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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经济学 互相矛盾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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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是几十年来的老生常谈了。如果与之有关的争论继续保持尖锐，那也是因为两个对立的实证角度造成了这种情况。一方面，如果我们着眼于自然资源的一些具体实例（净水、海洋捕鱼业、作为碳氧化物排污“下水道”的大气层——概括地说，就是各个生态系统），那么就会有很充分的证据表明，我们目前开发利用它们的速率绝非可持续性的。在20世纪中，世界人口增长了4倍达到60亿，工业产出增加了40倍，能源使用增长了16倍，产生甲烷的牲畜头数的增长速度与人口增长齐头并进，捕鱼量增长了35倍，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则增长了10倍。氮元素在陆地环境中的应用——肥料、矿物燃料以及豆类作物的栽培——目前至少已经与所有自然资源的应用总和相当。生态学家估计，由陆地光合作用所产生的净能量的40%，已经被“挪作人用”了。这些数字显示了我们存在于地球之上的规模，并显示出人类已经在短短的一个世纪之间，给自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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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有人则提出，贝基世界的前人们为了给贝基的父辈留下获得高收入水平的能力，而在科学技术、教育、机器设备上进行投入，贝基的父辈现在也正在进行投入，而这种投入将会确保未来更高的生活水平。同样有人提出，已经市场化了的自然资源（例如矿石）的价格历史上一直是趋于平稳，因此并没有值得警惕的理由。经济的增长使得更多人能喝上饮用水，并受到更好的保护，不会患上以空气和水为媒介的传染病。随着经济增长，家庭中的物质环境有了长足的改善，在印度次大陆，烹调仍然是妇女患呼吸疾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当今，自然资源具有更好的移动性，因此一个地区减少的资源，可以从另一地区进口来弥补。知识分子和评论家们使用“全球化”这个词来暗示，地理位置本身并不重要。这一富有乐观主义色彩的观点强调，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完全有弥补环境退化的潜能。它还主张，经济增长即使照目前的状况保持下去，也是可以和可持续发展兼容的。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现代社会会一直想着文化复兴，而且对“我们应该寻求生态上的生存”这样的主张漠然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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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义上讲，环境科学家和环保积极分子们抱有前一种看法，而经济学家和经济评论家们则坚持后者。“我们的经济源自自然，并建于其上”无疑是一种陈腐的说法，但不知道你们是否注意到，我在前面（第一章）所罗列出的生产性资产的清单并未包括自然资本。在我们对宏观经济历史的讲述中，自然并非主角，这是因为它并没有在有关国家关键统计数据的正式出版物中出现。矿物和矿物燃料的提取虽然被包含在近代国家的账目中（尽管没有被降格），但除了农业用地之外，自然资本在这里出现得非常少。如果自然所提供的服务在本书中顺带有所记录的话，这也是因为，在关于经济增长和经济贫困的理论和实证的文献中同样是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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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经济学 自然资本：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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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本可以在消费中被直接使用（捕鱼），也可以在生产中作为投入而被间接使用（石油和天然气），还可以在消费和生产中都得到使用（空气和水）。一种资源的价值经常源自它的有用性（作为一种食物来源，或在生态环境中作为一个重要因素，例如一个重要的物种），但是还有一些资源，其价值是美学角度上的（风景名胜地），或者是内在的（灵长类动物、蓝鲸、圣林），或者是这三者的组合（生态的多样性）。一种自然资源的价值可以基于以下三个方面：从其中获取了什么（木材），作为存量的存在（林木覆盖），或两者兼有（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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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家和环境学家保罗·埃尔利希、约翰·霍尔登、彼得·雷文，还有更近一些的格雷琛·德利、简·卢布陈科、帕梅拉·马特森、哈罗德·穆内，以及其他人都曾让我们看到了生态系统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就像我在这里所做的这样，以一种包容的态度来解释自然资本，就可以将生态系统也纳入到资本资产的列表中。它们所生产的服务包括：维持一个基因库，保持土壤和使土壤重生，固定氮元素和碳元素，回收营养物质，控制洪水泛滥，过滤污染物，吸收废物，为庄稼授粉，使水文循环运转，以及保持大气中的气体成分。这其中的许多是世界范围的（大气），但很多又是区域性的（小型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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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是资源的对立面。大致说来，“资源”是“正常品”（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污染物排放的“下水道”），而“污染物”则是“劣等品”（它们使资源“降级”）。如果在一段时间之内，通过某个“下水道”排放出的污染物超过了它的吸收能力，这个“下水道”就会崩溃。因此，污染是环境保护的对立面。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们将交替使用自然资源和环境这两个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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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经济学 环境经济学中的两个简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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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经济学能够天衣无缝地与环境科学整合起来，先来讨论一下以下两个常常见诸新闻媒体的话题，将会是很有用处的。第一个是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的一个激烈争论的话题——反对者们的理由是，自由贸易经常会伤害到德丝塔世界中那些赤贫的人们。第二个则是这样的一种看法：因为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所带来的经济影响，恐怕要一两代人之后才能感受到，因此我们不必现在就为气候变化做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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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扩张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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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应该很少有人怀疑：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自由贸易将会使经济增长得更快。大量的实证工作证明了这一点。也有一些证据表明，穷人作为一个群体，同样在享受经济快速增长的果实。然而，由于经济增长对于环境的影响很少得到评估，开放自由贸易的影响仍然不是非常明朗。如果这给社会中那些最贫穷的人们带来的是不良影响，那么不在同时采取预防措施的情况下开放自由贸易，这究竟是否能带来好处，还有待商榷。下面的实例说明了贸易扩张能够带来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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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森林覆盖率的贫困国家的政府创造收入的一种简单途径，就是将林木采伐的特许权发放给私人采伐企业。设想一下，某分水岭的山地林的采伐权被发放出去了。森林砍伐会导致淤积增加和下游发洪水的风险增大。如果法律认定了那些受害者的权利，那么采伐企业就必须对下游的农民和两岸的渔民做出补偿。但法律和法律的执行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当损害的原因远在数英里之外，当林木采伐的特许权由政府发放，当受害者只不过是一群零散的贫困农民和两岸渔民时，协商的结果通常无效。情况甚至有可能是，那些受害者对于造成他们的境况日益恶化的原因，根本无从知晓。如果采伐企业并未被要求对那些受到损失的人做出补偿，那么私人采伐的成本就会低于采伐行为的实际成本——后者是采伐企业和所有受到负面影响的人所担负的成本之和。从国家的考虑来看，木材是以低于实际的价格出口的，这也就是说，在上游有过量的森林砍伐行为。这也意味着，对于出口有一种无形的补贴，这种补贴是由那些被逐出林地的人们以及下游的人们所支付的。这种补贴隐藏于公众监督之外，但它实际上相当于从出口国家到那些木材进口国家的一笔财富转移。贫穷国家中一些最为贫困的人，将对富裕国家中那些普通的进口者的收入进行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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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我无法向你解释这些补贴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因为并没有人来对其进行评估。国际组织拥有用来从事这些研究的资源，但就我的了解，他们并没有这样去做。这个例子并不该被拿来反对自由贸易，但它可以被用来警示那些提倡自由贸易，而对它的环境影响置之不理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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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气候变化的贴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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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二个例子和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有关。这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一直研究的一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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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11，000年以来直到18世纪初期，还一直位于百万分之二百六十（260ppm）左右，但目前这一数字是380ppm。（我们将会忽略另一种温室气体甲烷的浓度。）关于地质时期气候变化的最可信赖的证据来自南极地区的冰核，它揭示出，在过去的420，000年中，直到18世纪初期为止，二氧化碳的最大浓度只有300ppm。这一漫长的时间跨度见证了4个冰川期和间冰期的循环，每个循环大约持续了100，000年。左右这些循环的，是到达地球的太阳辐射的规律变化，太阳辐射的影响通过地球环境产生的反馈和作用力被放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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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间冰期，这也就是说，地球正在经历一个温暖的阶段。如果目前碳氧化物的排放趋势继续下去，二氧化碳的浓度将有望在这个世纪中叶达到500ppm（这几乎是前工业时期水平的两倍），并在2100年时高达750ppm（这几乎是前工业时期水平的三倍）。二氧化碳的浓度如果在目前的基础上翻一番，预计将会导致全球大气平均温度上升3到7摄氏度。如果二氧化碳的浓度变为原来的三倍，平均温度则会上升6到11摄氏度。即使是仅仅上升3度而到达的水平，也已超出了在过去420，000年中地球所经历的最高温度了。这种变化的速度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因为它将意味着，我们的资本资产中有很大一部分将会在其计划报废日期的很早之前就变得不再有用了。我们的一些基础设施甚至会消失在不断上升的海平面下。为了重建我们的资产，人们需要进行额外的投资，这将把资源从消费中转移走。如果我们将气候快速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加在生态系统之上（人们对之并无免疫力的疾病环境的变化，生态系统的构成、地理分布和生产力的退化），那么这种潜在的成本看上去就会十分惊人。然而，当2004年8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被邀请到哥本哈根，为这个世界社区如何最有效地在5年间花费500亿美元提供建议时，他们却将气候变化列在了10个选项的最末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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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经济学家们会这样做？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推理过程是建立在对未来成本和收益以正贴现率进行贴现的基础之上的。减少全球碳氧化物排放量，或是对碳氧化物吸收技术的投资，都会立刻产生巨大的成本，但避免经济崩溃所带来的收益，只有在50年到100年之后才能享受到。美国政府债券的长期利率在每年3%——5%之间。那里的经济学家们对公共项目做出评估时，通常会用这样一个数字来对未来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贴现，将其看作是“资本的机会成本”（这个术语本来是应用在通过投资政府债券而获得的利率上的，而非用在对成本和收益进行评估的项目上）。然而，在3%——5%的贴现率水平上，远在未来的消费收益在今天看来可谓微乎其微。如果你的贴现率是每年4%，那么价值1美元的额外消费收益到了100年后，其价值就只有今天的3美分了。换另一种方法来说，如果放弃价值1美元的当期消费，那么作为补偿，你将会要求在100年后得到价值30美元的消费收益。大量的有关气候变化的经济模型已经证明，如果你采用4%的年贴现率，那么成本（也就是负的收益）将大于贴现后的、由阻止净碳氧化物排放而得来的收益。这一计算结果表明，现在为气候变化所做的一切，实际是向一个相对劣质的项目中白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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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社区是否应该以一个正贴现率来对未来的消费收益进行贴现呢？和私人层面上的家庭（第六章）一样，集体层面上的家庭也是如此：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全球社区以一个正贴现率对未来的收益进行贴现，是合情合理的。首先，如果全球社区迫不及待地要去享受当前收益，那么比起当前收益，未来收益的价值会降低。这种“不耐”就是以正贴现率对未来成本和收益进行贴现的原因之一。第二，出于对正义和公平的考虑，跨世代的人均消费理应达到均衡。因此，如果未来的每代人将会比我们富有，那么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对他们的每一美元价值的消费相对于我们的每一美元价值的消费，我们会进行低估。上升的人均消费水平为以正贴现率对未来成本和收益进行贴现，提供了第二个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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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们认为，社会的“不耐”从伦理上来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种“不耐”仅仅是因为未来各代现在还不存在，就偏好那些歧视未来各代的政策。一旦我们认可了他们的观点，留给我们的就只有第二个理由了——对未来成本和收益进行贴现。但如果逐渐上升的人均消费水平为全球社区提供了以正贴现率对未来消费收益进行贴现的理由，那么，逐渐下降的人均消费水平也将会为它提供一个以负贴现率对未来消费收益进行贴现的理由。我们注意到，在家庭层面上，后一个可能性与德丝塔父母在决定如何分配玉米的消费量时所面对的两难选择是密切相关的（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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