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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悖论 第8章 眼见并非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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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瓶颈在哪里，问题的重要性如何，只要沿着这样的思路来思考，一个更有效的发展策略离我们就不远了，因为这个策略是建立在狐狸式的现实主义之上的。这就像你有一辆开不动的老爷车，你给它一副新的挡泥板，新的车头灯，一层新油漆，还有一个更强劲的引擎，这辆车是好看多了，但是能不能跑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也许，这时候我们常常需要回归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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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国际经济研究获得诺贝尔奖的剑桥大学老师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在1960年3月带领一小组经济学家来到英国殖民地毛里求斯（Mauritius）。这个岛国正在为它将在1968年宣布的独立做准备。这个国家独立后，就得不到伦敦的支持，英国人为它的前景担忧。这个岛国的英国总督邀请左派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崇拜者米德来考察当地经济，就它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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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是一个现实而有常识的经济学家，他最后提出的建议也反映了他的务实主义。但是，在他的毛里求斯之行30年后，发展经济学已经面目全非，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至上的观点占了主导地位。米德和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的中心论点是，要进行的改革要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政府要积极采取措施来推动经济结构的彻底转变，但30年后，这些观点全都靠边站了。直到最近，这些旧观点才重新获得重视，成了指导发展策略的方针之一。这一章要讲述的是这些旧观点失而复得的奇特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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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毛里求斯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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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是位于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以东560英里的一个非洲岛国。岛上住着的主要是非洲人（克里奥尔人，Creoles）、印度人（印度裔毛里求斯人）、法国人（法裔毛里求斯人）和中国人（华裔毛里求斯人）的后代，各种民族、语言和宗教汇集在一起，让人眼花缭乱。米德去的时候，这个国家非常穷。经济完全依靠蔗糖生产，这个行业雇用了超过全国1/3的劳动力，生产的产品是这个国家唯一的出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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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峻的是，这个国家还面临着人口爆炸的威胁。在殖民时代的公共卫生政策指导下，疟疾被消除了，人口增长率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每年1.5%飙升到米德访问时的3%。据估计，到20世纪末，这个岛国的人口将由60万增加到300万。米德当时写道：“这个前景不堪设想，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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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长的人口会对有限的耕地造成沉重的压力，降低居民生活水平。蔗糖还有其他农产品的生产过程永远也吸收不完越来越多的劳动力。移民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内投资又受到国内储蓄过低的限制。岛国上的民族、社会分化使得这些难题根本就无法解决。米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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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毛里求斯现有的态度，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情形会发生在现实生活里：一个有生意头脑的人（这个人可能是中国人）管理一家由一个富人（这个人可能是印度人）出资建立的公司，公司生产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工程师（这个人可能是欧洲后裔）设计出来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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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米德很悲观，但是他没有放弃。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利用劳动力密集的轻工业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他政策的核心是限制加薪，以免妨碍这些行业在毛里求斯设厂的积极性。另外一个核心是政府要努力促进新行业诞生。这个岛国上本来没有什么工业，他们要从头开始，这就需要政府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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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建议成立一个工业发展局，这个新机构要通过和私人企业界共同协商，寻找新的投资机会，给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企业减免税收，及提供其他的经济激励。他主张成立有良好基础设施的工业园，供工厂和小作坊低成本租用。米德认识到毛里求斯能够通过向全世界出口来克服国内市场太小的不足，就像东亚老虎们开始时那样。但是他认为，“萌芽状态”的工业在能够独立竞争之前需要小心栽培。他建议用适度的高关税来保护新兴工业，使它们不受外国进口商品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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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知道，只有经济多元化，新工业不断成长，毛里求斯才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个岛国的经济不是注定要依赖一个单一作物，它可以进入制造业，解除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为未来发展打好基础。他也知道，这样的转变不是自动发生的，需要政府的协助。市场力量和促进新工业发展的政府政策是互补的。工业政策是整个发展规划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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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虽然没有开门大吉，最后却成为非洲少数几个成功案例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纺织品和服装代替了蔗糖成了这个岛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充满活力的民主政治体系缓解了即将爆发的民族矛盾。人口爆炸的噩梦没有出现。高速经济发展不但创造了就业机会，还降低了人口出生率。2000年，这个岛国的人口还是只有120万，离米德预测的300万差远了。这个国家成了一个中等收入国，收入水平和东南欧的国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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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米德的建议没有被完全采纳，但是他设计的策略功不可没。最为明显的是，毛里求斯政府发现很难限制工资，因此他们通过慷慨的社会福利计划和全国性的工资谈判来求得社会安定。此外，工资谈判还提高了工会的影响力。米德提倡发展工业的建议成了未来10年的国家政策。在贸易保护和政府经济激励下，到20世纪60年代，一大群面向国内市场的轻工业生产商诞生了。从1970年开始，政府鼓励企业出口，主要是服装出口，政府推行的出口加工区计划与税收优惠，原材料进口免税，松懈的劳工法等措施相结合，取得了很大的成功。20世纪80年代的货币贬值进一步推动了工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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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国内市场和面向国外市场的两大工业阵营共存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出口加工区蓬勃发展，出口飞速增长，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毛里求斯还是世界上保护最森严的经济体之一。受保护行业的表现没有出口加工区的好，但是，在米德预料之内的是，它成了为现代工业培养企业家不可缺少的摇篮。推动出口加工区不断发展的不仅是外国投资者，本国资本和企业家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和其他国家相似的特区相比，毛里求斯的独特之处在于本国投资者和企业家的参与率很高。这也是它比模仿它的其他国家成功得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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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毛里求斯经济开放，制造业基础雄厚，但是它面临着如何进一步实施多元化的挑战。国内工资水平不断提高，来自国际市场上低成本生产国的竞争压力不断加强，成衣业不能再推动经济向前发展了。我们需要一个新策略来刺激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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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现代版的詹姆斯·米德会出什么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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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主义掌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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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德发表他的报告后几十年，经济学家对发展政策的看法发生了奇怪的转变。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大多数研究不发达国家（那时候的名称是这样的）的经济学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萌芽状态的工业需要保护，政府能够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当时对市场和全球经济的影响存在着很多，甚至是过度的怀疑。当时最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比如说威廉·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和阿尔伯特·赫斯曼（Albert Hirschman）都为此进行过辩论。但是，如果说自由贸易和缩小政府规模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佳办法，他们中恐怕没有一个人会同意。我们都看到了19世纪发生的两极分化，这里的教训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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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80年代，北美的经济发展专家和他们的追随者完全改变了立场。政府的角色从经济发展奠基人变成了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绊脚石。国际分工也由威胁变成了救世主。在20世纪90年代，正如我们在第7章看到的，对资本自由流动的狂热支持又加入了这个队伍。这些言论赋予了像世界银行这样的发展机构新的使命，改变了它们给各国的政策建议。这套修正主义言论最先是以《华盛顿共识》为名发表的。在1989年，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创造了这个词，这个词原本用于描述当时拉丁美洲国家正在进行的改革中共有的一些因素。威廉姆森最先列举了10项不同的改革，改革重点在于撤销监管、贸易和金融开放、避免货币估价过高还有财政自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华盛顿共识》变得越来越教条主义，成了超级开放派的口号。威廉姆森对金融全球化一直持怀疑态度，但让他恼火的是开放资本市场很快也成了这套言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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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没有什么人还记得威廉姆森具体提了那些建议，但是每个人都知道3个词概括了《华盛顿共识》的精髓：稳定、开放、私有化。威廉姆森是一个温和派的经济学家，大家却认为他是“新开放主义教条”的创始人而对他诸多批评。20世纪90年代，我在发展中国家旅行时发现当地的决策官员，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决策官员，带着一种狂热的态度来接受这些教条，把它们当做拯救经济的唯一手段，这种情况使我感触良多。东亚人对于价格的推动力和世界市场怀着一种务实的敬意，在这里这种敬意变成了一种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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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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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共识》备受追捧是因为它的道理很简单：全球化的力量会将发展中国家从贫困中解放出来。但是这套理论的追随者没有推广中国和其他国家为发展本土工业采用的兼容、务实策略，他们只强调全球经济开放的重要性。他们的论点是，贫困国家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国内市场狭小，政府限制贸易的措施让市场没有效率。他们的观点是，让这些国家向国际贸易和投资敞开大门，贸易的水涨了，这些船也高了，它们也就脱离贫困了。现在我们说的不止是相对不起眼的提高效率，虽然一般理论都认为这是贸易带来的主要效益，我们说的是快速向富裕国家的生活水平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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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在哈佛任职的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和他的合著者安德鲁·华纳（Andrew Warner）发表的一篇文章标志着这个神化运动的开始。这篇文章很长，叙述也很详尽，它记载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的细节以及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但是，文章的中心是一个结果出人意料之外的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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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斯和华纳将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开放国际贸易的国家，另一组则是闭关自守的国家。他们的主要发现是，从长期来看，前一组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以人均收入来衡量）比后一组国家要高2.45%。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这意味着一个年增长率为2%的发展中国家，只要开放国际贸易就可以把增长率翻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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