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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寓言经济学 [:1704536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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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了小树当柴烧——企业为何不讲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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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农村的时候，我们生产队种的树经常是长不大的。为什么呢？有人偷着把它砍了，或者有人放羊给啃了。生产队负责人就商量说，这不行，集体种树不行，应该分给个人。可是头一天把树分给个人，第二天就发现很多小树被砍了。生产队领导又说，不行，赶快趁没砍完之前收回来。然后就收起来。可是过几年又发现，公家的树没人爱护，于是又分下去，结果又被老百姓砍了，只好又收回去。你可能问，老百姓为什么要砍这个树？因为他预期不砍的话，你会收回去，结果你还真收了。政府的行为兑现了村民的预期，所以砍了收，收了砍，小树永远也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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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2月，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节目中，张维迎讲了这个故事[5]。在这个故事中，张维迎阐述了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几个重要因素：产权、预期和信誉。当时正是中国加入WTO前夕，社会上出现一波较为明显的市场乱象，如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合同得不到履行，借款人赖账，经理人缺乏诚信，等等。对这些现象，社会主流的观点和习惯态度是谴责企业经营者素质低下、道德败坏，并呼吁政府加强监管。张维迎却不一样。他从产权、预期、信誉的角度，论证了中国企业不讲诚信的根源是产权制度不完善，并指出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和频繁管制，恰恰是加剧市场混乱的重要原因。要想改善市场秩序，就必须推动产权改革、开放市场竞争、规范政府行为。正像他在故事的后半部分中所说：“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你要砍就去砍，只要不收这个树，过几年砍树的人就会后悔，没砍树的人就赚便宜了。这样，大家就觉得树真的是个人的，不会被收走。大家就都开始种树，树就会长成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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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混乱源于产权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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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化改革以1992年为分界线，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重大进展。首先是政府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随之而来的是民营企业兴起，国有企业改革逐步走向产权民营化。但是，随着市场交易的活跃增长，一些不良现象也开始盛行，特别是假冒伪劣产品和坑蒙拐骗行为大量涌现。在一般产品市场上，从过去的假表、假电器、假烟、假鞋，到后来的假棉被、假米、假药、假针筒等，假货不但没有随着一轮轮的“打假”得到遏止，反而愈演愈烈。据当时的一次媒体调查，市场上最少15%～40%贴有宝洁标志的日用品是假货，甚至有许多危及生命安全的假货也流入市场，造成严重的事故。影响更为深远的是，造假已经不局限于产品市场。在资本市场上，上市公司有组织的报表数据造假屡见不鲜；在劳动力市场上，假合同、假雇佣、欺诈勒索等行为也层出不穷；在建筑市场上，“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这样一来，到2001年前后，社会上呼吁政府加强监管、要求工商部门加大惩治力度，甚至抨击“一切向钱看”的声音空前高涨，企业信誉和商业道德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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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维迎对产权、信誉与市场秩序的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与众不同、发人深省的观点。他的核心观点是：产权是企业信誉和商业道德的基础；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心者无信用；缺乏明确、稳定的产权预期，必然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坑蒙拐骗盛行。“村民着急砍小树”的故事，正是这种观点的生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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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观点中，张维迎讲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人的最优选择与生命预期有关。假如一个人预期只能活一周，那他很可能花天酒地，胡作非为；但如果预期活20年，他就会谨慎考虑一切行为的后果。中国很多企业不讲信誉，是因为企业领导人没有长期发展的动机。信誉是为长远利益牺牲眼前利益，当人们不考虑长远利益的时候，信誉就无从谈起。企业领导人没有长久预期，最根本的原因是产权不明晰。在国有产权制度下，决策者的利益与企业信誉没有长远关系。一个国有企业领导人作决策的时候，很少考虑长期后果，因为他也不知道能在领导岗位上待多久。既然企业未来的收益可能由别人分享，那么他肯定不会追求长远的利益。所以，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充其量只有“种菜”的积极性，而不会有“栽树”的积极性。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要有良好的市场秩序，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产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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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市场首先要规范政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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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很多私营企业也不讲信誉呢？原因在于，他们觉得产权没有可靠的保障。产权是通过预期影响人的行为的。一个人即便有了法律上的所有权，但如果感到这种所有权并不牢靠，也不会像真正的所有者那样行事。在中国，一方面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民营企业对产权保护缺乏信心。另一方面，还有政府管理体制的问题。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不透明，太随意，很多政策朝令夕改。今天合法的事明天就不合法，今天归你的东西明天就不归你，结果导致企业投资者对未来缺乏稳定的预期，大多抱着“能捞一把捞一把”的心态追求短期利益，就像张维迎讲的故事里一有机会就把小树砍掉的村民那样。这样一来，自然也能看到很多私营企业放弃信誉、制假售假的败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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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砍树的故事说明，建立稳定的产权预期和良好的市场秩序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人们有足够的耐心。在现实生活中，每当市场上出现某种不良现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求政府加强管制，殊不知，试图用加强政府管制的办法规范市场经常会事与愿违。这是因为，政府部门的权力越大，企业面临的环境越不确定，短期行为就越盛行。政府管制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越管越乱，越乱越管。所以规范市场首先要规范政府行为，没有规范的政府就不会有规范的市场。更何况一些政府部门在监管市场的名义下，经常滥用权力对企业进行刁难。所以张维迎提出，不应该给政府太多的权力，也不要给它太多的责任。给政府承担的责任越大，它要的权力就越大，市场反而越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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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的这些观点与人们的某些直觉相悖，却是严密推论的结果，也得到了很多经验事实的佐证。中国加入WTO以后，一方面，由于政府在意识形态层面加强了保护私有产权的承诺（例如2004年宪法修订写入了相关内容），并清理了大量不符合WTO规则的法律法规，使政府的行为规范向国际惯例靠拢，为中国企业建立信誉创造了更好的制度环境。结果，随着市场竞争深入，出现了一批知名度和美誉度很高的中国品牌企业，如联想、海尔、TCL等，甚至走上了国际化道路。另一方面，由于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止步不前，政府对市场运行的干预随着经济形势变化无常，有时甚至对民营企业产权构成侵犯（例如2004年发生的“铁本事件”，2009年山西煤矿行业强制国有化等），最终并未消除企业行为短期化的制度土壤。所以中国市场上的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现象依然存在。其中最典型的是食品安全与质量问题。过去十余年间，大量调查显示，中国消费者在市场上几乎买不到让人放心的食品，取而代之的是染色馒头、瘦肉精、地沟油、激素肉禽、注药水果等有毒物品。媒体报道的阜阳“大头娃娃”奶粉事件、广州劣质散装白酒事件、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等，都成为全社会关注和声讨的焦点。以此为典型，人们对中国社会道德状况的追问也越来越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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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优良市场需要“多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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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究竟如何建立优良的市场秩序？根据张维迎的观点，市场建立信誉机制需要解决五个问题：第一，要有明确的产权制度；第二，规范政府的行为；第三，减少政府部门在社会中的交易；第四，有良好的信息传输系统；第五，完善法律的作用。可以说，政府职能转变是建立良好市场秩序的关键。但也应该看到，企业家在此过程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在现实中，企业不讲信誉、行为败德的情况有两类：一种是“逼良为娼”，即政府破坏产权，随意干涉市场，使企业经营者失去长远预期，为追求短期利益不择手段；还有一种是“自甘堕落”，即企业家主动勾结政府权力，破坏公平竞争，或在竞争中放弃道德标准，以不正当手段坑害同业与消费者。无论要改变哪种情况，企业家的道德修养和精神信仰都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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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企业家和政治家是一样的。人们都希望通过政府改革来提升商业道德，但是政府改革从何而来？如果大家都信奉现实功利主义，只计算当前利益，遵守现有体制就是每个人的最优选择，政府改革也无从谈起。这就是博弈论所说的“囚徒困境”。要走出这个困境必须有人秉持某种理想或信仰，不计短期利益，甚至冒一定风险，按公正、诚信的原则行事。这么做短期内可能吃亏，但只要不断坚持，就能影响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新的原则对自己更有利，让那些不讲诚信的人逐渐被淘汰掉。当新的理念和行为模式成为社会主流的时候，道德风气和制度环境就变了，这就是理想和信念的作用，也是张维迎在后来分析制度变革时越来越重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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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寓言经济学 [:1704536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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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卖拐”——管制带来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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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好多人都在“卖拐”。本来你的腿不坏，他一定说是坏的，说到最后，你自己都认为自己的腿不行了，只好买他的拐。这就跟人一样，本来没病，但有人不断说他有病，非给他吃药不可，最后就吃出病来。在今天的社会上，这个“拐”是什么？就是大量反市场经济的言论。大量所谓市场经济的毛病，都是被“卖拐”的人卖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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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喜剧演员赵本山的小品“卖拐”，讲述了一个正常人被忽悠成“瘸子”买拐杖的故事。这故事被张维迎借用在2007年的一次演讲中[6]。他用“卖拐”这个比喻，反映出经济生活中一个特殊而常见的现象：政府对市场运行的干预，会破坏市场自身的正常调节功能，为更多的政府干预提供理由，造成政府干预越来越多的恶性循环。张维迎发表这些讲话时，正值中国社会出现一波反自由市场的政策风潮，他认为需要经济学家站出来“澄清和捍卫市场经济”。他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可以追溯到2001年前后发表的关于政府管制陷阱和危害的论述，又延续到关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政府救市的政策评论中，为人们反复敲响了抵制政府干预经济破坏市场发展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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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市场力量回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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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中国经济中出现一些不同寻常的现象。例如，2007年6月，新的劳动合同法颁布，对企业雇工合约、解雇条件提出诸多限制；2007年7月，兰州市政府部门出台政策，对兰州拉面的价格提出统一限制；2007年8月，国家立法机构通过《反垄断法》，对很多其实是市场创新和信誉机制的企业行为制定了处罚规定。也正是这个时期，因为房价上涨过快，引起各方关注，政府试图通过修建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等影响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平息社会怨言。凡此种种，在张维迎看来，构成了一股对市场经济误解和不信任的风潮。这股风潮如果演变为更多的反市场政策，会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波折。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张维迎发表了包括上述“卖拐”寓言的演讲，提醒人们全面、深入地理解市场经济，警惕被某些反市场经济的言论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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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题为“如何理解市场经济”的演讲中，张维迎从市场经济特征、市场信誉机制、产权保护作用等方面，系统论证了市场经济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私有产权、自由价格、企业利润等，以及如何使千千万万的陌生人能够分工合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必须为他人创造价值，推动社会财富创造和经济繁荣发展。他认为，在现实中市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总是受到各种反市场力量的干扰，特别是既得利益者和政府权力的扭曲。很多所谓的市场的缺陷，是由市场批评者的臆想和政府干预带来的。而令人遗憾的是，当政府干预破坏了市场的正常运作，使市场经济表现为病态市场经济的时候，人们往往以为这是市场本身的毛病，反而要求更多的政府干预。所以，他才提出了开头那个“卖拐”的比喻——大量所谓市场经济的毛病，都是被“卖拐”的人卖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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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管制产生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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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的这些观点，可以追溯到他在2001年发表的关于政府管制陷阱和危害的系统论述[7]。那时候他就已经指出：很多政府管制（或干预）的初衷也许是为了维护市场，具有某种正当性，但管制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它一定会走向目标的反面：管制越多，骗子越多，腐败越多，最后让市场经济无法正常运转。其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经济运行要依赖市场内生的信誉机制，而管制与信誉机制背道而驰。简单地说，信誉机制是靠市场竞争形成的，而管制常常阻碍这一机制形成，甚至破坏这一机制。例如我们经常看到的“法定垄断”，就是政府管制的结果。由于管制破坏了市场的信誉机制，管制越多的领域骗子越多；而且越是骗子越有积极性贿赂政府。因为骗子违法的机会成本低，只要通过贿赂拿到政府批文就可以赚钱；而诚实的商人受自律约束，不敢贿赂政府，反而进不了这个市场。结果，人们就会看到市场上有大量的欺骗、违约等机会主义行为，要求政府出面维持秩序。政府也会认为自己不是管得太多，而是管得太少，从而增加对市场的管制和干预。那么，这样一来，就会形成管制（干预）—欺骗（混乱）—管制（干预）的局面，就像张维迎总结的那样：“管制者消灭了市场秩序中自我维持运转的力量和机制后，会不断为自己创造需求，管制的引入和加强将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你管的东西越多，社会上的信誉就越差，坑蒙拐骗就越多，弄得你反过来进一步加强管制，不断地增加人工的超经济的手段。”他还比喻说：“本来你可以正常吃饭，维持生命，现在有人对你说，你得病了，肯定是没吃好，我把你的嘴堵上，给你打葡萄糖吧。然后就成天给你打吊针，结果发现你的身体越来越弱，他却认为葡萄糖打的还太少，应该加大量，这样一直到你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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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张维迎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类似2007年演讲中表述的“卖拐”的观点。2008年之后，世界金融危机引起各国政府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干预市场，中国政府也推出4万亿投资的经济刺激计划，张维迎再次强调和引申了这些观点。在张维迎看来，这时候世界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恰恰是使危机产生的原因——很多国家实行低利率、零利率的货币政策，大规模增加投资、扩张信贷，而这些措施又会引起未来更严重的经济危机。他详细论证了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就是由于2001年后美国中央银行及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的；而中国政府推行的4万亿投资计划，也将导致“猛药”之后的不良反应。此后，形势发展部分印证了他的论断。在4万亿投资项目的刺激下，中国经济在2009年上半年实现V字形反转，GDP当年增速达到9.1%，但很快，由于物价上涨压力过大，2010年房地产政策忽然收紧，股市也随之暴跌。短短两年间政府的宏观调控经历了尴尬的大逆转。在世界范围内也出现了关于经济二次探底的迹象和担忧。因此，张维迎更信心十足地重申他的观点—“政府干预经济从来就是无效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本质是“一个人本来没有病，但有人不断地说他有病，非给他吃药，最后他真得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