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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704513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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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4.领先企业或超级明星企业对新进入者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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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曾提到托马斯·菲利蓬的著述，他认为美国增长率放缓的主要原因是反垄断政策被削弱。[23]在菲利蓬看来，反垄断政策越弱势，经济中许多产业的集中度就越高，商业活力就越低，尤其是反映在新企业的创立上。他的这一观点涉及创新与技术进步的作用过程，却没有把技术与创新置于解释增长放缓的核心位置。另外有两个现实给菲利蓬的分析提出了挑战：首先，增长放缓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似乎集中在生产或利用信息技术较多的产业部门；其次，尽管租金和集中度提高可能是因为竞争壁垒，但也可能是源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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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更好的方法是把创新放到分析的核心。在本章剩余部分，我们将做两个尝试，用熊彼特式理论架构解释租金的上涨以及增长的放缓。在这一理论架构下，租金至少部分源于创新，企业根据预期的租金高低决定开展多少创新，而新的创新将使现有技术变得过时。我们的两个尝试都假设租金来自过去的创新，但昨日的创新者一旦成为某个产业部门的领先者或超级明星，就会打击所在部门的潜在参与者的创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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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领先者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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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西吉特与阿特斯首先通过一系列经验结果说明，美国经济的活力自21世纪初期以来趋于下降。[25]他们着重指出，多个经济部门的产业集中度与利润出现上升，领先企业与落后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则在扩大。另外，在特定部门已成为领先者（已积累了最多数量的专利）的企业也是继续申请专利最多的企业。这些企业出于防御目的购买数量巨大的专利，以打击相关产业的潜在进入者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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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上述事实时，这两位学者设想的世界属于如下情形：在每个产业中，领先企业开展创新，落后企业追赶。我们在第4章分析竞争与创新的关系时曾讨论过同样的范式，落后企业必须首先追上领先企业，才能考虑超越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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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学者提出的观点是，落后企业要追赶领先者变得越来越困难。原因之一是领先企业越来越善于阻止其积累的知识传播出去，例如通过防御性质的专利。于是，领先企业更愿意投资于创新，以巩固其相对于落后企业的技术优势，使后者愈发不可能追赶自己、觊觎租金。其结果是领先企业与落后企业之间的平均差距扩大。此外，生产将日益集中到领先企业手里，它们的租金随之增加，落后企业的创新激励因此受到打击。鉴于新进入市场的企业是从落后位置起步的，新企业的进入也会受到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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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革命与超级明星企业带来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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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强调了另外的实证发现（Aghion、Bergeaud、Boppart、Klenow and Li, 2019）。[26]第一个现象是，生产率增速从提升到下降的转变（图6.9）在生产或利用信息技术较多的产业部门表现更为突出。第二个现象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也更主要表现在生产或利用信息技术较多的产业部门里（图6.10）。更关键的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主要不是因为各企业内部的劳动收入份额逐渐减少，而更多反映了构成效应，即劳动收入份额相对较低的超级明星企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权重提升。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相对应的是，利润在收入中所占的平均份额逐渐提高。这一提高同样源于构成效应，也就是说，并非企业自身的利润水平增加，而是因为通常来说利润较高的超级明星企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权重提升。[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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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的故事能帮助我们理解上述三个实证发现。设想某个经济体中有两种类型的企业：超级明星企业与普通企业。超级明星企业积累了难以复制的社会资本与技术诀窍，或者发展出了强大的网络。例如，星巴克和沃尔玛这些企业采用的商业模式和物流程序都非常难以复制，更难以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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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 生产率增速与信息技术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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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A. Bergeaud, T. Boppart, P. J. Klenow and H. Li, “A Theory of Falling Growth and Rising Rents”（NBER Working Paper No. 2644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November 2019），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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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0 劳动收入份额与信息技术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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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A. Bergeaud, T. Boppart, P. J. Klenow and H. Li,“A Theory of Falling Growth and Rising Ren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644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November 2019），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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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家企业可以有几条产品线，也就是说它们销售多种类型的产品，并对每种产品开展创新，由此可以形成创新租金。通过创新，企业还可以拓展其控制的产品线的种类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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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因素会阻止单一企业控制经济中的所有产品线？答案是时间约束，以及随着企业生产的产品类型增加，需要的固定成本会超比例上升。由于时间约束，企业CEO（首席执行官）不得不把其经营的产品类型限制在一定数量以内，超出界限之后，业务成本将变得无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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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信息技术革命来了。这场革命给CEO节约了时间，扩展了企业的经营范围，即增加了企业控制的产品线的数量。然而，超级明星企业的效率比其他企业更高，它们从经营范围扩展中获得的利润增幅也超过其他企业。因此，超级明星企业的业务扩展将导致竞争对手的市场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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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期内，信息技术革命会让超级明星企业控制经济体中更高比例的产业，从而提升生产率增速。这可以解释美国的生产率增速在1995—2005年的上升，特别是在信息技术相关部门。可是从长期看，信息技术革命可能给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因为超级明星企业给其他企业造成了打击。超级明星企业一旦掌握某个产品线，其他企业对此就不会再有创新动力，原因是为击败超级明星企业，普通企业将不得不大幅下调价格，牺牲创新租金。所以，随着超级明星企业控制的产品线类型增加，普通企业将日益缺乏创新激励。由于绝大多数企业是普通企业，最终结果就是，信息技术革命造成超级明星企业掌握的产品线类型增加，整体经济的长期创新与增长却随之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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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革命对劳动收入份额与企业利润又有何种影响？相比普通企业，超级明星企业通常有更高的利润率和更低的劳动收入份额。信息技术革命会强化超级明星企业的霸权，通常将导致平均利润水平提高、劳动收入份额降低。但这也是来自构成效应。事实上，如果我们从企业内部观察，可能看到某家企业的特定产品线的利润下降，而非提高，因为很可能会有超级明星企业进入这条产品线，成为其直接竞争对手。然而，整体经济的平均利润水平却会上升，因为超级明星企业控制了更大比例的产品线，而它们的利润明显高于普通企业。[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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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对经济政策有重要启发。特别是，有利于兼并收购的政策会帮助超级明星企业成长，掌控更多的产业部门。在短期内，此类做法能促进增长。但从长期看，超级明星企业会妨碍创新与增长。因此，我们有必要反思竞争政策，尤其是规制并购的反垄断政策，使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等革新在短期和长期都能促进增长。我们赞同理查德·吉尔伯特（Richard Gilbert）在近期著作《创新很重要：高技术经济的竞争政策》中的观点（见专栏6.2）。[29]同样的技术革命有可能给长期增长带来全然不同的影响，这取决于是否有合适的竞争政策作为辅助。技术革命并非抽象的事物，而是需要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变革相结合，以决定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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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6.2 面向数字经济的竞争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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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吉尔伯特在其著作中指出，美国的竞争政策未能阻止试图收购或消灭潜在竞争对手、妨碍新企业进入的超级明星企业的兴起。[30]基于这个观察，他建议从关注价格与市场份额的静态竞争政策转向关注创新的动态竞争政策。为实现这一转向，我们必须先解决若干问题。首先，反垄断规制的主流方法是对相关市场与市场份额做出界定。这种方法禁止使企业获得垄断地位的并购行为，主要目标是防止企业提高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