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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第7章 趋同、分化与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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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阿根廷的人均GDP接近美国的40%，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当时阿根廷的人均GDP约为巴西和哥伦比亚的3倍，与日本和加拿大接近，甚至略高于法国。阿根廷在这一相对水平上维持到20世纪30年代，更准确地说，统计学上的邹氏检验表明到1938年左右才出现分化（见图7.1）。此后，该国的人均GDP同美国的相对值持续走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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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下跌该如何解释？阿根廷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发展，需要进口外国机械，并引入外国资本来支持必要的基础设施。[2]但不幸的是，着眼于农业生产和出口的这一专业化分工让该国经济很容易受到农产品全球需求波动的影响。因此，阿根廷走向衰落的时候恰逢大萧条。为避免这一衰落，阿根廷本应该让本国生产走向多样化，在更大程度上推进工业化，并投资于创新。然而，该国选择了故步自封，采取进口替代策略，而非拓展出口、正面迎击国际竞争。概言之，它未能改变自身的制度，从以积累为基础的农业经济转向以创新为基础的工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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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阿根廷的人均GDP同美国的相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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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Repenserlacroissanceéconomique（Paris: Fayard, 2016），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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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并非陷在中游的唯一国家，其他许多国家也曾看到增长起飞，点燃向最富裕国家的生活水平趋近的希望，结果止于中途。这些国家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未能加入发达国家行列，由此诞生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这个陷阱的存在说明：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发达经济体绝非一帆风顺。为避免此陷阱，各国必须找到新的增长战略，并致力于有更高附加价值、以创新为基础的生产，这是阿根廷未能完成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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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的谜团也带来了其他疑问：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趋同或分化，取决于哪些基本因素？与积累型和模仿型增长相比，创新驱动型增长依靠哪些不同的杠杆？为什么有的国家未能改变自身制度，以逃离中等收入陷阱？本章将探讨上述问题，并在最后以韩国为例阐述我们的分析。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促使之前处于追赶阶段的韩国实施制度改革，使其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改变了增长模式，成功脱离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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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导致趋同或分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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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而言在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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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的生活水平是否会趋同？图7.2和图7.3对此可以给出初步回答，这两幅图描述的是1961—2017年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与初始发展水平（以1960年的人均GDP测算）之间的关系。图中的每个点对应一个国家，位居两幅图左侧位置的国家在1960年的初始人均GDP水平较低，位居右侧位置的国家的初始水平较高。为反映1960年初始人均GDP同1961—2017年平均增速的关系，我们画出了“最小二乘法趋势线”（各点到直线的距离的平方和最小的趋势线）。在这两幅图中，该趋势线均显著向下倾斜，也就是说，初始人均GDP较低的国家——最不发达的国家——比初始更发达的国家增长更快。因此平均而言，落后国家的生活水平在向更发达的国家趋近。不过，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经合组织国家内部时，该趋势线更为倾斜（图7.2）。这说明，趋同现象在彼此类似的国家中表现更为突出，我们称之为“俱乐部趋同”现象。相反在经合组织以外的各个国家，由于差异性较大，趋同就表现得不那么明显。一方面，绰号为“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和“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亚洲经济体快速向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趋近；另一方面，最落后的非洲各国停滞不前或者增长势头疲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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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经合组织国家1961—2017年人均GDP增长率与1960年生活水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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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图包含1960年后有数据可查的27个经合组织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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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Penn World Table 9.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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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非经合组织经济体1961—2017年人均GDP增长率与1960年生活水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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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图包含1960年后有数据可查的84个非经合组织经济体。为阅读方便，没有把所有经济体的名称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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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Penn World Table 9.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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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值处在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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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趋同现象只是在平均的意义上才成立。并非所有国家的生活水平都在向最发达国家趋同，特别是，作为最发达国家的美国的人均GDP同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GDP之间的比率在持续扩大。如果说趋同确有发生，那其实是俱乐部趋同，某些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趋同，而另一些国家落到了后面。具体而言，受普利切特的研究启发（Pritchett, 1997），并利用麦迪森关于人均GDP变化的历史数据，我们可以得出表7.1，从中看到最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比率在1897—2016年间呈爆炸式扩大，从1870年的15.1倍激增至2016年的85.6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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