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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2.为什么需要新的范式来解释各国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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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很直观：事实证明现有范式不足以解释重大趋势，破解各国的增长和财富之谜。出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的理由，我们急需引入新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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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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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增长理论，即所谓新古典模型，描述的仍然是以资本积累为基础的增长过程。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最精炼版本由罗伯特·索洛于1956年提出，他于1987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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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洛模型的简洁与优美使它成为所有经济增长课程的必然出发点。简言之，它描述了这样一个经济体：生产需要资本投入，GDP增长来自资本存量增加。那么，资本存量的增加来自何处？答案是居民的储蓄，该模型假设储蓄等于产出（也就是GDP）的某个固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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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经济体看起来会一切运转良好：储蓄资金会带来更多的资本，促使GDP增长，然后导致更多的储蓄和更多的资本，使GDP进一步增长，如此循环。或者说，即使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资本积累，该经济体也能实现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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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模型的问题在于，仅依靠资本投入的生产会面临收益递减现象。机器数量越多，每增加一台机器带来的GDP增幅就越少。到某个节点后，经济体就将失去动力，停止增长。索洛对此给出过非常清晰的说明：实现持续增长必须依靠技术进步，使机器的质量或者说其生产率得到改进。然而索洛没有阐述是哪些因素在决定技术进步，尤其是刺激或抑制创新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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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上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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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新古典理论没有解释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更无法帮助我们解答与增长有关的一系列谜团，例如为什么某些国家的增长快于其他国家，为什么某些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向发达经济体收敛，而其他一些国家依然远远落后，或者在追赶途中陷入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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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的考虑都要求引入一套全新的理论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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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3.创造性破坏的研究范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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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又称为熊彼特范式（Schumpeterian paradigm），它源自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三个理念，此前却未做形式化，也未得到检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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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理念是，创新与知识传播是增长过程的核心。长期增长是累积式创新的结果，每个创新者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该理念对应着索洛的结论，即技术进步是长期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而只有通过知识的传播与整理，创新才能实现累积，否则我们将不得不重新发明轮子，好比西西弗斯那般在反复攀爬同一座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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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理念是，创新依赖激励和财产权利保护。创新来自受潜在回报（创新租金）激励的企业家的投资决策，尤其是对研究开发的投资。保障此类租金的任何措施，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都将鼓励企业家更多地投入创新。相反，危害创新租金的任何措施，如对模仿抄袭不加限制或者对创新收入执行罚没性税收，则会打击创新投资。更一般地说，创新会对制度和公共政策的正面与负面激励做出反应，是一种社会作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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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理念是创造性破坏：新的创新让以往的创新变得过时。也就是说，创造性破坏带来的增长是新旧势力之间永恒争斗的舞台，上演的剧情关系到所有在位企业、所有大型联合集团，它们总在设法阻挠或推迟新的竞争者闯入自己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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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创造性破坏给增长过程的核心带来了一个两难或者说矛盾。一方面，必须有租金来奖赏创新，鼓励创新者；另一方面，过去的创新者不能利用租金来妨碍新的创新。如上文所述，熊彼特对此矛盾的回答是，资本主义注定失败，因为不可能防止在位企业阻碍新的创新。但我们的回复是，有可能克服这一矛盾，或者说可以做到对资本主义的规制，借用拉古拉迈·拉詹与路易吉·津加莱斯于2004年出版的专著的书名来说，就是“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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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4.创造性破坏：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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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不仅是一个概念，而且是有形且可测量的现实。我们能从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出现中感受到它，如用一个国家或地区每年申请的专利数量来测算。[9]图1.1显示的是1900—2000年美国各州人均GDP年增长率与这些州每年登记的专利数量的对应变化。[10]从中可以看到创新密度与生产率增速之间呈现清晰的正相关，创新更多的州增长速度更快。[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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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测算创造性破坏的方法是深入观察新企业的生命周期，从进入、成长到退出市场。美国普查局的长期商业数据库（Longitudinal Business Database）收集的综合数据为此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出发点，让我们可以找到不同年限和规模的企业每年创造的就业数量。从表1.1可以看到，在2005年，新创企业，即成立不足一年的企业，创造的净新增就业占全美国的1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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