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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画像三：德隆案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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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隆是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最值得研究的私营公司的失败样本。它的故事早有几本书有详细的论述，对于这家公司，画像要点是：第一，德隆并不是一家立志作恶的私营公司，即使它倒塌后也没有发现有国美那样恶劣的商业贿赂行为；第二，德隆以资本手法重组一个产业链条是一个创举，对于一家民营企业来说过于超前，但这一思路是今天几乎所有的大型国企学习到的上下游通吃的经验，比如中粮；第三，德隆在资金链断裂后，一个商业帝国的梦想全部碎裂，它的原罪不是民营企业本身，也不是唐家弟兄，而在于民营企业呼吸的制度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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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民营资本还是国有资本，资本本身就像一只苍蝇，只要有肉，不管你打算拍死它或药死它，它都会毫不犹豫地飞来。错不在苍蝇，也不在肉，而是看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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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德隆案的审判在武汉进行，中国资本大鳄唐万新向法院作了一次彻底交代。当时，较为可靠的资料说，唐氏兄弟德隆公司前后损失的资本高达500亿元。如此规模，做实业的人办不到，只有做资本的人才能干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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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隆的故事已经铺天盖地，问罪所获的，其实不是公众在道德上谴责他们的快感，而是对这些民营企业家原罪的痛苦。可以举出一长串名单，他们是民营企业家的“先烈”，几乎每一个人都有风光的年代，但最后一个一个地进入了道德原罪的地狱：仰融、顾雏军、唐万新、黄宏生、黄光裕……开出这个名单，就像在《万历十五年》中开出的那个长长名单一样：万历皇帝、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每一个人最后都以悲剧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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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企的领导人没有开出一个名单，是因为他们的倒下从一开始就是制度上的缺陷对于个人意识的考验；或者我们从制度安排上推定他们都会倒下，只是有人道德自律好一点、有人通过其他手法保护的好一点而已。他们都生活在旧生产关系中，理论上的成功本来就是一种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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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不一样，他们是私有者，他们是资本求利者，作为新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往往会在生产力上有大突破。但倒下的民企领导人越来越多时，则需要研究一下这种现象的真正原因。2005年，创维公司的老总黄宏生出事后，香港的投资界和国内的实业界对于黄宏生这个人并无多少恶感，原因是他的公司做得很好。创维的生产基地在中国内地，上市公司在香港，在两种民营企业家的制度环境切换中，黄宏生出了问题。他后来自己的陈述供词中也持这样的观点。在香港，黄需要按照香港的商业伦理严格要求自己的经营；在内地，当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在争做“红顶商人”和钻制度的空子时，黄宏生又难以克制自己的道德坚守。唐万新也是这样的路径。他控制金融的手法是非常大胆和富于想象力，这个人也很有理想，按他自己的哲学观，他想做成一个中国民营企业的领头人。很不走运，在2003年中国收紧信贷的背景下，他出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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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隆的私有资本求利是无可厚非的，面对有缺陷的中国金融体制，这只资本的苍蝇飞进去并没有错，问题是，看护金融体系的人为什么失职？为什么不堵漏洞？唐氏在运作金新信托、伊斯兰信托到后来自己成立友联并做庄三驾马车时，无论是新疆的地方管理机构、证监会、银监会都是可以捕捉到明确的信息的，但这个系统的反应太慢、过于冷漠、基本缺位，使唐氏有机会在其中冒险和放大自己的侥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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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社会对于德隆的批判已经带有一种特殊的语境：一种是对于民企的仇富心理，还有一种是企图用左的方法强制回到所谓公平年代臆想中去。这两种力量最终仍然是道德的力量，不是建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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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隆案是中国金融体制管理补漏的好机会，也要感谢唐万新，它本身是一种辩证的反面力量。没有他们，金融管理机构后来仍然不会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民企不能总扮演这样的角色，他们的成长是异常艰苦的，任由其成批的倒下，中国社会的总体经济成本的损失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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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营企业家的原罪，如果是纯粹基于道德的落井下石，那么还会有更多的唐氏兄弟倒下。出路只有一个，在他们的成长环境和制度上原罪，这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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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画像四：沃尔玛样木——精神胜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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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洋务运动初始，官员不允许外国人在进中国权力场所时走正门，以示骨子里对他们的小瞧。此等精神胜利法可以解释沃尔玛在亚洲最大的采购地中国建立工会时所有局内者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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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玛是全球最大的零售商。在它的全球布局中，中国并不是最重要的销售地，而是一个重要的采购地。在2000年代早期，人民币币值的低估与中国便宜的劳动力使沃尔玛的整个亚洲采购中心都放在中国华南。如果从利润率看，从中国采购然后在欧美销售这是收益最高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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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它不在美国建设工会，偏偏在亚洲最大的采购地经过媒体与政府的施压后而同意了呢？沃尔玛在华独家建设工会，就像GOOGLE全球独家起的华语名字“谷歌”一样，是洋人摸到了汉语地区精神胜利的软肋——要名分但并不一定要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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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有三个意义：在19世纪的资本主义语境里，它是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产业工人组织，可以劳资谈判，可以砸机器，可以罢工，甚至可以成为夺权的工具，正是这一历史幻觉，在沃尔玛建设一个工会总有一种意识形态幻象。第二个是印度和南美式的，一旦工会成立，必将以罢工作为一种政治筹码，从而使这个阶层成为政治利益的博弈者，正因为如此，欧美的大量生产转包到了东亚而不是印度和南美。第三个是当代式的，工会是一个福利组织，不是工会意义上的工会，在任何一家单位都有工会，主要是看望病人、发个慰问什么的，很少涉及劳资谈判和权利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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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玛最终同意建设工会，正是解读到了其中的微妙的意识形态逻辑。沃尔玛原来担心的是我们需要印度式工会，实际上，这边提出的是“给个面子”。不建工会是对于决策者的面子之侮。但此工会非彼工会，沃尔玛窃喜，原来是一个工会，各自表述。你只要建了，搞得好不好是另一码事。况且你搞得太好了也不行：如果沃尔玛真有一个欧洲式工会，深圳那边加上珠三角有几千万产业工人，如果真是按他们的工会模式动不动就罢工谈判工资，就事与愿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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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玛建设工会的那段时间，国际商品市场热浪滚动，资源类企业的利润狂飙，把煤炭变成了一个淘金场。很多煤老板因矿难所付出的仅仅是一笔赔偿金。温州和山西的煤老板们甚至在雇用工人时，已经为矿工生命的指标作出了“预算”。山西的矿工和深圳富士康跳楼员工，代表着两种模式的地方经济发展路径，一个是参与全球化生产分工，一个是追赶全球能源牛市。这是两个需要劳工组织去关怀的初始领域，这要比沃尔玛的工会谈判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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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是一个过时的历史名词：无论从政治意义上还是经济意义上都是如此。19世纪的生产组织与21世纪的知识创造型组织如果都是平等的企业，为什么后者的工人从不罢工，而前者成为一个罢工的代名词？为什么孟买的铁路司机随时可以罢工，为什么GOOGLE的员工不可以随时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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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珠三角有几千万产业工人，过去30年，正是中国的便宜劳动力才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弗里德曼在谈欧美的经济时，对于工会这样的组织有自己在经济学上的见解：如果在一个经济低水平的国家，走的是西方民主式工会道路，对于自由市场与生产力将是一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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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画像五：谁是中国真正的全球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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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步入它在经济上的黄金年代时，每一个企业家都在心中藏着自己的伟大品牌梦想。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韩国，还有21世纪的中国与印度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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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话语下的全球品牌的俱乐部一向是制造业与金融业，而且一向只关注一个亚洲国家——日本。这样的排比原则在2000年后悄悄改写。当谷歌（GOOGLE）、苹果、诺基亚这些公司强势逼近的时候，全球品牌的产品定义改写了；当中国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开始进入各种标准评比的全球品牌榜上时，全球品牌俱乐部的成员地域的定势也在悄悄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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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在2008年奥运会后达到了一个历史高潮，激情飞越的年代里谁还在怀有全球品牌的梦想？这样的梦想孵化者有技术上追求全球品牌梦想的北京中关村的IT公司、有制度上追求全球品牌梦想的江浙的民营企业巨头，还有那些已经坐拥国家庞大积累的垄断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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