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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怕挟患者为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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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的方法可以渐进，但目标必须绝对，即使这样，最终的局面仍然可能是结构性垄断与小规模民营或外部资本参与竞争的局面。不同于其他行业，医改即使下猛药，最终达到的结果也许只是60%或70%。公立医院其垄断性的影响力量需数年甚至数十年才会改变，其制度变化的粘性和房价一样，不会在一朝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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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与教育不同于中国其他产业的改革，在国家的政治机构系列中，它们划入事业单位，介于企业与政府之间，披着公共色彩的外衣。因此，就有了白衣天使、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道德荣誉。去掉这一层光环后，我们把这两个行业麻醉后做手术发现，白天他们不管是政要还是明星，在手术台上都是一个生物体。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医改的手术才能看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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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的保守派们最大的护身符是“群众的生命安全”。这突然让人想到拉斯韦尔在50多年前写过一本小书《政治学》，他曾这样尖锐地写道：凡是以公共利益为名去推行自己“象征”（意识形态）的，一定是精英对于群众的控制手段；凡以公共为名的去获取公众支持的人，一定是政客。阻碍医改的人也并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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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个关乎人命，一个关乎人的灵魂，但看病与教育是最基本的公民生活，即使关乎人命，经济学的灵魂也无处不在，一个下刀的医生其道德诉求我们无从把握，但一个市场化医院中的医生其职业道德不是以群众关怀的名义，而是以一个职业人的名义来进行的。为什么？他有合理的薪水，有合适的社会尊重，他有自由的职场，当然，反而他的身上聚集了优秀的人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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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行政序列的安排，医疗与教育仍然是可以进行有效制度安排的。全世界最好的大学是私立的，最好的医院也是私立的，在一个经济体股权结构已经高度混合的背景下，那种在意识形态上仇视私人的时代早已过去，并在当代早已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最近一个私人利益关怀社会利益的案例是富豪捐赠案，美国的顶级企业家呼吁全美国的富人捐出1/2的资产。2010年，美国富豪比尔·盖茨（微软创始人）、巴菲特（伯克希尔公司掌门人）、扎克伯格（FACEBOOK创始人），均确定，他们将把1/2的财富向社会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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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如果现在你去一个体检中心，从护士到医生都很客气，因为你是客户，体检中心只是市场化了的医疗机构的一个小模块。公有医院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改进。现在，我们还害怕买不到粮食吗？可是在1988年，城市粮油关系是一种多么重要的生活依靠，其改革难度远远超过今天的医疗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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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上的制度安排不但可以进入人命关天的地方，连仿佛天然公共的地方都可以进入，制度经济学家们研究的“灯塔理论”是一个最好的案例。早期，经济学家们举例说，英国的海上灯塔，其光亮所有船只都可以共享，无法做出私有的制度安排，因此，只能公共建设；后来，经济学家科斯发现，它与船只之间有一种自然而有趣的合约安排，免费使用灯光的人之间竟然是有合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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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深耕了60多年后，医疗体现出现私人寡头的局面的机率很小，这使一些阻挠者可以放心，医疗毕竟不是石油与原始资源，它引入多元股权就会出现竞争；出现竞争后就会打价格战；价格战之后，只有凭服务才能获利；引入几十个或上百个竞争者，永远也不会出现价格勾结，因为它们的竞争单位是众多独立的个体医院。即使出现数个大的医疗集团，不管它多么大，只要给以反垄断的制度安排，也不会形成价格勾结。俄罗斯式的一夜间寡头林立的局面并没有进入过服务业，中国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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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平价医院：良好愿望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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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代后期，在平价医院的“便民”之举发布后，有必要泼一盆冷水。感恩于这一办实事之举的后面，公众能得到什么？道德上的感恩会加重话语权掌握者对于这一经济问题的日益偏失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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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一消息，经济学家们首先会想到1988年时的中国价格双轨制。1988年时，中国在好几个重要领域价格闯关，人们应该记得，那时，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帮助中国出过主意，核心问题只有一句话：价格改革不成功，中国的改革大业将会失败。值得庆贺的是，当时很多产品的价格改革最后过了关，但一些重要产品的改革啃不下来，最后走了双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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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轨制的设计“播种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确实如此，双轨制从表面上看，两种价格，既要照顾市场，又要照顾弱势群体，结果呢？它成了权力寻租的一个重要机会，这才有了后来的“官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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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论述道，对于教育（和医疗一样，都是公共领域）这样的机构来说，政府在里面拿进去的钱越多，并不一定越能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不一定让每个人能得到更好的服务。原因是，这种补贴扭曲了价格形成的机制和买卖关系的客观性。平价医院的道理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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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价医院每年需要政府的大量补贴，这些补贴主要是为了给那些低收入者提供就医的机会。但平价医院是一种恩赐吗？答：在一个自由的或准自由的市场中，一定会出现高中低消费模式，低价的医院不是恩赐，而是市场本来就给出来的，而且数量往往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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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在只有高价医院而没有平价医院？答：因为没有引入竞争者。在一个垄断的市场中，为了保持垄断利润，垄断者一定会减少数量，增加单位产品的收益。现有的医院体系中，不允许外资和民营资本进入，平价医院不会天然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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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价医院将会处于和经济适用房一样的现实困境：谁是进低价医院者？如何证明他们是低收者？怎么防备高收入者进入？在北京的经济适用房项目上，本来是低收入者的项目，最后变成了有钱人炒卖的项目，普通人买一套经济房不知有多难。平价医院也是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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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把这笔补贴低收入者的钱给医院，医院对于患者的承诺与治疗就是道德式的，往往会发生纠纷和歧视性现象，这是公立医院的道德绝境；如果把这笔钱给患者让他们自己去找医院，他们就是消费者去购买医生的服务，医院不用喊为患者服务的口号，大家就是买卖关系，反而会抚平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与各自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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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低价医院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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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者认为，在公立医院这个问题上，国家福利制度下的公共领域有没有原罪；如果一旦宣布放开管制，不会有投资人愿意去开低价医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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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只有上学难、看病难？而不是买吃的难或买穿的难？一定是有过大的需求与过小的供给所致。直到目前，医院与学校都是管制下的公共领域，牌照制度（许可证）是市场的第一道关。以公众安全为名，减少医院的许可证的发放使大量的资本不能进入这一行业。举一个例子，北京回龙观地区已经住了几十万人了，但为什么没有一所大医院？不是市场没有需求，而是计划性的医疗投资还没有把计划做到这里。台湾的王永庆一直想在这一带开他的长庚医院了，只是他不能获得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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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照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对于医疗行业的牌照制度有精辟的论述：表面上看，它是对进入者的门槛限制，有利于保护公众的健康，但这种限制在实际的操作中往往成为行业关联垄断的借口。政企不分的医院，一个计划经济制度下的所谓医疗系统内，是一种政府直接支持的垄断，放入准入者将会降低它的直接收益。看病难是因为控制医院数量才能保证垄断收益，所以看病难；为什么看病贵？因为垄断保护下的高价药成为医院从渠道获取暴利的重要收入源，致使低价药难以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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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共健康为名，限制民间资本进入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保守价值观，其核心就在于把经济问题的相对性偷换为生命问题的绝对性。欧美与我国港澳地区那么多的私立医院并不是草营人命的“专家”；人道主义精神反而是协和医院这家曾经的教会医院做得最好。在美国，那么多的私立学校并没有改变他们传承文明的地位，哈佛等大批私立的学校成为中国留学生远渡重洋学习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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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牌照制度是开放的医疗体系的敌人。国家福利下的公共医疗系统没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当然是要承担原罪的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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