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537395
先怀孕，再保胎——改革需要冒险精神和行动力
1704537396
1704537397
改革首先要做起来，做起来有问题再去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前进。我们现在的心态是从上到下都害怕犯错误，谁也不愿意冒险，没有顶层设计就不改革……这种心态我打一个比方，就像妇女怀孕。怀孕了可能会面临怎么保胎的问题，但你应该是先怀孕了再想着保胎的事情，不能说因为我现在还没研究好怎么保胎，所以千万不能怀孕。所有的问题一定是在过程中解决的。所有的改革都是这样。
1704537398
1704537399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张维迎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中国改革进程提出了这个比喻和看法[28]。
1704537400
1704537401
中国改革是由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后来形成一个惯例，每届三中全会都要对改革问题提一些新的规划，社会各界对此有很大的期待。在这个关于怀孕和保胎的比喻中，张维迎强调了中国改革的经验主义道路和实践冒险精神。从中国改革的历史可以看到，它没有一个严格不变的目标，也没有一张事先规划好的蓝图。改革的发展像一个随机行走的过程，很多改革成功甚至是歪打正着的结果，并且在改革过程中，下定决心敢于冒险付诸行动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改革排除干扰取得重大突破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不仅被改革过去的经验所证明，也是未来改革应该把握的重要方略。
1704537402
1704537403
中国改革的随机行走
1704537404
1704537405
在经济学界，中国改革被广泛认为是一场渐进式改革，它包括两个重要特征[29]。首先，它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连续不变的目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改革没有目标，而是说改革的目标经历了很多调整，即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不断变化，整个过程充满戏剧性的思想理念斗争。其次，中国改革进程没有一个事先规划好的蓝图。这不是说中国政府没有对改革作任何规划，相反，从1979年到1988年，国家体改委先后出台了十多个改革规划。但由于缺乏政治、经济上的可实施性或者缺乏技术上的可操作性，这些规划没有一个被完全付诸实施。中国改革基本是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并通过“双轨制”模式推进的；同时，它被地方政府主导，显示出巨大的地域差异；并且它是一个走走停停、充满实验色彩的过程。所有这些状况使中国改革看起来像一个随机行走的过程，用邓小平的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1704537406
1704537407
这些状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形势非常紧迫，没有时间去观望等待。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经济一片混乱。8亿农民中至少有25%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城市中到处是短缺现象，大部分生活必需品都是配额供应。数百万知青从农村回到城市寻找工作，四处散布的不满情绪催生了游行和罢工。在这种情况下，生存成为第一要务，改革是唯一的出路，政府没有时间规划完善的改革蓝图。另一方面，确实没有人知道该如何改革。在改革初期，国家领导人和经济学家都不知道方向到底在哪里。后来即便知道了市场化改革的大致方向，也面临着如何转型的问题。大部分人都不清楚市场机制是怎样运作的，经济学家也只能从教科书上学到一些市场经济的理论。而实际上，改革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改革不同部分的相互依赖性只会在行进中陆续显现出来。这样一来，“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成了推进改革的唯一选择。
1704537408
1704537409
由于这些原因，中国许多改革成功是“歪打正着”的过程，而不是事先设计的结果。一个重要的例子是1980年代乡镇企业的崛起。乡镇企业建立之初，是为了吸收从农业释放出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中央政府把它们当作公有经济的补充，不鼓励也不限制，倒是有很多经济学家批评乡镇企业是“小规模、高耗费、污染严重”。直到1980年代末期，乡镇企业对改革的深远影响还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但是当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国有经济造成冲击、中央政府试图压制它们时，一切都晚了。其中很大程度归功于很多“市场派”经济学家批评的、由“保守派”决策者提出实施的经济政策。例如1989年至1991年，中国经济实施了一轮严厉的紧缩政策，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限制甚至取缔乡镇企业，以加强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刚开始时，政策的效果好像和制定者的初衷一致，很多乡镇企业破产了。但同时，国有企业因为这项政策遭受的打击更大。1988年至1990年，国有工业部门总体税后利润减少了56.5%，总亏损增加了3.3倍，亏损面占国企总数从10.9%增加到27.6%。1991年，乡镇集体企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从1988年的24%提高到了30.83%。这项事与愿违的政策为1990年代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1704537410
1704537411
政治家的冒险和担当
1704537412
1704537413
当然，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取得突破并不容易。改革一向存在着阻力，其中有既得利益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为了突破改革阻力，需要正确的理念和强大的领导力。正像张维迎所说：“改革是要冒险的，改革也有一定的痛苦。如果你不想冒任何险，不想忍受任何痛苦，就不可能改革。”中国改革的很多重大突破都是政治领导人秉持正确的理念，下定决心敢于冒险付诸行动的结果。
1704537414
1704537415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时的南方谈话。在这次影响中国发展道路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已经没有任何党政军领导职务，却对当时中央高层的保守政策提出批评，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但他说：“我要冒一冒险。不冒一下，什么事也别干，什么事也干不成。”为了贯彻改革理念，邓小平说了一些有威慑力的“狠话”，如：“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谁反对改革，就让谁下台。”等等。这种非凡的冒险精神和果敢气魄让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带来巨大动力。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高度肯定邓小平南方谈话，重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求全党加快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还根据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修改了党章。这次会议将市场经济正式确定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不久后写入宪法，为发展市场经济扫清了意识形态障碍。这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影响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个转折点。接下来，随着更多的思想开放和政策松绑，中国迎来了民营经济的大解放、大发展、大繁荣。
1704537416
1704537417
中国改革取得突破的另一个范例是2001年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次历史性进步，也是一个戏剧化的过程。中国加入WTO之前国内外有很多悲观的看法。当时正值中国国企改革进入艰难阶段，纺织等行业破产重组，大量企业员工下岗，国有企业整体效益下滑，银行呆坏账比例大幅提高。很多人担心随着市场准入扩大和关税、贸易壁垒降低，外国产品和投资更多进入中国，对中国相关产业造成严重冲击。一些国内经济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将失去独立的工业体系……农民收入可能大幅减少……城市和农村的失业人口将大量增长。”“不可能不引起严重的社会动荡。”国际投资银行所罗门美邦预言，中国加入WTO的前5年将会出现4000万人失业，严重的就业压力将把这个国家压垮。在国家部委机构的官员当中，对入世条款意见分歧很大，持消极态度的人也不少。幸好在最高领导层，希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态度非常明确。特别是作为总理的朱镕基曾说道：“国有企业的改革没有一点外力是比较难的，希望中国入世能够对中国企业的改革增加一点动力。”由于朱镕基对入世谈判积极主动的态度，他被一些保守人士影射为“卖国贼”。但最后，因为江泽民、李鹏等最高领导人也支持加入世贸组织，各方面的争议和障碍都迎刃而解。这场自上而下推动的变革终于在2001年成功启动，对中国经济产生全方位的深远影响。中国加入WTO之后平均关税从15.3%降到9.8%，开放了100个服务贸易部门，清理了涉及3000多个的中央一级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此后10年间累计利用外资超过1万亿美元，建立了34.7万个在华投资企业；出口增长4.9倍，进口增长4.7倍；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两倍多，人均GDP由800美元增长到5400美元。中国从此深度融入全球化的分工合作体系，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工厂”，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704537418
1704537419
改革未来重在行动
1704537420
1704537421
基于这些历史，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维迎会说，“改革首先要做起来，做起来有问题再去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前进。”他对未来改革的期望很简单，那就是行动。“行动才能产生方向感，产生信心。”他建议一方面要解除投资领域的准入限制，另一方面应该重新启动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例如中央控制的100多家国有企业，特别是几个重大行业，如中石油、中石化、四大银行、电信公司、铁路公司等，都应该出让一部分股份给民营资本。“为什么工商银行的股份不能拿出一部分来在市场上拍卖以引入中国的战略投资者呢？银行里已经有美国的战略投资者、欧洲的战略投资者，到今年还不能引入中国的战略投资者吗？”“只要有这样的举措，大家就有了方向感，企业家就有了信心。”
1704537422
1704537423
这些言论发表后不久，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申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并对经济、政治、社会等6个领域提出全方位改革部署，还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等改革主张。这被广泛认为是当代中国改革自1978年发端，至1992年向纵深发展之后的又一次大步推进，让世界对中国改革的未来充满期待。但这些改革规划能否转变为真正的改革措施与经济发展成果，最终还是取决于政治领导人与政府官员的实践精神。正像张维迎通过怀孕和保胎这个比喻所表达的：行动起来最重要。“听其言而观其行。我们现在是只听其言，看不到其行，听久了大家就没有信心了。”
1704537424
1704537426
华盛顿夫妇解放黑奴——既得利益者如何变成改革者
1704537427
1704537428
华盛顿总统在1799年去世。他的遗嘱要求他太太去世之后，让他们的277个奴隶获得解放。但是，他太太在他去世一年之后，就把所有的奴隶都解放了。有人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想生活在那些盼望我死的人当中。华盛顿解放黑奴是因为理念，他认为人生来是平等的，不能因为肤色一部分人当奴隶一部分人当主人；华盛顿太太解放黑奴是因为利益，她有一种危机感，不解放奴隶的话这些人可能会害了她。在影响改革的过程中，除了人们通常所指的利益，观念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1704537429
1704537430
这是张维迎在2013年前后针对中国改革前景经常讲到的一个故事[30]，目的是强调理念在制度变革中的作用，并论证既得利益者如何能变成改革者。这种补充了理念对变革作用的观点，在探索中国改革的动力和前景时非常重要。这是因为，如果人们只把改革看做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社会变革就注定是一场零和博弈，一个“你死我活”的过程。这不仅在观念上是令人悲观的，在实践中也可能加剧矛盾冲突。但如果人们相信，社会中有很多利益冲突的根源是认识和观念不同，就可以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矛盾，为制度和平改良创造条件。
1704537431
1704537432
改革动因：利益之外还有理念
1704537433
1704537434
在当今经济学界乃至普通民众当中，很多人都把利益看作影响改革发展的根本因素，把既得利益者视为社会变革的最大阻力。例如2010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一次谈到中国改革前景时说：“最令人忧虑的是改革动力不足……一些从行政垄断和权力寻租中得益的人们，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蓄意阻挠改革进程，也有意误导公众，延缓改革进程，甚至假借改革或宏观调控的名义，扩大自己的权力和腐败寻租的空间。”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改革要求政府退出经济，那它的利益怎么办呢？卡壳就卡在这里，政府利益这一关过不去。”世界银行在2012年发布的研究报告《2030年的中国》中也提到，中国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既得利益者，例如在重要市场上享有垄断卖方（或垄断买方）部分或全部利益的企业；还有从现有行政权力架构和制度安排中获取特权或好处，或享有优惠待遇的企业、集体、机构和个人；等等。
1704537435
1704537436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张维迎也认同利益是影响改革进程的重要因素，既得利益者是阻碍改革的巨大障碍。但他同时认为，这样的理解还不够。因为既得利益者如果总是反对变革，改革就很难发生，即便发生也是非常惨烈和动荡的，所以，他就开始思考“既得利益者能否变成改革者”的问题。经过一定的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既得利益者有可能变成制度变革推动者。原因有三方面：
1704537437
1704537438
第一，理念的力量。人类行为并不完全是由物质利益支配的，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们有观点、有理念。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说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利益本身以及人类所有的事务都是由观念支配的。纵观历史，很多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状况决定的。例如华盛顿在美国建国以后没有当皇帝，总统也只当了两任，是出于理念，而不是利益；邓小平在“文革”后倡导改革，包括废除领导终身制，也是基于理念而不是利益。在中国共产党诞生过程中，创造和领导这个革命组织的基本都是旧体制下既得利益者的后代，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子弟闹革命，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一种新的理念——马克思列宁主义。外国也如此。废除黑奴的运动兴起于18世纪，是由白人发起的，当时最先觉悟的是天主教会，在1775年成立了第一个反黑奴制协会。法国大革命同样如此，最重要的启蒙力量不是草根阶层，而是旧制度下的贵族。甚至中国妇女的小脚解放也不是妇女努力的结果，而是男人努力的结果。
1704537439
1704537440
第二，既得利益者之间存在博弈。人们一谈到既得利益者，似乎觉得他们是一个整体，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其实不是这样。既得利益者也分成很多派别，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大于统治者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之间的斗争可能是生与死的斗争。观察历史可以发现，现代民主制度得以建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政教分离，也就是教会和统治者之间的斗争。西方国家在19世纪之前形成的宪政、法治，是贵族和国王之间、国王和教会之间以及贵族之间斗争的结果。这是因为在专制统治下，既得利益者虽然有特权，但没有人权。他们有时候是人上人，但转瞬之间就可能变成阶下囚，这种斗争是毁灭性的。时间长了就会认识到，这对谁都没好处，还是应该用普遍的权利保证每一个人的安全。这就是既得利益者为什么最终要实行法治和民主。
1704537441
1704537442
第三，改革是避免革命的最好办法。关于这一点，张维迎用英国民主化的历史说明，尽管也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但社会动乱的威胁是英国建立民主制度的主要驱动力。也正因为这样，英国的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权者的每一次让步只是满足当时的“威胁者”的要求。比如1832年的时候，只要“买通”中产阶级就可以换得和平，所以投票权只扩大到中产阶级；等到新的威胁者出现后，不得不做进一步的让步，直到实现全面普选。而在有些专制国家，政府习惯用武力镇压老百姓的民主化要求，或者得过且过、敷衍了事，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才开始改革，但很可能为时已晚。中国清朝的君主立宪和辛亥革命在这方面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1704537443
[
上一页 ]
[ :1.70453739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