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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价格温度计”——市场发展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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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价格体系类似这样一个温度计，这个温度计里装的不是水银，而是不胀钢。现在，大家都感到这个温度计所指温度与实际温度极不相符，该换一个温度计了……但换一个什么样的温度计呢……我们认为，调整价格并不解决根本问题。它只是以新的不胀钢温度计代替了旧的不胀钢温度计。我们要的是水银温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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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张维迎在1984年4月完成的一篇经济论文中提出的比喻[14]。当时他还在攻读西北大学的经济硕士学位，自学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在这篇题为“以价格体制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中，张维迎把计划价格比作“不胀钢温度计”，把市场调节价格比作“水银温度计”，还提出以“双轨制价格”的过渡方式，使政府计划定价转向市场调节价格的思路。这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早系统论述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文章[15]。它有力地否定了当时通过计划核算去寻找合理价格的主流观点，对随后的价格改革政策和民营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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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经济改革核心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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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前后，在各种条件的作用下，价格成为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的一个核心。自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以土地包产到户和企业放权让利为重点，取得了不小成就。但随着时间推移，许多新的矛盾与问题暴露出来。例如，第一，农民收入波动。改革头几年，农民的收入随着产量提高而增长很快，但随后由于农业原材料产品涨价，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局面。第二，企业待遇不公。新的企业改革政策允许企业留存部分利润，但以当时的价格核算，各个企业提留利润时苦乐不均，产生很多抱怨。第三，产业结构失衡。企业扩大了自主权，“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造成经济中过剩与短缺并存（加工业产品大量过剩，原材料产品严重不足）。第四，经济秩序“混乱”。农村改革催生了乡镇企业，城市改革又允许国有企业销售计划外产品，由此产生大量“黑市”交易，导致计划经济指标不能完成，以及乡镇企业争原料、“以小挤大”等现象。此外，还有一个最让政府头疼的问题：财政补贴——在计划经济中，政府要承担许多企业补贴，譬如原材料生产企业产品定价偏低，出口企业为换取外汇必须亏损，产品滞销的企业收入无法兑现等，都需要政府补贴。政府从农民手中收购产品，按计划价格出售给城市居民，也必须承担补贴。这样，由于改革之后农产品产量剧增，工业规模扩大，政府支付的补贴越来越多，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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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的表现或根源，都指向同一个因素：价格。政府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从1979年至1984年，多次调整了农产品和重要工业品的价格。当时调整价格的理论依据是从苏联引进的政治经济学，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价格不合理的原因是政府定价没有遵循“价值规律”；只要遵循“价值规律”，合理的价格就可以计算出来。为此，政府在1981年成立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调集优秀专家和最先进的计算机设备，用投入产出法测算合理的价格体系。不过在当时，经济学家对合理的价格模型有争议。另外，理论测算出的价格转为政策时经常要打折扣。总之因为各种原因，人们看到的结果是：政府通过这些理论和方法作出的价格调整并没有解决问题。特别是1983年国有企业推广承包制试点以后，与价格有关的各种矛盾愈演愈烈，社会对此议论纷纷。政府担心，进一步调价可能带来的财政赤字和居民生活压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顾虑重重，久议不决，致使1984年前后，价格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难题和焦点，正像当时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价格要理顺，理也理不顺。不顺也要理，越理越不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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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维迎发表了“以价格体制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这篇文章，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16]。第一，价格不合理的根源是政府定价，价格调整不可能解决当时的矛盾，除非建立新的市场价格体制。第二，建议通过“双轨制价格”的过渡方式，使旧的价格体制转向新的价格体制。为了说明两种价格体制的区别，张维迎使用了“不胀钢温度计”和“水银温度计”的比喻。他在文章中指出：价格基本功能是反映供求信息、引导经济高效配置和综合平衡，就像反映天气变化的温度计一样；政府的计划价格好比“不胀钢温度计”，不能反映真正的资源、技术、偏好变动，反而会发出错误的信号，造成经济结构和利益关系扭曲；只有通过市场调节形成的价格，才能准确、及时地反映经济状况，就像随着气温变化自动升降的“水银温度计”一样。他认为，“调整价格并不解决根本问题。它只是以新的不胀钢温度计代替了旧的不胀钢温度计。我们要的是水银温度计。”价格改革应该放弃政府计划定价，转向市场调节价格。“价格体制改革的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价格，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新价格用新办法管理……”也就是说，先将计划额度固定下来不再扩大，放开计划外产品的价格控制（即承认计划外产品交易价格的合法性），然后逐步减少计划内商品牌价交易范围，直到建立完全的市场价格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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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到政策对现实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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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的这些观点，在1984年9月召开的中青年经济改革理论研讨会（俗称“莫干山会议”）上引起轰动[17]，受到各方关注。当时中国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经济，加上严密的知识封锁和思想管制，大部分经济学家根深蒂固地认为：市场价格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社会主义国家的价格必须由政府制定。所以主流经济学家们讨论的价格改革，实际上是价格调整，有关价格改革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按成本价格定价”还是“按生产价格定价”、“大调”还是“小调”之类的问题上。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维迎提出“水银温度计”、“双轨制价格”等概念和观点，引起莫干山会议参会者的热烈讨论。而恰恰在当时，中国改革的高层领导非常注重从学术界汲取知识和建议。莫干山会议结束后，会议组织者将价格改革讨论内容写成《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上报高层并得到重视。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一个月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文件明确提出把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并强调价格体系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就这样，张维迎提出的以建立自由价格体系为目标、以逐步放开计划管制为过渡方式的“双轨制”价格改革理论，通过多层辗转和修订，成为此后一个时期中国改革政策的主要蓝本，并对经济发展全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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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价格体制转变。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价格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虽然政策细节跟理论设计有差别，但总的方向是按“以放为主”的思路不断减少价格控制。1985年1月，国务院批准发布《关于放开工业品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取消了企业完成计划后生产资料销售不得高于国家牌价20%的限制。不久后又放开绝大部分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取消粮油的统购价格，实行合同订购制度。1986年，政府放开名牌自行车、电冰箱、洗衣机等7种耐用消费品的价格。1988年，又放开了13种名烟和13种名酒的价格。这些大胆的价格开放提高了许多国有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带动了民营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财富的创造，使人民生活状况明显改善。因此，尽管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官倒”腐败和物价上涨等问题，还是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相信，中国的改革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以自由价格为主要特征的市场经济。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在经历1988年“价格闯关”、1989年至1991年“治理整顿”等波折之后，中国价格改革在1993年基本完成了从“双轨制”向单一市场价格体制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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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价格双轨制的推行，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创造了条件，为民营经济大发展奠定了基础。1984年以前，农产品收购政策放松和扩大企业自主权，催生了计划外自由交易，事实上的价格双轨制早已存在。但由于政策僵化和观念落后，计划外交易常被冠以“黑市”、“违规”、“扰乱经济秩序”等恶名，受到歧视和打击。价格双轨制理论的出现，推动政府1985年出台了《关于放开工业品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它意味着计划指标外的产品交易取得完全合法的地位。这样一来，草根色彩浓重、处于夹缝中生存的乡镇企业获得快速发展的条件和空间。1985年至1988年，全国乡镇企业数量从1200多万上升到1800万左右。1993年，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到全国工业产值的47%，占出口商品收购总额的45%，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1992年之后，随着改革形势高涨，许多乡镇企业摘掉“红帽子”变成私营企业，跟新的民营企业一起，通过竞争压力使国有企业走上产权改革的必经之路，构成了19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主线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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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轨制”改革经验启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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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看，价格双轨制理论是一个大胆、超前的构想。在1984年的中国，“市场经济”还不容于官方话语体系，连私营企业能否存在都是个问题，这时候年仅25岁的张维迎提出价格改革应该放弃政府定价，转向市场调节，无疑具有很大的颠覆性。它是以现代主流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市场经济为目标构建的体制转轨方式。“不胀钢温度计”和“水银温度计”的比喻直到今天还有重要意义。张维迎说，价格是反映市场状况和引导资源配置的信号，就像反映天气变化的温度计一样，它必须是灵活自由的，而不能是人为固定的。这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与重要结论。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忘记这一点，譬如近年来，我国经济管理部门为了平息某些社会舆论，经常出台政策限制某些商品的价格，包括房价、油价、药价、食品价格等。这些限价措施看似能够减轻居民负担，其实是把“水银温度计”换成了“不胀钢温度计”，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掩盖真实的经济状况，导致排队、短缺、“黑市”、“走后门”等现象。这些都是改革之前或改革早期经历过的矛盾和教训。它们的反复出现，表明经济学理论的普及教育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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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历程还表明，许多经济问题与社会矛盾的出路，蕴含在民众的自发创造和社会实践中。正如前面讲到，张维迎提出“双轨制价格”理论之前，事实上的价格双轨制早已存在。双轨制理论的贡献，是推动了自发形成的计划外交易合法化，使民营经济发展和价格体制改革更加顺利。而现在，有很多经济、社会问题也面临类似的局面。譬如房地产市场上的“小产权房”，就是农民为了落实自我权益而创造的土地产权交易方式；民间盛行的高利贷、互助会等地下金融活动，也是由于国有金融机构的服务缺陷而产生的补救措施；在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方面，有大量分担政府职能的NGO组织和志愿者团体涌现。这些现象意味着中国社会又面临着与1980年代价格双轨制改革相似的问题：对这些不符合当前意识形态和政策法规的民间实践，是列入非法名单予以禁止、打击，还是改变不合理的政策法规，确立有利于社会需要和经济发展的新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上世纪80年代走过的价格双轨制改革，是未来中国改革最重要的参考经验和思考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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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不住的一筐烂柿子——企业改革争鸣与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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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会为了吃到树梢上的苹果而把整个树枝砍掉；公家配备的自行车，如果你不想骑了，就会把它扔在走廊里不管；国有企业亏损就像一筐西红柿，因为不及时处理，导致越烂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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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企业改革，张维迎说过很多寓言和比喻[18]，这些寓言和比喻反映了张维迎长期以来对企业国有制的质疑和对产权私有化的主张，几乎贯穿于他的全部学术道路，却在不同的时代遭遇不同的命运。它们背后的历史表明，中国的企业改革是在理论争鸣与实践效果的互动中发展推进的。未来中国企业改革的演变和其他方面的制度变迁发展也可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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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改革预见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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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对企业问题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19]。他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思考，得出这样的判断：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即后来所说的市场经济）的一个重大区别是，计划经济的运行主体是政府官员，商品经济的运行主体是企业家；中国要建立商品经济体制，必须造就千千万万个企业家。1985年，张维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造就真正的企业家”一文，认为中国的财产所有制只能产生官僚经理，而不能产生企业家；要造就真正职业化的企业家队伍，就必须改革财产所有制制度。1986年，张维迎完成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企业家与所有制”，试图论证“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其中提到，政府设立国有股份公司相当于通过“在马背上画白道道”来制造斑马。这篇文章原定在《经济研究》1987年第1期刊载，但由于政治气候突变，讨论国有制的内容被删除，没能公开发表。不过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和解决方向，奠定了张维迎后来长期研究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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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起来，张维迎在1980年代对企业问题的论述充满了预见性，但几乎没有对企业改革实践产生影响。这一点可以从中国企业改革的政策演变中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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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政府最先在四川省试点下放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在生产、销售、人事方面给予企业更多自主权，允许企业按一定比例提留利润（比例3年不变）。由于能给企业带来很多好处，各地企业纷纷要求推广这种办法。也有一些地方政府，仿照农村改革的经验，对企业实行利润承包制。但由于利润留成需要政府与企业一对一谈判，耗费精力巨大，还容易造成企业之间攀比抱怨，所以1983年政府引入“利改税”制度，要求实施的企业首先缴纳利润的55%作为所得税，然后根据价格因素在剩下45%的利润中收取不同的“调节税”。结果到了1986年，大部分国有企业连续20多个月无法完成上缴财税的任务，国家财政出现严重困难。无奈之下，企业改革又回到承包制。吉林省首先大范围推行承包制，结果工业生产1987年增长18.1%，1988年增长18.2%，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4.6%和17.7%。于是到了1988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规定“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原则，向全国推广承包制。到1988年底，全国90%的国有企业都实行了承包制（全称“资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承包制成为中国企业经营管理的主要依据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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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19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放权让利。这一时期对企业改革的讨论和摸索，大多着眼于怎么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怎么加强对经营者的激励，怎么使企业的经理人对国家负责任。像张维迎那样从所有制角度看待企业改革的观点极为罕见，更不用说对国家经济政策产生影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归结到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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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在1980年代，社会主义等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政治命题。谁敢反对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就等于反对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凡是想主张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的人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当然，因为上层政治博弈的风向变化，言论尺度有时也会松动。但总体而言，像张维迎那样直接否定国家所有制的言论，是大部分人不敢想也不敢说的。二是经济现实状况。在1980年代，非公有制经济的力量非常薄弱。除了零散的个体户与半合法化的小私营企业，主要是乡镇集体企业在艰难地生长。直到1988年，私营企业才获得合法地位，乡镇企业工业产值才占到全部工业产值的四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国有企业虽然有各种问题，但还没有因为市场竞争而面临生死存亡的困境。所以，理论界对企业改革的讨论大多是在国有制框架下兜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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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关于企业改革最流行的观点是政企分开，给企业充分的自主权，提高劳动者积极性。在实行承包制以后，经营者有了一些积极性，但随之而来的是企业行为短期化。企业领导人只考虑一两年的事，而不考虑企业的长期发展。针对这个问题，张维迎提出了国有企业的经理“常常为了吃到树梢上的一个苹果把整个树枝砍下来”的比喻。也是针对这些问题，有人提出用“国家股份制”来隔断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以保证经营者的自主权；有人建议用“资产经营责任制”来避免企业行为短期化；还有人提出通过职工自治来约束经营者的行为；等等。但在张维迎看来，这些建议都在回避核心的所有制问题，是肤浅和无用的，所以，他在1986年的论文“企业家与所有制”中对这些观点作了辩驳[20]，提出国有体制下企业经营的五个“不可能”，论证“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当然，因为不能公开发表，这些论述没有产生社会影响，但对张维迎来说，已经奠定他进一步研究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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