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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第10章 创新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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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把创新当作黑匣子来处理：某个抽象的人物投资于研发活动，按照与投资性质有关的概率，他将产生创新成果，随后申请专利并开发其市场价值。然而，现实情况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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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并非所有人都有相同的机遇成为创新者。家庭与社会环境，尤其是父母的收入水平、教育和职业等，都影响个人从事创新的倾向性。内在的创造力和天赋在个人之间的分布并不均衡，也会发挥作用。我们能否识别哪些因素对个人成为创新者的影响最大？此外，创新会在多大程度上让同一企业的其他人（包括雇员和经理人等）获得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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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创新并不等于在某个给定时刻投资于研发活动，然后就能以给定概率在将来收获成果。创新是包含若干阶段的整体过程。第一阶段通常是基础研究，即研发中“研”的部分。这些研究得出的成果未必可以用来申请专利，其主导者也未必是为了盈利动机而工作。接下来是应用研究和开发阶段，即研发中“发”的部分。基础研究的动力来自哪里？基础研究如何与更直接面向市场的应用研究相结合？什么样的制度对创新过程中的各个阶段最适用？这些将是本章试图解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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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谁会成为发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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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成为发明家的概率在多大程度上受社会与家庭因素的影响？根据本节的讨论需要，我们把发明家定义为在其一生中至少能获得一项专利的人。[1]图10.1a显示的是：一位居住在美国的人在1996—2012年从美国专利商标局获得一项专利的概率同他父母的收入有多大关联。[2]父母的收入以x轴的点表示，划分为百分位。该图展示了对应每个百分位的父母收入，有子女在其一生中至少获得一项专利的比率。图中的J形曲线说明，当父母的收入较低时，子女做出发明的概率很低，而且随收入的增加也没有多少提升。相反，如果进入收入分配的较高部分，特别是最高的20%，子女做出发明的概率随父母收入增加迅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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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美国历史数据的图10.1b则显示，父母收入与子女做出发明的概率在更长和更早的时期里（1880—1940年）有着同样的J形关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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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图10.1c利用1988—2012年芬兰的数据，再次证明父亲的收入水平与子女做出发明的概率之间存在这种J形关系。[4]这一相似性很令人惊讶，因为芬兰的受教育机会比美国平等得多。根据PISA项目（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评估成绩，芬兰的中小学教育质量非常出色：在2018年的PISA阅读测试中，芬兰在77个国家里排名第7位，美国和法国则分别排名第13位和第23位。[5]另外，芬兰从幼儿园到博士的教育完全免费提供，因此是全民可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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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父母收入水平与子女做出发明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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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a.转引自A. Bell, R. Chetty, X. Jaravel, N. Petkova and J. Van Reenen,“Who Becomes an Inventor in America? The Importance of Exposure to Innovation,”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34, no. 2（2019）:647 -713，图1A; b.转引自U. Akcigit,J. Grigsby and T. Nicholas,“The Rise of American Ingenuity: Innovation and Inventors of the Golden Age” （NBER Working Paper No. 2304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Cambridge, MA, January 2017），图8A; c.转引自P. Aghion, U. Akcigit, A. Hyytinen and O. Toivanen,“The Social Origins of Inventor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411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December 2017），图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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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J形曲线该如何解释，为什么在芬兰这样平等程度高得多的国家也能看到类似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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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与家庭因素对创新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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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释美国的J形曲线（图10.1a），我们首先想到两个因素。首先，父母的收入对个人能力有初始影响：遗传差异，表现在从事创新类职业的天赋和愿望上。此外，收入较高的父母还能帮助子女克服成为创新者的各种进入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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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展示了个人在一生中做出发明的概率（纵轴表示每千人发明家的数量）与他的自身能力（横轴表示标准化的数学测试成绩）之间的关系。其中的三角形曲线代表父母收入属于最高的20%群体的子女，圆点形曲线代表其他父母群体的子女。对这两种情形而言，成为发明家的概率与自身能力的关系均呈现J形曲线。即是说，能力一般的孩子成为发明家的概率较低，能力突出的则有较高的成功概率。图中最右侧部分两条曲线之间的差距则说明，对于有类似极高天赋的子女而言，如果父母的收入状况很好，他们做出创新的概率将大大提升。这种差距在能力普通的子女中间则并不突出。总之，该图证实了个人自身能力的重要性，同时显示父母收入状况对于天赋出众的孩子取得成功也非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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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获得专利的比率与三年级数学测试成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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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A. Bell, R. Chetty, X. Jaravel, N. Petkova and J. Van Reenen,“Who Becomes an Inventor in America? The Importance of Exposure to Innovation,”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34, no. 2（2019）:647 -713，图Ⅳ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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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区分自身能力同家庭环境对发明创造概率的影响，亚历山大·贝尔（Alex Bell）及其合作者在研究中划分出两组群体：位居收入分配顶部的20%群体，以及剩余的80%群体。[6]在此基础上，他们模拟了一种虚拟场景：三年级学生的自身能力在这两组群体中呈均匀分布。也就是说，他们假设社会环境对这些学生自身的能力没有影响。在此假设之下，他们证明两组学生在创新成就上的差异有68.8%（超过2 /3）可归因于社会背景。我们需要留意到，上述假设过于严格，因此68.8%的估计是个下限值，社会环境对子女们做出发明创造的概率的影响无疑还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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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推测，有多种影响创新的社会壁垒。首先有财务壁垒，父母收入有限会使子女在追求学业时面临不利条件。其次有知识壁垒，较富裕的父母通常有较高的教育水平，有更多知识传授给子女。最后还有文化和志向的壁垒，子女会受父母期许的目标以及父母自身职业选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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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描述环境与社会背景的影响。从地理维度看，我们观察到子女所处的就业区的创新性越强，他们后来做出创新的概率也越高。从父母的职业维度看，父母从事的产业的创新性越强，子女做出创新的概率也越高。此外，我们还发现父母与子女在创新领域上存在重合现象，创新者的子女如果能做出创新成果，其创新领域几乎总是与父母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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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关于发明的社会与家庭背景的数据中，我们能得出哪些启示？首先，父母收入水平与子女创新概率之间有明显关联，特别是对高收入父母群体。这种关联部分源于家庭背景对子女自身能力的影响，但更主要是因为下层家庭的子女从事创新要面临各种进入壁垒。另外还有明显的文化壁垒，子女的目标选择因为家庭出身而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