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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中国的经济特区解决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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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国家，正是因为内部改革，总会面临强大的来自既得利益的阻力，通过外在因素的体制创新，通过对外开放来促进内部改革，因而变得极其重要。当然，正如前文所强调过的，对外开放并不仅仅狭义上的向其他国家开放，而应当理解为对所有体制外的利益开放。因为导入外部利益因素，内部利益就很难控制。这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外开放始终是中国内部改革的一个重要来源。具体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至少缓解甚至解决了如下三个重要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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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意识形态之争。意识形态之争表现在两个相关的方面。第一方面是民族主义。近代以来，中国因为屡屡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负，政治、知识和社会精英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一直高涨，走到一个极端，表现为自我封闭和“义和团主义”。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恐惧外界的一切，走到最后就是自我封闭。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特区会不会成为昔日的“租界”和“殖民地”。这种观念在今天看来毫无道理，但在当时具有很大影响。解释不好经济特区的性质，它就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从而也不可能实现这种制度形式。因此，当时的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做了明确的表态。1981年7月，中共批转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明确地提出：“中国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特区内全面行使中国国家主权，这和由不平等条约产生的租界、殖民地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特区是扩大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经济的比较成功的好形式。对中国来说，特区是学习与外国资本竞争、学习按经济规律办事、学习现代化经济管理的学校，是为两省甚至中国训练和造就人才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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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是经济特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特区在当时涉及了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体制的关系问题。当时实行计划经济已经数十年，官方的意识形态简单地把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当时的情况是，外资进入特区之后，必须实行市场经济运作方式，许多方面都必须打破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运作的模式。这就产生了特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的疑问。这个问题在整个80年代一直是有争论的。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市场经济是促进生产力的方式和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至此，执政党高层才对市场经济达成意识形态层面的共识。但在社会层面，这种争论甚至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激进的“自由派”和激进的“左派”之间，仍然围绕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各种争论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政策层面。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一种社会化了的意识形态的持续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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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利益是进步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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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特区解决了一个物质利益驱动改革的机制问题。诚如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利益是驱动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实际上，物质利益也是驱动内部改革的主要动力。开放和改革不仅仅是上述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也是物质利益问题。无论是开放还是改革，都涉及利益成本谁来承担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改革开放所需要的“钱”从哪里来？对任何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否可以得到最初用于发展的资本，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展的成败。没有资本，就没有发展。实际上，如前文所讨论过的，即使在华国锋时代，中共已经意识到利用外资的重要性。外国的“钱”，也就是外资，在当时也具有意识形态层面的意义，也有姓“资”姓“社”的问题。中国的优势在于存在着大量的海外华人资本。这就是中共为什么设深圳等沿海特区，因为沿海地区有大量的海外华人关系。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资本过剩的国家，“钱”的问题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但当时如果没有海外华人资本的进入，中国特区很难成功。因此，也有一些学者用海外华人资本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特区成功了，而其他国家例如俄罗斯、印度等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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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特区也解决了一个如何吸引各国“最优实践”（best practice）的问题。中国强调要学习各国先进的经验，也就是最优实践，但这并非易事。当国外的最优实践和现存体制利益不一致时，必然遭到现存体制的排斥和抵制。这道理和我们所讨论过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排斥和抵制是一致的。因此，要学习外国的最优实践，必须创造新的制度空间，特区就扮演了这样一个功能。在特区之内，不仅不同方面的最优实践可以学，而且也可以根据需要，自己来组合不同的最优实践。中国很多方面的体制创新，尤其是经济体制，都是先在特区实践，这本身就表明特区在体制改革方面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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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也解决了很多经济体制层面的问题。在一个宏观的层面，中国的经济特区建设不仅仅是特区本身的事情，而且更是国家改革开放的“领头羊”或者“排头兵”。实际上，这也是改革者的“顶层设计”，即通过特区建设来推动整个国家的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尤其是地方领导人，仅仅把特区看成是特区所在地的经济发展，这是没有理解特区的本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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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和经济特区是分不开的。概括地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就是80年代的“请进来”的政策。“请进来”就是把自己的国门打开，让外资和外国技术进来。“请进来”，也就是原始资本的进入，这一步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一步，改革和开放就很难成功。很多国家都试图实行开放政策，但外资仍然不进来。如前面所说，中国的优势在于拥有大量的海外华人资本。在80年代，首先进入中国的是来自港、澳、台的华人资本，也有少量的来自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资本。直到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新一波发展过程中，来自日本、韩国的资本大量进入，欧美资本仍然很少。欧美资本的进入，主要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早期华人资本的技术含量比较低，后来进入的欧美资本的技术含量则较高，但如果没有早期的华人资本进入作为基础，也很难有后来大规模的发达经济体的资本的进入。无论是什么样的资本，经济特区始终是它们的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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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走出去”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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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是“接轨”概念指引下的开放，主要是90年代围绕着加入世贸组织所展开的。接轨就是要改革国内的体制和现行国际通行的一些体制接轨。接轨来自两方面的动力。从外部来说，是来自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要求。如果要加入这些组织，就必须改革国内现存的体制。从内部来说，就是改革者要利用这个机会，来改革原来不合理的体制。没有这两种动力的结合，接轨便不可能。特区在这个过程，同样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特区因为受传统体制的制约较少，比较容易和国际通行体制接轨。实际上，在很多方面，特区直接采用了国际通行体制。接轨创新或者改善了特区的体制，而特区体制又转而在国内产生扩散和复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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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是从21世纪以来的“走出去”阶段。正是因为前面两个阶段开放政策的成功，中国在短短20多年间，从一个资本严重短缺的经济体，提升成为一个资本过剩的经济体。和任何资本一样，中国的资本也必然会走向那些可以获取更多利益的地区。中国现在“走出去”的主体，主要是大型的国有企业，主要表现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但实际上，民营企业的“走出去”，从长远看来更具有可持续性。国有企业“走出去”，尤其是走向西方国家，困难重重。因为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方面的因素，各种困难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与此不同，民营企业的“走出去”，尽管规模不能和国有企业相比，但它更有效。同样，特区在推动民营企业“走出去”方面提供了一个平台。较之其他领域，特区本来就和国外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可以说，特区是中国民营企业和国际市场的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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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区建设为中国提供了很多成功的经验。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了现在，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开放，继续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继续“请进来”、在继续“接轨”的基础上参与国际体系的建设，“走出去”成为国际事务的一个主要角色。不过，到了今天，人们对诸如上海自由贸易区那样的特区，应当有一个新的认识。在80年代设立经济特区的时候，世界新一波全球化刚刚开始，中国的开放政策本身，也是这一波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到今天，尽管这一波全球化仍然进行，但人们已经可以从全球化过程中，学到很多的经验教训了。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但也是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同时，这一波全球化在为各国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增加了世界的不公平性。一些国家从全球化过程中大幅受惠，另一些国家则是受损；一些国家越来越富，而另一些国家则越来越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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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因为全球化，一个国家内部的一些社会群体因为全球化而变得越来越富裕，而另外一些群体则因为全球化而变得（相对）贫穷。如果继续全球化是必然，人们必须思考如何在继续受惠于全球化的同时，能够尽量避免或者减少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助于中国下一波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尤其是像上海自由贸易区那样的特区。一句话，新的特区应当具有新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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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以开放促改革的国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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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通过建设自己的自由贸易区来增加国际竞争能力。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一句话，既要超越自己的经验，也要超越国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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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范围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很多国家也设立了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等特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总体上说，那些接受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实践的国家与地区，特区的意义并不是很大，也没有出现过像中国那样大规模的特区建设。特区主要发生在像中国那样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为了克服现存体制对发展自由贸易（这里指的是广义上的，也包括投资）的阻力。中国的特区发展到今天，人们可以说，特区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开放，其真正的意义在于最终实现自由贸易。这个过程其实和西方的历程相差不多。说穿了，特区是中国实现自由贸易的一个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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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发展和自由贸易分不开。自由贸易有助于发展，这是历史的经验。当然，发展既带来人类所期待的价值，也会带来人类所不期待甚至要避免的负面影响。人们经常对自由贸易做主观的道德判断，但实际上，自由贸易问题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无论人们喜欢是否，它都会发生。道理很简单，发展需要开放，需要自由贸易。如果说，人类的很多自由价值例如宗教自由、社会自由、政治自由到今天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但经济自由则因为一波接着一波的全球化而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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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各种形式的帝国可以说是第一波大规模全球化的主动力。帝国为了土地和人口而扩张，征服很多地方化的小国家。这样，在帝国之内的自由贸易便开始了。西方民族国家产生之后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全球化。在经济方面，民族国家意味着统一的民族国家市场，意味着更大规模的资本。资本的本质就是扩张，这一点马克思看得非常清楚。民族国家的资本到处扩张。在这个过程背后就是西方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力。国家权力辅助资本的扩张，这对民族国家内部来说，是一场双赢游戏，既有利于资本，也有利于掌握政治权力者。两者的结合就是人们后来所看到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扩张有效地推动了其所到之处的经济社会变革。帝国主义方式给很多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从今天看来，帝国主义的方式可以谴责，也是可以避免的，但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帝国主义时代通过资本扩张也客观上造成了自由贸易和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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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习的是欧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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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于国家力量，资本到处扩张。一些国家受害，另一些国家受惠。在亚洲，日本是第一个主动通过借用外力来推动国内改革甚至重建的国家。在日本被美国打开国门之后，日本的精英们认识到西方形式的国家和资本已经不可抵挡。对日本来说，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要抵制西方的冲击，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抵御西方国家。但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精英也意识到，西方形式的国家和资本并非对日本不利；相反，它们有助于日本国家的再造。明治维新就是这种思维的产物。日本主动开放的局面使得其有能力结合西方制度的长处而避免了西方制度的弱点。日本尽管被美国打开国门，但并没有学习美国的制度，而是学习欧洲，主要是德国和英国。也就是说，主动开放使得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强国。日本的第二次开放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当时有美国占领的因素，但基本上可以视为是日本开放传统的继续。虽然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但战后的开放政策很快使得日本复苏和重建，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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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也是通过开放促内部改革和发展的。这些经济体都是外向型经济体。尽管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较之西方国家扮演了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但总体上是朝着自由贸易的方向发展的。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政府干预经济，但干预经济的目标并不是阻碍市场经济；恰恰相反，政府的干预就是为了更快地促成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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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对外开放促内部改革，这种情况不仅仅是中国，各个国家都是如此。背后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社会，一旦稳定久了，没有大的伤筋动骨的危机，各方面的利益就会高度制度化，每一个体制背后都会是庞大的既得利益。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一书中早就论证了这个道理。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这本书中，通过把西方和亚洲的日本、“四小龙”等经济体做比较，他发现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经济发展迟缓，而当时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则发展迅速。他的一个观点是，一个国家，和平的环境久了，既得利益就强大起来，最终演变成阻力。而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因为有战争等因素摧毁了原来的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有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有能力摧毁既得利益，这些经济体的发展反而很迅速。这里引述这个观点并不是说，要摧毁既得利益，人们需要战争和大规模的冲突。实际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说明，对外开放同样可以为内部改革创造巨大的动力。正是这个因素促使着今天的西方政府仍然恪守自由贸易原则。西方政府对自由贸易的推动，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简单信仰自由贸易原则，更是因为自由贸易可以触动内部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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