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498050
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企业机会
1704498051
1704498052
林毅夫 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1704498053
1704498054
我谈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新常态与中国有何不同？第二，中国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态势如何？第三，在这种新常态下，中国企业有什么机会？
1704498055
1704498056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新常态
1704498057
1704498058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以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面临新常态，其特征是低增长、高失业、金融市场风险大、回报率低。
1704498059
1704498060
从增长率来看，美国当前GDP增长与金融危机前其长期增长率（3%左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而且，危机后一般会出现的7%~8%的增长反弹尚未出现。欧洲GDP增长率也远低于危机前的3%。日本经济自1991年以来持续低迷，即使推行了安倍经济学，目前也未有大的起色。
1704498061
1704498062
失业率方面的情况，美国是6.3%，与危机前相近，但在考虑劳动参与率的变化下，其实际失业率仍然达到10%。欧洲方面，西班牙和希腊的失业率达到25%左右，法国和北欧的失业率也在10%以上。日本的失业率也超过5%，相比过去1%~2%的失业率，目前也处在高失业率的阶段。
1704498063
1704498064
在低增长、高失业的状态下，金融市场的风险往往会加大。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较好，因此在危机阶段政府的救济开支增加，同时由于经济增长缓慢，政府的税收收入增加有限，结果造成政府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发达国家政府很难通过继续扩大赤字来刺激经济，只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降低利率刺激投资、鼓励消费、降低政府的举债成本。在低利率的环境下，过剩的流动性往往流向金融市场，造成资产泡沫，美国实体经济尚未恢复，道琼斯指数却从危机前的13 000点上涨到现在的17 000点就是例子，这增大了金融风险。投资者知道泡沫的存在，任何信息都可能导致股票市场的大涨或大跌，投资风险很大，平均回报率也不高。
1704498065
1704498066
以上所提及的情况，很可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新常态。之所以会成为新常态，是因为自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多年，发达国家和地区却并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而金融危机往往来源于经济中的结构性缺陷，需要通过改革来修正。发达国家和地区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原因是，推行结构性改革往往意味着降低劳动力的工资和福利、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和财政赤字的减少。而在短期内这些政策会造成消费、投资及政府支出的下降，使得增长率进一步降低、失业率进一步高企，政治上不可行。
1704498067
1704498068
对于目前的发达国家，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过去的药方也不可行。从历史上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出现了金融危机之后，通常IMF会向该国或该地区提供下述援助方案：①通过结构性改革提高竞争力；②通过货币贬值增强出口竞争力，扩大出口和就业，对冲结构性改革造成的经济收缩；③向该国或该地区提供一笔资金用作短期过渡。但是，现在美欧日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危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出口结构类似，当一国货币贬值时，会出现竞争性贬值，最终每个国家均无法通过货币贬值为结构性改革创造必要空间。
1704498069
1704498070
中国在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态势
1704498071
1704498072
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增长率相比改革开放以来年均9.8%的增长率将会降低，但到底会多低呢？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率节节下滑，不过我认为近期增长率下滑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性、周期性的，而不是中国崩溃论者所说的中国内部的体制原因。一个证据就是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从2010—2013年的经济增速下滑幅度比我国更大，而韩国、新加坡这些没有明显结构性问题的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也经历了类似的下滑。
1704498073
1704498074
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增长速度呢？一方面，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有产业升级的空间，城市化率距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城市内部基础设施、改善环境等方面都需要加大投资，因而存在许多好的投资机会，这是中国和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另一方面，中国具备充足的投资能力。储蓄率高达50%，政府负债占GDP比重低于50%，外汇储备高达4万亿美元。这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其他发展中国家虽然也具有很多投资机会，但要么财政上负债累累，要么民间储蓄不足，要么缺少必要的外汇。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通过启动内需使得经济增长率达到7.5%左右的目标。
1704498075
1704498076
从历史经验来看，自2008年开始，中国靠和发达国家产业、技术差距的后发优势还拥有20年每年8%的增长潜力，但是增长潜力的实现需要一系列条件，包括投资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有足够的投资资源，以及在有效的市场前提下，政府在产业升级中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由于国外的新常态，外需相对较弱，因此中国经济能够实现的增长率应该比8%低。我认为2015年和“十三五”期间增长率在比较合适的区间内，就业状况仍会比较好，而金融风险也是可控的。
1704498077
1704498078
新常态下中国企业的机会
1704498079
1704498080
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还会以中高速增长，企业的机会很多，我主要谈以下两方面：一是海外并购的机会；二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海外尤其是非洲转移的机会。
1704498081
1704498082
首先，我国目前的人均GDP仅6 800美元，和美欧日发达国家人均GDP 4万~5万美元相比，我国的制造业和他们的制造业相比，在技术水平和附加价值上还有很大差距。由于新常态，这些国家许多制造业企业经营状况不好，因此可以针对那些我国现在大量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产品，通过海外并购把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产业引进来，在国内生产，满足国内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并逐渐转为出口。这样的并购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加快我国的产业升级，不会造成重复投资和增加现有产业的过剩产能。
1704498083
1704498084
其次，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工资水平也在提高，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一般工人每月的工资可能达到1 000~1 200美元，我国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需要升级到微笑曲线的两端，把加工环节转移到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这与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经验是一致的。但由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体量巨大，有1.5亿左右的工人，越南、缅甸、孟加拉等东南亚国家都无法承接，因此当我国有些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开始往那些国家转移时，他们的工资也和我国一样上涨很快。只有非洲国家和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相似，有10亿人口，有大量剩余的年轻劳动力，目前工资处于全球最低水平，有足够大的劳动力资源承接我国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的大量转移，而不会马上面临工资上涨的压力。并且，等到非洲国家的工资水平也上涨了，全球将很难找到低工资水平的地方。所以，非洲国家不仅是我国当前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产业转移的最佳地区，也将是全球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最后一站。中国企业向非洲国家转移也会面临对当地的政治、法律、文化、经济情况不了解的挑战。
1704498085
1704498086
1704498087
1704498088
1704498090
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 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与改革战略
1704498091
1704498092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1704498093
1704498094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78—2013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GDP年均增速远高于世界其他140多个经济体。中国GDP总额所占世界比重已超过10%，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与制造品生产国。民生方面，百姓收入水平大幅改善，约7亿人脱贫。
1704498095
1704498096
中国30多年的发展成就大大超出了西方学者的预期，包含了一些传统发展理论未能解释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发展导向是全党全民共识；政策有较强的连续性、稳定性，并且适时调整；执政党有独特的执行能力；实行业绩优先的精英选拔机制；调动地方积极性并增进区域间竞争；国内市场一体化；始终如一的对外开放；通过“摸着石头过河”试错择优的改革方式；巨大的市场以及多层次需求的逐步释放。
1704498097
1704498098
中国的经验证明，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多元的，“照搬照抄”从来不会成功。任何一个国家，发展道路一定具有独特性。中国不仅应在发展成就上对人类有所贡献，而且有可能在发展模式、发展道路上也有贡献。需要认真研究总结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并将其理论化、制度化。
[
上一页 ]
[ :1.70449804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