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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70451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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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长期序列数据的启示：安格斯·麦迪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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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与人口的持续增长是近期才发生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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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1000—2000年间，全球GDP增长了300倍，人口增幅则为23倍，或者说这期间的人均收入提高至原来的13倍。作为鲜明对比，在之前的1 000年中，人口仅增长了1 /6，人均收入水平基本维持不变。增长史的真正突破发生在1820年前后，距今不过200年时光。所以，我们今天感觉自然而然的人均GDP增长，从人类历史的大尺度来看却是非常晚近才出现的现象（图2.1）。在1000—1820年间，全球人均GDP的平均增速非常低，每年不到0.05%。而在1820—1870年，这个增速提升至0.5%，在1950—1973年更是达到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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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1000—2008年全球人均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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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Maddison Historical Studies Project（2010）,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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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伴随着人类预期寿命的延长。在公元1000年时，新生儿的预期寿命仅为24岁，其中1 /3会在1岁前夭折。转折点同样出现在1820年。这之前的预期寿命增长非常有限，全世界新生儿的平均预期寿命在1820年仅为26岁，但此后进入了指数式增长，1999年达到6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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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状况呈现与GDP极为类似的变化轨迹。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虽然出生率很高，接近40‰，但死亡率也一直很高，接近38‰，因此人口增长缓慢。世界人口从公元元年到1000年仅增长了18%，而在1000—2000年却增长了23倍。作为首先经历起飞的地区，欧洲各国也最早出现人口的显著增长。事实上，法国的人口从1750年起便明显增加（图2.2）。除法国等少数国家外，生育率直至1880年才开始下降。法国、德国与荷兰等国几乎同时出现了婴儿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现象，而在瑞典、比利时与丹麦等国，婴儿死亡率下降明显早于生育率下降。经济起飞和与之相伴的人口爆发式增长令人好奇：这两个现象是各自维持的吗？还是说GDP增长导致了人口爆炸？点燃爆发式增长的火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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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主要欧洲国家和美国的人口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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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Maddison Historical Studies Project（2010）,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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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人口变化外，人口的地理分布也在19—20世纪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19世纪初期开始，农村人口大量迁出。在前工业时代的欧洲，大多数人口住在农村，城市化率很低，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是意大利北部与荷兰。当时荷兰的城市化率达到37%，为整个欧洲之最，紧随其后的英国和比利时约为20%。意大利、西班牙、丹麦与葡萄牙等另外几个欧洲国家，由于之前几个世纪的商业发展，城市化率也突破了15%。[2]不过直至19世纪初，农村人口占欧洲全部人口的比重依然接近90%（图2.3）。[3]该比率自1800年开始下降，到1975年降至36%。[4]在1800—1980年间，居民超过10万人的欧洲城市的数量增长了4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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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1000—1975年城市人口占整个欧洲人口的百分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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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城市人口的定义是居住在超过5 000人规模以上城市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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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J. V. Grauman（1976）,“Orders of Magnitude of the World’s Urban Population in History,”Population Bulletin of the United Nations8（1976）:16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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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对经济史的量化研究几乎都集中在起飞发生以及之后的时期，也就是19—20世纪。只有安格斯·麦迪森对起飞出现之前的长期增长做了量化分析。麦迪森是重建长期国民核算工作的先驱。他的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对公元元年以来的收入水平和世界人口提供了极为详细的分析。追溯到那么久远的时代，由于数据零碎不全，当时也完全没有国民核算的概念，必须依靠各种线索和推测来计算（见专栏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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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2.1 国民账户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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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账户的数据维护直至20世纪中期才出现，但人口普查作为统治者了解其治下人口和产品资源的一种工具由来已久。实际上，政治统治者总在设法测算其管辖疆域中的财富创造情况。在封建时代，国民经济基本上限于农业，农业也就成为税收测算的基础。在1690年的英格兰，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发明了政治算术的概念，这是国民账户的前身。增加税收的愿望促使配第与后来的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尝试测算国民总收入：要么是各种生产要素产生的收入之和，要么是各种支出之和。[5]在法国，皮埃尔·布阿吉尔贝尔（Pierre de Boisguillebert）与马雷查尔·沃邦（Marechal Vauban）也采用类似的方法测算国民收入。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 1694—1774）发明了第一个从宏观经济角度包含完整国民核算体系的动态理论模型，当然，这一重农学派模型描述的经济是完全以农业为基础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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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古典经济学理论出现后，产出才成为核心概念，它是反映新创造价值的流量，而非累积财富的存量。另外，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在价值测算中除了产品还必须加入服务的观念。1929年的大萧条在确立国民核算的重要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时的各国政府在制定应对危机的政策时只有很不完善的信息可供参考，如市场指数、运输货物的数量以及制造业生产的不完整指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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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商务部要求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库兹涅茨（Kuznets）开发一套国民核算指标。为此，库兹涅茨发明了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在1934年提交给参议院的一份报告中对GDP做了估计。[7]二战推动了投入产出表的创建，基于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的研究，投入产出表被并入了国民核算中。[8]同时受英国政府的委托，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与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在约翰·凯恩斯的鼓励和建议下，也准备了一套估测国民收入和支出的办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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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方面的先驱人物则是弗朗索瓦·佩鲁（François Perroux），他于1955年在应用经济学研究院（Institut de Science economique appliquée）首先开展相关的量化分析。[10]但在二战后的30年里，关于法国经济增长真正有参考意义的研究是卡雷等人的成果（Jean-Jacques Carré, Paul Dubois and Edmond Malinvaud,1972）。[11]他们的目标是基于国民核算已经取得的进展，识别和评估GDP增长的决定因素。这项研究在几个国家并行开展，推动了战后的“国民账户核算体系”（systems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的创建。在联合国、经合组织、欧盟统计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等机构的跨国专家工作组的支持下，国民账户核算体系逐渐得到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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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森与历史数据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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