也是这样的路径。他控制金融的手法是非常大胆和富于想象力，这个人也很有理想，按他自己的哲学观，他想做成一个中国民营企业的领头人。很不走运，在2003年中国收紧信贷的背景下，他出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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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隆的私有资本求利是无可厚非的，面对有缺陷的中国金融体制，这只资本的苍蝇飞进去并没有错，问题是，看护金融体系的人为什么失职？为什么不堵漏洞？唐氏在运作金新信托、伊斯兰信托到后来自己成立友联并做庄三驾马车时，无论是新疆的地方管理机构、证监会、银监会都是可以捕捉到明确的信息的，但这个系统的反应太慢、过于冷漠、基本缺位，使唐氏有机会在其中冒险和放大自己的侥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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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社会对于德隆的批判已经带有一种特殊的语境：一种是对于民企的仇富心理，还有一种是企图用左的方法强制回到所谓公平年代臆想中去。这两种力量最终仍然是道德的力量，不是建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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