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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704518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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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70451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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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比较译丛”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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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我为中信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比较》编辑室推荐了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几本著作，其中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再造市场》（中译本后来的书名为《市场演进的故事》）。其时，通过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突出标志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我推荐这些著作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经验，启发我们在新的阶段，多角度、更全面地思考中国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机制。由此便开启了“比较译丛”的翻译和出版。从那时起至今的十多年间，“比较译丛”引介了数十种译著，内容涵盖经济学前沿理论、转轨经济、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史、经济增长和发展等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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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并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转型。中国经济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依然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上。与此同时，曾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陷入了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这种对比自然地引发出有关制度比较和发展模式比较的讨论。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更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更多、更深入地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这对思考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极具价值。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的一句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是因为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视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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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无论是我们国家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还是过去和当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重大变革，都表明“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1]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时代。而比较分析可以激发好奇心、开拓新视野，启发独立思考、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是催生思想观念创新的重要机制。衷心希望“比较译丛”能够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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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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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ani Rodrik,“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 Preferences, Worldviews, and Policy Innovations,”NBER Working Paper 1963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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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704513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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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中文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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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总结了我在法兰西学院历时5年的授课内容，以及我对创新和增长长达33年的研究，这一研究发轫于我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在1987年秋创建的熊彼特增长范式。该范式运用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这一概念，所谓创造性破坏是指新的创新淘汰现有技术的过程。自我们的那篇论文《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开始，该范式已衍生出众多基于创造性破坏的模型，这些模型从竞争、不平等、企业动态变化、劳动力市场、环境、发展趋同等方面重新诠释增长和发展，并采用大量新的微观数据检验模型的预测结果，从而使熊彼特增长范式有别于增长和发展的其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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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赛利娜·安托南（Céline Antonin）、西蒙·比内尔（Simon Bunel）从2019年11月着手本书的写作。4个月后，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疫情危机袭来，激发人们进一步探讨危机后我们的社会将如何演变，以及我们想要如何重塑社会。我们发现，创造性破坏是这场讨论的核心：新冠疫情摧毁了大量就业岗位，导致众多企业破产，与此同时，危机又给新的创新活动开拓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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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与熊彼特增长范式围绕如下矛盾展开：一方面，创新带来的经济租金和保护这些租金的专利制度对促进创新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过去的创新者往往利用这些租金阻碍后起的创新，成为创造性破坏的消极面。对资本主义的规制就是为了处理这一矛盾，将创造性破坏的力量导向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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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本人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感到悲观，他预言，前一波创新者将变成因循守旧的大企业集团，排挤新兴的小创新企业，不可避免地导致企业家的消失、既得利益集团的胜利。而我们在本书中倡导“乐观意志”或者说“斗争的乐观主义”，是基于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还将指出，通过企业、政府与民间社会构成的神奇三角，如何避免熊彼特预言的悲观结局，实现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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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创造性破坏的视角，本书瞄准三个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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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洞悉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某些重大谜题，例如:为什么工业起飞在1820年左右首先发生在欧洲；为什么尽管有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革命，美国经济却从21世纪初开始陷入长期停滞；为什么某些国家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在高速增长之后放缓步伐，甚至陷入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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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质疑某些有缺陷的习惯思维（common wisdoms）和政策建议，例如:通过对机器人征税解决失业问题；借助保护主义措施应对外国竞争、保护价值链；为应对气候变化倡导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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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未来，尤其是，能否把美国模式的优点（创新生态系统）同丹麦模式的优点（更多的保障和更大的包容性）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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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三大目标，我们都能以不同方式从中国或近或远的历史和经验中获得宝贵借鉴。例如，中国在过去多个世纪产生过众多世界级发明，却为何没有爆发工业革命？中国走向前沿创新国家、建设既包容又有保障的社会将面临各种挑战，它会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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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中国将找到自己的路径和方案，实现共享的绿色繁荣，正如它在短短40年里成功带领民众走出贫困，并跻身世界创新前沿。如果本书能对中国思考并讨论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前进有所助益，我们自当欣喜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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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阿吉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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