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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704513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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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战争的威胁与投资型政府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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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于1918年发表题为“政治作为一种职业”（Politics as a Vocation）的演讲，认为政府是“一个政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内拥有宣布正当使用武力的垄断权”。[1]从这个角度看，政府是一种政治组织，通过特定的管理结构，有能力直接或通过授权执行法律和征收税赋。政府实现此类目标的主要方式是利用军队、法院和警察等机构来维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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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秩序为什么不足以带来创新引领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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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的作用限于维护法律与秩序，则永远都不会有工业革命或增长起飞。我们可以回顾下创新引领型增长所需的三个熊彼特式杠杆：累积式的知识进步，让每个发明家能够站在巨人的肩上；对创新租金的保护，尤其是通过专利制度；创造性破坏，新的创新摧毁过去创新的租金，由此可能激起昨日的创新者对新进步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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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皇帝或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国王的绝对权威，非常符合韦伯定义的国家政府的功能。然而，这样的权威并不利于技术创新的发展。首先，大多数国民缺乏教育；其次，没有权力分立来保证生产与知识传播的自由；再次，缺乏对财产权利的保护，例如，法国的国王与贵族可以在任何时候剥夺商人或工匠们的租金。当时也没有创造性破坏，因为那样的社会必须防止个人的财富和权势变得过于强大，以至于对当权者构成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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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进化的第一步是英国在1688年爆发的光荣革命，然后是法国在1789年的大革命。其做法是通过扩大议会的权力来限制君主的权威，一些新兴经济势力可以在议会中捍卫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商业资产阶级。[2]于是出现了走向孟德斯鸠主张的分权的渐进运动，得以限制权力滥用，给经济行为人（尤其是企业主）提供保护。[3]在历史上，对租金的保护和专利体系的建立也是源于这个制度进程，专制色彩逐渐减弱，权力分享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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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同属渐进性质的步骤涉及蒂莫西·贝斯利（Timothy Besley）与托尔斯腾·佩尔松（Torsten Persson）所说的政府的财政能力，即获取税收并将其投入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等主要公共服务的能力。[4]贝斯利在致敬阿瑟·刘易斯的演讲中引用了两句话。[5]第一句出自刘易斯本人：“自动持续增长的两个条件是，一个国家有本土的企业家和公务员队伍，以及充分的储蓄和纳税能力。”[6]第二句出自约瑟夫·熊彼特：“人类的财政史是人类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持政府必须抽取的经济血液，以及这些资源被用到哪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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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描述了18个国家的财政能力随时间的演变。[8]每条曲线都代表采用特定税收工具（所得税、代扣所得税、增值税等）的国家的占比变化。例如，S形的实线表明所得税逐渐被18个国家采用，与某种通用技术的普及曲线类似（见本书第3章）。一开始，很少国家实施所得税。此后，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出现明显起飞，直至样本中的所有国家都采纳。代扣所得税在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虚线）以及增值税在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头10年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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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各国都逐渐决定开征这些税收？下面我们尝试做些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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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18个国家的财政能力的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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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的国家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丹麦、芬兰、爱尔兰、日本、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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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T. Besley and T. Persson,“Taxation and Development,” inHandbookofPublicEconomics, ed. A. J. Auerbach, R. Chetty, M. Feldstein, E. Saez（Amsterdam:Elsevier, 2013）, vol. 5,51 -110，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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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公共教育投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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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2章指出，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促进了工业起飞。国家竞争对政府的作用和组织的演化也发挥了作用。长期以来，军事竞争一直是各国政府提升财政能力和投资公共服务的主要动力。[10]公共教育的发展就完全不属于自发性质，在许多国家，公共教育的出现都来自战争和战争威胁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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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案例：从色当战役到朱尔·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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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教育体系是在普法战争的色当战役后发展起来的。法国在1870年9月的这场战役中惨败，拿破仑三世被俘。次年2月，德国夺走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一刻骨铭心的败局引发了法国教育体系的革命。1870年之前，法国的教育落后于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11]大多为私人学校，由教会管理。在当时依然以农业为主的法国，教师通常由本地的神父或者某位识字的村民兼任，教室在乡间建筑或庭院里临时借用。因此，大多数国民依然是文盲。1863年，相当于全体人口1 /5的750万法国人还只会说自己的方言。统治精英很清楚这一教育缺陷，拿破仑三世于1863年任命的教育部长维克多·杜卢伊（Victor Duruy）建议开展全面改革，并大规模投资于教育体系。但此建议并没有引起重视，直至色当战役失败、拿破仑三世垮台后，新生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教育部长朱尔·费里才把杜卢伊主张的全面改革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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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里的改革颇为激进:1881年，学校实行免费；1882年，对6~13岁的全体儿童推行义务教育；1883年，要求有至少20名适龄儿童的村庄必须设立学校；1885年，政府制定了提高教师待遇和加强学校建设及维护的宏大投资计划。教育扩张成效显著，法国新设立了17 320所学校，扩建了5 428栋学校建筑，8 381所学校得到翻修。[12]这些改革不只为全体法国儿童提供了免费义务教育，还通过教师培训计划保证教学质量。此外，学校教育的内容也做了彻底修订，突出阅读、拼写、历史、地理和公民教育等内容，并且给年轻人树立爱国主义。结果不仅降低了国民的文盲率，更重要的是还培养了学生以通用法语阅读、推理和交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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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案例：从《神奈川条约》到明治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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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3—1867年，日本被德川幕府的将军们统治。这一时期的政权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经济对外封闭，教育仅限于极少数武士精英阶层，并且以儒学修养为核心。1853年，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派遣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不完全开放国际贸易，就将面临战争。为强化威胁，美国人的战舰进逼到日本海岸。在威逼之下，日本于1854年签订了《神奈川条约》，允许西方国家的船只进入下田和函馆的港口，以获得补给。这一羞辱成为广泛的政治与教育改革的催化剂。1868年，德川幕府倒台，反叛方拥戴明治天皇执政。新政府决定大规模投资国家和教育体系的现代化。1872年，对全体儿童实施四年制义务学校教育，同时建立起全国性的教师培训体系。另外，儒学教育被淡化，更多强调科学。这场改革结出了硕果：在1865—1910年间，日本的男性识字率从35%提升至75%，女性从8%提升至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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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日本的案例表明，军事竞争可以促进教育体系的进步。这一推测能否得到更普遍的证明？回答是肯定的。阿吉翁等多位学者2019年的一项研究收集了166个国家在1830—2010年的年度数据，测算了学校入学率随战争或军事威胁（以邻国领导人发表的演讲的敌对程度来代表）而上升的幅度。[13]研究结果表明，一国对教育的投资确实会因为军事威胁和竞争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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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一个国家增加公共品投资而言，战争威胁总是必不可少的吗？好消息是，贸易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市场上对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可以取代军事竞争，成为制度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关于各国现状的透明易得的信息，加上对教育和医疗等指标开展的国别比较，同样能发挥竞争标杆的作用，推动体制变革。例如来自东南亚各国（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的竞争，无疑成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的催化剂，使中国把重心从军备发展调整到经济建设上。就法国而言，法国各大学在上海高教排名上的失色表现推动了对大学体系的广泛改革，2010年发起的“投资未来”（Investment for the Future）计划包含了对各所大学的大规模公共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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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 DARPA模式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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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是各国促进创新引领型增长的又一类工具。产业政策的合理性有多方面理由的支持，尤其是在航天等固定成本极高而需求极不稳定的产业，有必要对资源和参与者加以协调（见本书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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