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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经济学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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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历史学家们，如罗伯特·福格尔、大卫·兰德斯以及道格拉斯·诺斯，都认为富裕国家目前之所以富裕是因为多少世纪以来，它们设计出了使人们能够改善其生活物质状况的制度。这是一个较深刻的解释。它认为：富裕国家的人们之所以采用更为先进的技术工作，更加健康，寿命更长，受到过更好的教育，想出更多能促进生产力的点子，是因为能让他们安身立命的社会中的制度允许甚至鼓励这种全经济体范围内的要素积累，包括机器设备、运输设施、卫生、技术、理念以及理念所带来的成果。这种生产资本的积累只是经济繁荣最直接的原因，而真正的原因正是制度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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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以将这一概念再揭开一层，来看看当今富裕国家的“先辈们”是为何又是如何改革他们的制度，使得促进繁荣的这些直接原因得以激增。你甚至可以问，究竟是制度起了作用，还是统治者们开明的政策导致了这种激增。然而，这些政策并不是凭空出现，而是在制度的范围内经过商讨和审议出炉的。一项被设计出来的政策也不会真的给国家带来繁荣，除非制度本身有能力去执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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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进退两难的局面对于今日的贫穷国家来说，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它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制度？应当鼓励它们的政府遵循什么样的政策？着手上马超大规模的项目（钢铁厂、石化厂、土地改革、公共卫生计划、免费教育）并没有什么意义，除非这个国家的制度本身具有限制腐败和浪费的制衡手段。这就将我们带回到刚才提到的问题：那些促进了今日富裕国家经济发展的制度，是如何被建立起来，并且得到普及的呢？尽管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上最出色的经济史学家的广泛关注，但它仍然悬而未决。在下一章中，我将向大家展示，为何从根本上来说，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事实上是很困难的（我想，这本身就是更深入的理解吧）。考虑到这些困难，在我们试图理解为何贝基的世界和德丝塔的世界的生活水准如此不同时，最保险的方法就是，把制度看作那个解释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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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英语大词典》将制度一词定义为“一个民族的政治生活或社会生活中已经确立的法律、风俗、用法、惯例、组织，或其他的要素”。我们将遵从这个定义的指引，但又会将其重新解释，以此来强调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对于制度一词，我认为它不算严格的定义是，能够管理集体行动的一些安排。这些安排不仅仅包括法律上的实体，如贝基父亲就职的事务所，还包括了德丝塔父亲所参加的社区保险计划；它们包括贝基一家购买商品和服务的市场，还包括德丝塔一家所属的乡村网络；它们包括贝基世界中的核心家庭，还包括德丝塔世界中那种充满权利义务的、广泛的血缘亲族系统；它们还包括了两个世界共有的主导实体，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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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度是由管理集体行动的准则和权力结构所决定的；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制度也是由其本身和外界之间的关系决定的。为全体职员所制定的规章（谁应该完成什么任务，谁对谁有管辖权力，等等），并不仅仅对公司的成员起作用，它同样会对外部人士起作用。例如，富裕国家都有关于工厂工作环境的法律。而且，环境保护规章也限制了工厂对污染物的排放。在每个社会，各个层面都被不同的准则所覆盖。有些准则在其他的准则之下生效，很多准则都有法律效力，而其余的那些，最多不过是一些默认的协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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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管理它的准则，以及成员是否能遵守它。每个国家行政事务的行为准则都包括诚实，但在实践中，政府和政府之间有巨大的差异。社会科学家们为公共官员中的腐败现象建立了指数。其中的一个指数就以私营公司根据其实践，对人们为了办成事情而需要向官员们行贿的理解为基础。该指数（见表1）以1（高度腐败）至10（高度清廉）来衡量，大多数贫穷国家（非洲国家和东欧国家位于最差之列）都低于3.5，而大多数富裕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位于最佳之列）都高于7。过去曾有人提出，公共官员收取贿赂有助于提高国民收入，因为这为经济交易起到了润滑作用。在贫穷国家中是这样的：如果你不“出血”的话，就无法办成事情。但腐败并不总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罪恶。在一些贫穷国家中，腐败现象并不明显。行贿使生产成本提高，因此产出会变少。受害的则是国民们，因为他们需要支付的价格要高出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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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们推测，政府的腐败与人们所面对的法律实施上的延迟有关。这种观点是说，延迟是引起行贿行为的一种方式，而行贿可以缩短法律上的手续。一份合同得到强制执行的时间，富裕世界中平均需要280天，在贫穷世界中则需要415天。腐败现象也可能与政府的低效相关。注册一个企业，在贫穷世界中平均需要66天，而在富裕世界中仅需27天。在贫穷世界中，注册财产平均需要100天，而在富裕世界中这个数字是50天。一些经济学家们认为，贫穷国家的政府官员们“制造”了长长的队伍（这就是政府的低效率），如果申请者想要“排队加塞”，就可能会向政府官员们行贿（这就是腐败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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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政府腐败、低效率，以及对法治的漠视化为我们一直在这里研究的宏观经济数据呢？它们在全要素生产率中都有体现。其他条件不变，一个拥有腐败或低效的政府的国家，一个对法治不尊重的国家，其全要素生产率会低于一个政府较少受到这种缺点困扰的国家。一些学者将这些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可以量化的要素，称为社会基础设施，还有一些学者称其为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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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属于主导实体。人们是在制度中相互发生作用的。一个更加浅显的概念是人们之间的约定。约定的可能性导致了经济生活的本质问题。我们下面就来研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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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经济学 第二章 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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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一下，有一群人发现了一个对彼此都有利的行动方案。在最高层面上，这有可能是：一国国民看到了接受宪法给他们国家带来的好处。在地方层面上，这个任务则有可能是在下列事项中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维护一种公有资源（灌溉系统、牧地、沿海渔场），修建一项可以共同使用的固定资产（穿过分水岭的排水渠），在政治活动中协作（公众参与、游说议会），在商品的购买和交接无法同时进行的情况下做生意（信贷、保险、雇佣劳动），步入婚姻殿堂，建立一个循环储蓄和信贷互助协会（社区保险计划），发起一项互惠性安排（当你需要的时候，我帮助你，这意味着当日后我需要的时候，你也要帮助我），沿用一种惯例（互相寄发圣诞卡片），创建一种合作关系来为市场生产产品，进行一项即时交易（在柜台购物），等等等等。还有一些互利的行动方案，彼此之间彬彬有礼就是其中一例。这些行动方案从各种充满公民意识的行为模式——诸如不乱破坏公共空间和更加遵纪守法——到对他人权利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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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再设想一下，这些人达成协议，以某种形式成本共担，利益共享。在最高层面上，这种协议可以是国民之间达成的、共同遵守他们的宪法的一项社会契约。它也可能是要求彼此之间彬彬有礼的一种默许的协议，例如尊重他人的话语权、生存权，等等。这里我们将考虑就商品和服务交易所达成的协议。有些情况下，这种协议是建立在一方为另一方所制定的、“接受或放弃”式的格式合同基础上的（就像贝基的母亲接受她请来的管道公司所设定的那些条款时那样）。在其他情况下，还可能涉及讨价还价的过程（就像德丝塔的母亲在当地集市上购买房间装饰品时的情形，这种集市和中东地区的“巴扎”没有太大区别）。在这本书的后面（第四章），我们将研究贝基一家所光顾的市场中，价格的一个理想化的版本，在这个市场中，买方和卖方同样面对“接受或放弃”式的出价。但我们并不会去研究，当讨价还价存在的情况下，价格协议是如何在贝基或德丝塔的世界中达成的；我们也不会去探讨谈判过程中可能援引的公平原则。这些问题的研究将会把我们引入议价理论——博弈论中一个优美而高难度的分支。作为替代，我们将提出一个与贝基和德丝塔的世界更为相关的问题：在何种情况下，达成协议的各方将会彼此信任对方能够遵守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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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让自己说的话被别人相信，你的话就必须是可信的，因此仅有口头承诺是远远不够的。（注意到，我们会提醒别人——还有自己——不要去“盲目地”信任别人。）如果各方想要彼此信任对方能够遵守诺言，就应当将事情做出如下的安排：（1）在达成一致行动方案的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如果其他各方都准备遵守承诺，则每一方遵守承诺也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2）在达成一致行动方案的过程中的各个阶段，每一方都应当相信，其他各方都会遵守承诺。如果这两个条件都达到了，就会形成一个关于“该协议将会被遵守”的信任体系，而且该体系是自我强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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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条件（2）是无法单独成立的。这种信任应当被证明是合理的。而条件（1）则提供了这一合理性证明。它为大家都应该从原则上相信该协议将会被遵守提供了一个基础。一个包含多方的行动方案如果满足了条件（1），就可以被称为纳什均衡——这是为了纪念数学家约翰·纳什，《美丽心灵》这部影片的原型，他证明了这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空洞概念。（纳什证明了，该条件在现实情况中可以被满足。）然而，我这样阐述条件（1）并不是因为纳什的缘故，而是因为约翰·哈桑尼、托马斯·谢林及莱因哈德·泽尔滕这三位社会学家，是他们改进了纳什均衡的概念，使得它能够应用在纳什自己阐述的条件不能满足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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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条件（1）同样是无法单独成立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每个人都认为，其他所有人都会以机会主义方式行事，那么为了各自的利益，每个人都会以机会主义方式行事。在这种情况下，不合作也是一种纳什均衡，这意味着一个关于“该协议不会被遵守”的、自我强化的信任体系形成了。说得略微非正式一些，纳什均衡就是各方的一套行动方案（行动策略，如果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其中，在其他各方均能遵循自己的行动方案的前提下，没有任何一方有理由偏离其行动方案。作为一个普遍原则，社会中存在的纳什均衡的数量会多于一个。有些能够达到预期的结果，有些则不能。每个社会所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去建立这样的制度：在该制度下，条件（1）和条件（2）能够适用于保护和促进其成员利益的约定。当我们研究经济学对于国家的理想角色的看法时（第八章），关于这些利益，我们还有很多要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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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条件（1）和条件（2）结合在一起，则需要各方之间大量的协调行为。为了探寻能够预期达到哪一个纳什均衡（如果真的可以预期有纳什均衡能够被达到的话），经济学家们对非纳什均衡中人们的行为进行了研究。这是要用模型表示出人们对下列内容形成信念的方式：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转的，人们的行为方式是怎样的，以及人们是如何在自己观察的基础上来修正自己的信念的。这是要跟踪这些信念的形成模式所带来的结果，以此来检验，该模型是否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趋近于纳什均衡，或是否以其他方式运行而不趋于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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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富有挑战性的研究计划已经得出了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假设在某个地区的经济环境中存在不止一个纳什均衡，那么哪一个均衡将被预期达到——如果这个经济体最终将趋于均衡的话——则取决于人们在过去的某一时点所持有的信念。这还取决于人们从过去的这一刻开始，是如何在自己观察的基础上，修正自己的信念的。但这却是用另一种方法来表达历史是在起作用的。我前面提到的那种叙述式的实证经济学，在这里就变得不可或缺了。模型的建立、对与模型相关的数据所进行的统计学检验，以及史实性叙述，必须协同性地发挥作用，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的社会性的世界。不幸的是，对于非均衡行为的研究会将这篇专述拖得很长。因此我只是不时地提及这方面的内容。幸运的是，我们将会发现，对均衡行为的研究会给我们带来莫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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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开篇，我们看到了相互的信任是合作的基础。考虑到我们已经了解了纳什均衡的多元性，就让我们来问问，什么类型的制度能够对合作关系起到支持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将人们互相做出可信赖承诺的背景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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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经济学 相互之间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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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这样一种情形：人们彼此之间怀有关爱之心，而且人们互相关爱的事实也广为人知。家庭是以感情为基础的制度中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违背对关爱自己的人所许下的诺言，会使我们感到伤心。因此我们都试图尽量不这样做。然而在有的时候，就连家庭成员们也会受到诱惑而做出不当的行为。由于住在一起的人们可以彼此紧密注视，不当行为被捉到的风险是很高的。这就对家庭成员的不当行为起到了抑制作用，即使这种诱惑非常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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