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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3.创新企业成为促进社会流动性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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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社会流动性之间的正向关联不只源于新创新者对老创新者的取代。创新企业本身就是社会流动性的潜在杠杆，因为它会培训和提升员工，特别是最缺乏技能的员工。针对2004—2015年英国数据开展的一项近期研究发现，创新企业给员工提供了重要的社会进步阶梯，包括低技能与中等技能员工：如仓储员工、秘书、保安、特种蓝领员工、运输业员工和销售员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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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描述了低技能员工的小时工资率随年龄的变化，包含被创新企业雇用（实线）和被非创新企业雇用（点线）两类。只要有至少1欧元的研究投入，就符合创新企业的定义。我们首先观察到在所有年龄段，低技能员工的工资在创新企业都显著高于非创新企业。第二个不那么惊人的现象是，无论被哪种企业雇用，员工的工资都随年龄增加，反映了他们在企业内部获得的经验带来的收益。不过，创新企业的工资随年龄提升的幅度高于非创新企业。换言之，创新企业确实给最缺乏技能的员工提供了上升的社会阶梯，因为它们给员工做了长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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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低技能员工的平均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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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A. Bergeaud, R. Blundell and R. Griffith,“The Innovation Premium to Soft Skills in Low-Skilled Occupation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19，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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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能员工（例如经理、工程师与科研人员）的情况又如何？图5.8显示，他们也获得了随时间逐渐增加的经验溢价的好处。然而，无论他们是被创新企业还是非创新企业雇用，这种经验收益的增长趋势相同，即高技能员工在创新企业工作并没有额外的收益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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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高技能员工的平均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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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A. Bergeaud, R. Blundell and R. Griffith,“The Innovation Premium to Soft Skills in Low-Skilled Occupation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19，图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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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图5.9显示的是高技能、中等技能、低技能员工的小时工资率同企业创新密度之间的关系，后者由企业的研发投资水平测算。我们再次看到，最高技能员工的工资没有随就职企业的创新密度发生太大变化（点状曲线几乎保持水平），而最低技能员工的工资随企业创新密度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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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些差异？该研究给出的理由是，最高技能员工主要是靠他们的毕业文凭和简历中展示的硬性技能来评价，而最低技能员工主要根据他们在企业中逐渐掌握的软性技能来计酬，这使后者的利益与企业的成功更加密不可分。一家企业的创新力越强，就越需要低技能员工掌握好软性技能，尤其是被视为高度可靠的员工。如果这些员工不能很好地履行其职责，则企业将遭受很大损失。这是因为企业的创新力越强，员工个人与企业其他资产之间形成的互补作用也会越强。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与非创新企业相比，创新企业的低技能员工有较高的工资溢价。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创新企业的管理者有强烈的激励提升底层员工的技能，特别是通过培训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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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不同职业类别的工资水平与企业创新密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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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A. Bergeaud, R. Blundell and R. Griffith,“The Innovation Premium to Soft Skills in Low-Skilled Occupation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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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创新与社会流动性之间的关系以非常具体的方式体现在创新企业的低技能和中等技能员工的工资变化轨迹上。而且政府也有现成的工具帮助创新企业发挥社会上升阶梯的作用，这一工具就是给职业培训提供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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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4.进入壁垒是顶层收入不平等的另一种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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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夫·乔布斯还是卡洛斯·斯利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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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增加并非来自创新，而是来自在位企业设置的产业进入壁垒，则未必会带来上述正面促进效应。进入壁垒会阻挡新创新者加入，干扰创造性破坏过程，由此可能降低社会流动性。此外，鉴于进入壁垒既会增加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又会导致社会流动性减弱，所以很可能还会造成整体不平等状况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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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做个对比，一方是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通过创新致富的典范；另一方是墨西哥商人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与政界关系密切的富豪。斯利姆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参与国有电信运营商墨西哥电信公司（Telmex）的私有化，将其改造为私人垄断企业，从中大发横财。他获利的关键是：墨西哥电信业受到的政府规制很少，尤其是不受该国联邦经济竞争委员会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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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说对增长与不平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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