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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704513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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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4.进入壁垒是顶层收入不平等的另一种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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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夫·乔布斯还是卡洛斯·斯利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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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增加并非来自创新，而是来自在位企业设置的产业进入壁垒，则未必会带来上述正面促进效应。进入壁垒会阻挡新创新者加入，干扰创造性破坏过程，由此可能降低社会流动性。此外，鉴于进入壁垒既会增加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又会导致社会流动性减弱，所以很可能还会造成整体不平等状况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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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做个对比，一方是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通过创新致富的典范；另一方是墨西哥商人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与政界关系密切的富豪。斯利姆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参与国有电信运营商墨西哥电信公司（Telmex）的私有化，将其改造为私人垄断企业，从中大发横财。他获利的关键是：墨西哥电信业受到的政府规制很少，尤其是不受该国联邦经济竞争委员会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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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说对增长与不平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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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企业高度依赖游说活动来限制新企业的进入，保护自身租金。最开始，“游说”（lobby）一词是指英国下议院的前厅或会客室，19世纪时，各种利益团体的代表来此与议员们磋商。如今，根据2017年的盖洛普年度调查，58%的美国人把游说业者的道德水平评为“低”或“极低”，远远不及银行家（给相同评分的比例为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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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在从事游说，游说活动有多广泛？在美国，游说活动每年的花费近30亿美元，而欧洲各国的游说支出则为每年约11.4亿欧元。正如康斯坦丁诺斯·德利斯（Konstantinos Dellis）与大卫·桑德曼（David Sondermann）所述，以销售额计算的最大型企业发起的游说活动最为密集。此外，游说支出较多的企业的生产率较低，但利润率高于其他企业。最后，高竞争产业中的企业相比低竞争产业中的企业，游说支出更多。[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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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项研究从意大利的数据中同样发现了企业与政客之间的联系（Akcigit、Baslandze and Lotti, 2018）。[12]如图5.10所示，企业的市场份额越高，在图中居于越靠左的位置，其雇员在基层、地区和国家层面兼任政治职位的比例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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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 市场份额与政治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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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U. Akcigit, S. Baslandze and F. Lotti,“Connecting to Power: Political Connections, Innovation and Firm Dynamic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513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October 2018），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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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自然会想到：游说是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丰富有用的专业参考意见，还是只为阻止新竞争者加入市场而施加压力？利用美国参议院和联邦选举委员会的公开档案，有研究分析了美国1999—2008年活跃的游说团体及其向竞选活动的捐助金额（Bertrand、Bombardini and Trebbi, 2014）。[13]该研究尤为关注游说者的个人背景，以判断他们是属于“专业型”还是“关系型”。对此的定义是，专业型游说者的任务集中在少数领域，由此可以推断他们在这些领域确有真才实学。关系型游说者的特点则是与某位政策制定者有特殊通道，要么源于他们属于同一党派，要么因为游说者资助过该政客的一次或多次竞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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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发现，关系型游说者的比例在1998—2008年有所提升。此外在2008年，超过3 /4的游说者并非专业型，近54%明显属于关系型，没有特殊关系的纯专业型游说者的占比不到1 /7。最后，这几位学者还指出，在共和党控制白宫和参议院的2002—2007年，与共和党政客有联系的游说者的收入平均来说比其他同行高出25%。总体上该研究认为，虽然某些游说者确实属于专业型，并为社会贡献了可能有价值的信息，可是大多数游说群体属于政治关系型，不具有专业素养。另外，即使游说者能因为专业素养而获得收入溢价，这一溢价也小于政治关系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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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游说活动大多与政治联系有关，它对不平等又有何影响？图5.11描述了1998—2008年美国各州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与游说活动密度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当游说变得足够密集时，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急剧上升。这一结果证明，游说活动的确是顶层收入不平等除创新之外的另一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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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说活动导致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增加，这根本不令人奇怪。关系型游说者能帮助在位企业维持市场支配力，继续占有租金。具体来说，游说活动不仅通过设立关税保护在位企业所在的产业免受竞争，还能支持它们拿下采购合同、轻松获取银行贷款、减轻税收负担以及获得更多公共补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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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说活动对公司税收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我们可以证明，积极开展游说的企业纳税更少（尤其是债务水平最高的企业），资本密集度较高，申报的研发支出较多。游说活动使这些企业在研发支出上能获得税收抵免，并在某些类型的设备上取得更有利的纳税折旧方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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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 1998—2008年游说支出与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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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x轴的每个点对应游说支出的特定水平，在不同年份，同一个州可能出现左右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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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P. Aghion, U. Akcigit, A. Bergeaud, R. Blundell and D. Hémous,“Innovation and Top Income Inequality,”ReviewofEconomicStudies86, no. 1（2019）: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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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来自同一数据，显示美国某个州以基尼系数测算的总体收入不平等如何随该州的游说密集度而变化。[15]当游说活动变得足够密集时，总体不平等水平显著提升。这一情形与创新对总体不平等的效应（或者说无效应，图5.5）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是我们应该预期到的结果：鉴于游说主要属于拉关系性质，它会阻挠新企业进入市场，从而削弱社会流动性，同时加剧顶层收入不平等。与之相反，创新会促进社会流动性，因此对总体不平等程度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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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来探讨游说活动对创新与增长的影响。图5.13是对图5.10的补充，用一条曲线显示企业的创新密度同其销售额之间的关系。企业的销售额越高，创新密度就越低。这张图有力地说明，随着企业获得更大的市场支配力，走向市场统治地位，它用于创新的资源变得越来越少，用于培养政治关系与游说活动的资源却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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