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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夫妇解放黑奴——既得利益者如何变成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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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总统在1799年去世。他的遗嘱要求他太太去世之后，让他们的277个奴隶获得解放。但是，他太太在他去世一年之后，就把所有的奴隶都解放了。有人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想生活在那些盼望我死的人当中。华盛顿解放黑奴是因为理念，他认为人生来是平等的，不能因为肤色一部分人当奴隶一部分人当主人；华盛顿太太解放黑奴是因为利益，她有一种危机感，不解放奴隶的话这些人可能会害了她。在影响改革的过程中，除了人们通常所指的利益，观念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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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张维迎在2013年前后针对中国改革前景经常讲到的一个故事[30]，目的是强调理念在制度变革中的作用，并论证既得利益者如何能变成改革者。这种补充了理念对变革作用的观点，在探索中国改革的动力和前景时非常重要。这是因为，如果人们只把改革看做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社会变革就注定是一场零和博弈，一个“你死我活”的过程。这不仅在观念上是令人悲观的，在实践中也可能加剧矛盾冲突。但如果人们相信，社会中有很多利益冲突的根源是认识和观念不同，就可以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矛盾，为制度和平改良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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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动因：利益之外还有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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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经济学界乃至普通民众当中，很多人都把利益看作影响改革发展的根本因素，把既得利益者视为社会变革的最大阻力。例如2010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一次谈到中国改革前景时说：“最令人忧虑的是改革动力不足……一些从行政垄断和权力寻租中得益的人们，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蓄意阻挠改革进程，也有意误导公众，延缓改革进程，甚至假借改革或宏观调控的名义，扩大自己的权力和腐败寻租的空间。”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改革要求政府退出经济，那它的利益怎么办呢？卡壳就卡在这里，政府利益这一关过不去。”世界银行在2012年发布的研究报告《2030年的中国》中也提到，中国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既得利益者，例如在重要市场上享有垄断卖方（或垄断买方）部分或全部利益的企业；还有从现有行政权力架构和制度安排中获取特权或好处，或享有优惠待遇的企业、集体、机构和个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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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张维迎也认同利益是影响改革进程的重要因素，既得利益者是阻碍改革的巨大障碍。但他同时认为，这样的理解还不够。因为既得利益者如果总是反对变革，改革就很难发生，即便发生也是非常惨烈和动荡的，所以，他就开始思考“既得利益者能否变成改革者”的问题。经过一定的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既得利益者有可能变成制度变革推动者。原因有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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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理念的力量。人类行为并不完全是由物质利益支配的，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们有观点、有理念。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说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利益本身以及人类所有的事务都是由观念支配的。纵观历史，很多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状况决定的。例如华盛顿在美国建国以后没有当皇帝，总统也只当了两任，是出于理念，而不是利益；邓小平在“文革”后倡导改革，包括废除领导终身制，也是基于理念而不是利益。在中国共产党诞生过程中，创造和领导这个革命组织的基本都是旧体制下既得利益者的后代，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子弟闹革命，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一种新的理念——马克思列宁主义。外国也如此。废除黑奴的运动兴起于18世纪，是由白人发起的，当时最先觉悟的是天主教会，在1775年成立了第一个反黑奴制协会。法国大革命同样如此，最重要的启蒙力量不是草根阶层，而是旧制度下的贵族。甚至中国妇女的小脚解放也不是妇女努力的结果，而是男人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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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既得利益者之间存在博弈。人们一谈到既得利益者，似乎觉得他们是一个整体，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其实不是这样。既得利益者也分成很多派别，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大于统治者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之间的斗争可能是生与死的斗争。观察历史可以发现，现代民主制度得以建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政教分离，也就是教会和统治者之间的斗争。西方国家在19世纪之前形成的宪政、法治，是贵族和国王之间、国王和教会之间以及贵族之间斗争的结果。这是因为在专制统治下，既得利益者虽然有特权，但没有人权。他们有时候是人上人，但转瞬之间就可能变成阶下囚，这种斗争是毁灭性的。时间长了就会认识到，这对谁都没好处，还是应该用普遍的权利保证每一个人的安全。这就是既得利益者为什么最终要实行法治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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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改革是避免革命的最好办法。关于这一点，张维迎用英国民主化的历史说明，尽管也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但社会动乱的威胁是英国建立民主制度的主要驱动力。也正因为这样，英国的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权者的每一次让步只是满足当时的“威胁者”的要求。比如1832年的时候，只要“买通”中产阶级就可以换得和平，所以投票权只扩大到中产阶级；等到新的威胁者出现后，不得不做进一步的让步，直到实现全面普选。而在有些专制国家，政府习惯用武力镇压老百姓的民主化要求，或者得过且过、敷衍了事，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才开始改革，但很可能为时已晚。中国清朝的君主立宪和辛亥革命在这方面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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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既得利益者可能变成改革者的理由有三个，第一个因素是理念，后两个因素是利益。但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既得利益者能否真的变成改革者，取决于他们内部是否有足够聪慧的人，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领导力作出明智的选择。张维迎在总结华盛顿夫妇解放奴隶的故事时说道：“历史证明，在一个大的社会变革当中，统治者最好有华盛顿的理念；如果没有华盛顿的理念，应该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如果既没有华盛顿的理念，也没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事情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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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社会改良的和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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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这番话是在2013年中共十八大完成国家领导人换届半年后，在一个企业家聚集的公开论坛上表达的。他一开头就说，“我们台下的好多人，本身也是既得利益者。”“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变成改革者，我们是没有希望的。”这种极具历史现场感的表述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随后这篇讲话被大量转载和传播。不论其主题“既得利益者能否变成改革者”的历史答案如何，张维迎关于思想理念对社会变革作用的观点，都对人们思考中国改革的动力和前景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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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理论上看，经济学家经常通过利益来分析改革的驱动力，是比较贴近现实且令人信服的。问题在于“利益”这个概念包括很多因素，不能大而化之。如果只是抽象地指出，利益是一切社会制度变革的驱动力，很多重要问题还是不能回答。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样在利益的驱动下，有的制度好，有的制度坏，有的改革成功，有的改革失败。仅仅把改革的驱动力归结于利益博弈是不够的。进一步追问，还会碰到什么是利益、利益包括哪些因素、人们如何判断和追求自身利益的问题。所以张维迎提出理念也影响制度变革的观点是非常及时和重要的。只有深入研究人的行为动机，详细梳理利益和理念的各种关系，才能准确地阐释抱着不同的思想观念和利益标准的社会群体如何互动，造就了波澜起伏的改革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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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实践中，如果把利益仅仅理解为金钱与权力，而每个人都会捍卫自己的利益，得出的结论就是为了社会进步，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革命是天然合理的——这其实就是阶级斗争和“造反有理”的思想，其影响非常恶劣。现代历史发展表明，阶级斗争理论有一种自我实现的功效，就是说，不管社会群体之间有没有矛盾，只要采用阶级分析和利益对立的观点去看待对方，迟早会产生矛盾。就像在日常生活中，只要我们认定某个对象是敌人，采取敌视的态度或行动，不管他原来是什么人，迟早会变成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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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的观点提醒人们：在社会历史变革中，人与人的冲突并非全是利益冲突，还有理念冲突；或者说，许多看似利益冲突的现象实际上是理念冲突。如果这样去理解社会问题，就有很多矛盾可以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由此，也可以改变人们关于社会变革的很多观点和行动。比如警惕推翻重来的思维；对知识传播和思想启蒙保持足够耐心；不要寄望于政治权谋或街头革命能彻底改变社会面貌；等等。如果有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就能通过改变人的思想为和平、渐进的社会改良创造条件。如张维迎所说：“如果我们相信，减少无知可以减少冲突，人类的明天就永远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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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寓言经济学 宏观经济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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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拖拉机——从金融危机评价制度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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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坐着拖拉机摇摇晃晃，看着人家坐飞机，很羡慕。我们也开始研究飞机，准备造飞机，坐飞机。突然之间，人家的飞机掉下来了，我们感到很庆幸——幸好自己没有飞机，只有拖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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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肇始于房地产信贷合约衍生品的美国金融危机达到高潮。大约一年前，在房地产次级信贷相关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上，投资者对按揭证券的价值丧失信心，造成流动性极度紧张，多国中央银行向金融市场注入资金也没能阻止事态恶化。结果到2008年9月，危机全面失控，多家大型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政府接管，引发了波及全球的经济衰退。用张维迎的话说：“飞机掉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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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危机的成因，经济学家们众说纷纭。其中之一是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监管，因创新过度而酿成大祸。这类观点在中国官方舆论中很受欢迎。针对这种状况，张维迎讲了前面的寓言[31]，他想说明，中国的金融制度同美国相比，还很落后——就像拖拉机和飞机的差距一样，所以即便美国的金融市场出了问题，中国金融改革也不应该停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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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特别应该看到，西方的自由金融体系尤其是美国的金融创新，曾在推动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方面起过重要作用；而中国的国有金融体系，也曾制造过巨大的财富黑洞和经济危局。因此，不要错误估计两种金融制度的根本优劣差异。综合权衡利弊，中国金融体制还是应该朝更自由、更开放的方向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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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金融危机产生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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