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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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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确定论和理性主义思想主导了理论经济学,但是许多经济学家却对此深感不安。本章是对这种狭隘的“高理性”思维的一个反应,它指出经济中存在着根本的不确定性。我们根据预测或预期采取行动,因此我们的预期创造了正在试图预测的世界。没有关于他人的预期的知识,或者没有关于每个人都知道他人的预期的知识,任何一个行为主体的预期在逻辑上看都是不可能形成的。所有其他人的预期也是这样。因此,理性预期就成了一个可疑和脆弱的假设,而现实世界则受到了根本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这种不确定性意味着,经济行为是建立在主观信念的基础之上的,而主观信念是涌现出来的、共同进化的、不断变化的、相互加强的、相互否定的、会衰变的。我认为,经济学应该承认并接受这样的主观推理,并以之为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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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原本是我于1999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当爱因斯坦遇见马格利特”研讨会上的一次演讲,它里面有一些例子曾经出现在本书其他章节中。本章最初发表于那次会议的文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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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科学发展史可以说是决定论和确定性一步步丢城失地的历史。许多在20世纪初时仍然像机器一样真实、客观和确定的东西,到了20世纪中叶,已经变得像幻象一样不可预测、主观和不确定了。20世纪初用来定义科学的那些性质,如预测能力、清晰的主客观区别等,都不能再定义科学了。“科学后的科学”已经失去了它的“清白”,但这恰恰说明,“科学后的科学”成长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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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是确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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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吗?是的,我相信它是的。经济学肯定是一整套得到了合理论述的知识。然而不同的是,直到最近这几年,经济学仍然保持了它的确定性,或者说它的“清白”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所以我们必须问:莫非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本质上就是不确定性的和非决定论的?抑或经济学也正在失去其“清白之躯”,也将加入其他“复杂性”科学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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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后者是对的。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经济学中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门科学正在失去其僵硬的决定论立场,长期占支配地位的实证主义思想对它的影响也正在削弱。机械性更少、有机性更多的方法正在步入经济学的舞台。在这个演讲中,我将从我自己的角度来阐明这种确定性的丧失。我将论证,经济中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我将证明,经济学中以往明确的主体/客体区分,其实是模糊不清的。我将力图阐述清楚,经济不是一台巨大的机器,而是它的行为主体的一个建构物。所有这些,都不是“可怕”的“异常”现象,而是经济的自然属性。如果我们承认它们,我们就可以将经济学建成一门更加强大的、而不是更加羸弱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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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让我从源头说起。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主要源于18世纪一些伟大思想家的思考,其中特别是来自英国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思想。1733年,作为启蒙浪潮的其中一个高峰,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的《人论》总结了启蒙思想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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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自然都是艺术,只是你未曾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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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偶然都有方向,只是你没能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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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不谐,都是你不理解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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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局部的恶,都是整体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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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傲可鄙,只因它不近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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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存在皆合理,这就是清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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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这种语境下,“艺术”意味着技巧,即意味着技术或机制。所以,蒲柏说,我们在自然界中看到的一切复杂的奇迹,实际上是一台巨大的机器,一台像他那个时代的机械钟表的机器。所有看上去复杂的、偶然的东西,背后都有自身的运动方向。所有看上去复杂的、无序的东西,都有隐藏的简单性,就像开普勒和牛顿等人看到的行星运动一样。所有对每一个“神的造物”有不利影响的,都以某种无法言说的方式有利于整体的利益。最后,蒲柏引用苏格拉底的名言说:“凡存在皆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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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仅仅是蒲柏一个人的观点。在亚当·斯密长大成人的那段岁月里,类似的话语充斥着思想空间。在他的《国富论》中,斯密继承和发扬了这种思想。在这部巨著中,斯密阐明,商人和制造业者、屠夫和面包师等人复杂多样的经营活动背后隐藏着简单的逻辑:经济其实是一门“艺术”,只是它的原理隐而不彰。个人的私利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促进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因此,“凡存在皆合理。”两个世纪之后,科学哲学家雅各布·布罗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指出,经济学从来没能从18世纪强加于它的致命的“理性结构”中恢复过来。然而,传统经济学继承的不仅仅是斯密的理性结构。在经济学的传统思想的历史深处,还继承了经济就是一种艺术的观念,即经济是一台巨大的机器,只要我们理解了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我们就可以预测它的整体行为。当然,在25年前,当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读经济学时,许多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也曾那样想过,建立经济学的大统一理论是有可能的。从理性人类行为的公理出发,就可以构建出消费者理论;从消费者理论和相应的厂商理论出发,就可以构建出内在一致的微观经济学;而从微观经济学出发,就可以构建出关于经济总体的理论,即宏观经济学。所有这一切将构成一个关于经济的大统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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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还原主义的宏图伟业,从最底部的组件开始构建整个理论大厦,却有两个难解的问题始终挥之不去:第一,经济依赖于人类,而非依赖于有序的机器组件,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情感和偏好;第二,经济中的技术是不断进化的。技术会破坏“整洁性”,因为它使经济持续变化。在经济学中,人类行为是利用“经济人”这个工具加以“巧妙处理”的。“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能够以完全演绎的方式推断出有明确定义的问题的解。至于技术进化,则更难“巧妙处理”,因此不是被忽视,就是被视为外生的。因此,为了得到一个有序的、可预测的理论,经济人,即行为主体,必须只对有明确定义的问题对象进行操作。无论是行为主体,还是要解决的问题,都不得有任何模糊之处。明确定义的问题才有明确的解,而且得到的解将成为下一个聚合层次的理论的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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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方法可以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当问题涉及了不止一个决策者并涉及了任何程度的复杂性时,这种方法就会遇到困难。然后就必须“英勇”地做出大胆的假设,否则良好的定义就不复存在,行为主体和问题就会变得模糊,而不确定的“口袋”就开始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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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飞时段选择”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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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举一个例子,说明上述方法在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微观经济学的语境下的典型含义。这个例子是我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产业组织文献中选择出来的。[1]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有一个飞机场,24小时都可以供飞机起飞,有许多航空公司,比如说20家航空公司,都在利用这个飞机场,它们必须决定让自己的飞机在哪个时间段起飞,如从拉瓜地亚机场去华盛顿。当然,不同的航空公司有不同的偏好。它们知道自己的偏好,并准备预定适当的起飞时段。所有选择都是一劳永逸的,一经选定就一直适用。在他们真正想要起飞的地方,与不要太接近其他航空公司所选择的这两个起飞时段之间,存在着权衡。在每一个合格的经济问题中,都总是存在权衡问题。所以,给定航空公司的偏好,他们会选择哪些起飞时间,这就是要解决的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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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里的情况说成是确定的,也许有人会觉得有些不对劲,因为它看上去挺复杂、挺不和谐的。但是,在这种不和谐的情况下找到一个和谐的解,正是我想向你们展示的经济学中的现代启蒙方法的精要所在。这种现代方法被称为理性预期。我先将它讲清楚,然后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去分析它、拆解它,使它露出不确定性的端倪。下面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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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性预期方法中,首先假设我们知道各航空公司提交选择的顺序。现在不妨先看一下第20家航空公司的选择,想象一下它的推理过程:“只要知道前19家航空公司将选择什么,我会知道我自己想选择什么。”因此,无论任何前19家航空公司的选择是什么,我都知道自己将选择哪个起飞时段。对于第20家航空公司来说,这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那么,第19家航空公司会怎样选择?第19家航空公司在选择时,知道前18家航空公司的选择,能够计算出自己应该怎么做。给定第20家航空公司,将根据其他18家航空公司和第19家航空公司的选择,来选择一个最佳起飞时段。接下来,第18家航空公司又会怎样选择?没问题。第18家航空公司知道前17家航空公司的选择是什么,知道第19家航空公司将会怎么做,也是可以解决这个最优选择问题的。因为第19家航空公司将会做出自己的最佳选择,而第20家航空公司也将基于第19家航空公司的选择结果,做出自己的最佳选择。复杂吗?这是挺复杂的。但是你可以通过逆向演绎法,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过动态规划以相反的顺序搞清楚这里的逻辑,并推断出所有20家航空公司将如何做出自己的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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