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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让亚当·斯密先生来操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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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铁路更需要做一次历史性改革的是人人诟病的医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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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医疗体制动手术，谁是最好的操刀手？不是卫生部部长、不是卫生体系的理论家，也不是口口声声把“群众”挂在嘴边的“新左”理论家。这个人是亚当·斯密。他已死去2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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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抬出亚当·斯密的灵魂来治医疗体制的病，是想证实看病是一个国家民众最基本的福祉，而不是最重的负担。给这样一个僵化的体系动手术，最需要的却是一位经济学家，是的，就像人们在看待铁路票价改革一样，请经济学家来把医疗的公共责任与组织效率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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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家人生了大病要住院，人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找熟人。这样一个哈哈大笑的答案充满了辛酸和幽默。当一种社会行为对于人的语言生理机能诱致这一条件反射时，表明个体已经受到的严重社会异化。现在只有两个行业还能让人在生理上留下病根：看病与上学。它需要亚当·斯密的魂灵和他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来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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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封闭社会对人的控制是用控制供给的办法来打断原有的经济供给关系，人为制造另一种供给关系，从而达到对于社会成员的控制。在探索早期的社会制度时，前苏联、中国早期的计划性体制，也是通过配给制与定价制两种方式在战时和平时交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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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与教育作为两个公共生活领域，没有前两种手法那样典型，但其影子依然挥之不去。2010年，中国正式发布了允许外资与私人资本进入医疗体系的意见。在此前的多年争论中，医疗体系在资本进入上拒绝改革的借口是：这是一个人命关天的地方，私人进入医院这一行业就有草菅人命的嫌疑。“私人”一度是一个被妖魔化了的词语，它同样是那个年代在心理上诱发人们不良反应的词语，在很多场合都在用“个人”或“民营”代替。在产权上，公有医院想以日耳曼式的“血统论”来驱除私人股权的进入。还有一个是财政收入问题。医院费用是财政收入的重要进项，在一个公民社会中，财政的主要收入是税，在非公民社会中，财政重要进项是费，大量的公有医院是费的提供者，这是改革的另一个制约力量。公有医院的有限的高级资源为少数人服务时（我们说的找熟人），使这种有限资源的不正常性成为常态，成为社会等级的表现工具。为国家提供“费”往往有信用的不透明和关联交易之嫌，公共名义只是一顶帽子了，在具体的医院和具体的个人行为中，权力不断获得寻租的机会，这种机会最后演变为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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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命关天”的社会理由后面掩盖了两个事实：产权的单一化与财政收费的背景。亚当·斯密如果给它下刀的话一定是产权多元化，让私人与外部资本进来，形成有效竞争的局面，在总体上提高医疗领域的生产效率，降低资源使用的社会成本，并在长期形成医疗系统的新道德体系。在多种所有制下，医生形成职场，医院才有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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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6年的医疗体制改革讨论中，有两个注解是严肃讨论氛围中的小点心：一个是哈尔滨500万元的天价看病案；另一个是，有媒体报道京北的一个别墅区里三类人最多：医生、教授、山西煤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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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怕挟患者为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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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的方法可以渐进，但目标必须绝对，即使这样，最终的局面仍然可能是结构性垄断与小规模民营或外部资本参与竞争的局面。不同于其他行业，医改即使下猛药，最终达到的结果也许只是60%或70%。公立医院其垄断性的影响力量需数年甚至数十年才会改变，其制度变化的粘性和房价一样，不会在一朝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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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与教育不同于中国其他产业的改革，在国家的政治机构系列中，它们划入事业单位，介于企业与政府之间，披着公共色彩的外衣。因此，就有了白衣天使、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道德荣誉。去掉这一层光环后，我们把这两个行业麻醉后做手术发现，白天他们不管是政要还是明星，在手术台上都是一个生物体。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医改的手术才能看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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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的保守派们最大的护身符是“群众的生命安全”。这突然让人想到拉斯韦尔在50多年前写过一本小书《政治学》，他曾这样尖锐地写道：凡是以公共利益为名去推行自己“象征”（意识形态）的，一定是精英对于群众的控制手段；凡以公共为名的去获取公众支持的人，一定是政客。阻碍医改的人也并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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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个关乎人命，一个关乎人的灵魂，但看病与教育是最基本的公民生活，即使关乎人命，经济学的灵魂也无处不在，一个下刀的医生其道德诉求我们无从把握，但一个市场化医院中的医生其职业道德不是以群众关怀的名义，而是以一个职业人的名义来进行的。为什么？他有合理的薪水，有合适的社会尊重，他有自由的职场，当然，反而他的身上聚集了优秀的人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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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行政序列的安排，医疗与教育仍然是可以进行有效制度安排的。全世界最好的大学是私立的，最好的医院也是私立的，在一个经济体股权结构已经高度混合的背景下，那种在意识形态上仇视私人的时代早已过去，并在当代早已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最近一个私人利益关怀社会利益的案例是富豪捐赠案，美国的顶级企业家呼吁全美国的富人捐出1/2的资产。2010年，美国富豪比尔·盖茨（微软创始人）、巴菲特（伯克希尔公司掌门人）、扎克伯格（FACEBOOK创始人），均确定，他们将把1/2的财富向社会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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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如果现在你去一个体检中心，从护士到医生都很客气，因为你是客户，体检中心只是市场化了的医疗机构的一个小模块。公有医院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改进。现在，我们还害怕买不到粮食吗？可是在1988年，城市粮油关系是一种多么重要的生活依靠，其改革难度远远超过今天的医疗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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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上的制度安排不但可以进入人命关天的地方，连仿佛天然公共的地方都可以进入，制度经济学家们研究的“灯塔理论”是一个最好的案例。早期，经济学家们举例说，英国的海上灯塔，其光亮所有船只都可以共享，无法做出私有的制度安排，因此，只能公共建设；后来，经济学家科斯发现，它与船只之间有一种自然而有趣的合约安排，免费使用灯光的人之间竟然是有合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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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深耕了60多年后，医疗体现出现私人寡头的局面的机率很小，这使一些阻挠者可以放心，医疗毕竟不是石油与原始资源，它引入多元股权就会出现竞争；出现竞争后就会打价格战；价格战之后，只有凭服务才能获利；引入几十个或上百个竞争者，永远也不会出现价格勾结，因为它们的竞争单位是众多独立的个体医院。即使出现数个大的医疗集团，不管它多么大，只要给以反垄断的制度安排，也不会形成价格勾结。俄罗斯式的一夜间寡头林立的局面并没有进入过服务业，中国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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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平价医院：良好愿望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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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代后期，在平价医院的“便民”之举发布后，有必要泼一盆冷水。感恩于这一办实事之举的后面，公众能得到什么？道德上的感恩会加重话语权掌握者对于这一经济问题的日益偏失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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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一消息，经济学家们首先会想到1988年时的中国价格双轨制。1988年时，中国在好几个重要领域价格闯关，人们应该记得，那时，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帮助中国出过主意，核心问题只有一句话：价格改革不成功，中国的改革大业将会失败。值得庆贺的是，当时很多产品的价格改革最后过了关，但一些重要产品的改革啃不下来，最后走了双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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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轨制的设计“播种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确实如此，双轨制从表面上看，两种价格，既要照顾市场，又要照顾弱势群体，结果呢？它成了权力寻租的一个重要机会，这才有了后来的“官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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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论述道，对于教育（和医疗一样，都是公共领域）这样的机构来说，政府在里面拿进去的钱越多，并不一定越能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不一定让每个人能得到更好的服务。原因是，这种补贴扭曲了价格形成的机制和买卖关系的客观性。平价医院的道理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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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价医院每年需要政府的大量补贴，这些补贴主要是为了给那些低收入者提供就医的机会。但平价医院是一种恩赐吗？答：在一个自由的或准自由的市场中，一定会出现高中低消费模式，低价的医院不是恩赐，而是市场本来就给出来的，而且数量往往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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