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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拖拉机——从金融危机评价制度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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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坐着拖拉机摇摇晃晃，看着人家坐飞机，很羡慕。我们也开始研究飞机，准备造飞机，坐飞机。突然之间，人家的飞机掉下来了，我们感到很庆幸——幸好自己没有飞机，只有拖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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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肇始于房地产信贷合约衍生品的美国金融危机达到高潮。大约一年前，在房地产次级信贷相关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上，投资者对按揭证券的价值丧失信心，造成流动性极度紧张，多国中央银行向金融市场注入资金也没能阻止事态恶化。结果到2008年9月，危机全面失控，多家大型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政府接管，引发了波及全球的经济衰退。用张维迎的话说：“飞机掉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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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危机的成因，经济学家们众说纷纭。其中之一是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监管，因创新过度而酿成大祸。这类观点在中国官方舆论中很受欢迎。针对这种状况，张维迎讲了前面的寓言[31]，他想说明，中国的金融制度同美国相比，还很落后——就像拖拉机和飞机的差距一样，所以即便美国的金融市场出了问题，中国金融改革也不应该停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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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特别应该看到，西方的自由金融体系尤其是美国的金融创新，曾在推动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方面起过重要作用；而中国的国有金融体系，也曾制造过巨大的财富黑洞和经济危局。因此，不要错误估计两种金融制度的根本优劣差异。综合权衡利弊，中国金融体制还是应该朝更自由、更开放的方向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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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金融危机产生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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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后，经济学家从各个角度分析原因，提出了宏观经济政策失误说、全球经济失衡说、国际货币体系缺陷说等各种解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金融创新过度与市场监管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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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种观点，自21世纪初以来，美国金融市场上发展了许多创新融资办法，在传统商业银行之外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影子银行系统，却没有相应的监管机制。用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话说：“美国金融体系与整个经济遭遇危机的风险越来越大，而这些风险却被置之不理，或被视为杞人忧天。”结果使得房地产信贷与资本市场紧密结合，衍生出许多极其复杂、几乎无人看懂的金融创新产品。特别是其中的高杠杆率让风险急剧扩大，再加上评级机构与投资银行的串通，催生出巨大的房地产金融泡沫。在经过一系列炫目的虚假繁荣之后，最终走向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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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来到中国后，被很多人用来反证中国经济体制的优越性。譬如有人说：“回顾两次金融危机（按：指1997年、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和形成原因……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我国社会制度的体制优势，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吸收外界有益经验结合得更好。”甚至有人说：“金融危机背后深层次的是道德危机，那就是作为西方价值总汇的个人主义出现了问题。”“在中国当前深化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我们应当自感欣慰与自豪，另一方面我们应保持清醒头脑，莫让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模糊了我们的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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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方的金融危机，导致某些中国舆论的盲目自满和排外情绪，是张维迎要讲述“开拖拉机的庆幸没有飞机”这个寓言的原因。“拖拉机”和“飞机”的对比能反映中国金融发展与美国金融市场的差距。例如，据2009年的统计，美国金融业创造的产值约占GDP的10%，而中国金融业的产值占GDP还不足1%。美国有8000多家银行，服务7000余万家企业；中国有180多家银行，服务4200万家企业。2009年，美国资本市场市值占全球资本市场54%，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约为美国的1/3。与股票市场相比，中国债券市场的差距更大，金融衍生品和期货市场更加欠缺。截至2013年，美国商品期货市场中场外交易占95%，中国场外交易基本是空白；美国场内交易中期权占比58%，中国还没有商品期权。金融衍生品方面，中国仅有股指期货一个金融衍生品，美国场内金融衍生品就多达700个，场外金融衍生品更是不计其数。总之，不论从数量、机制、结构，还是层次上看，中国的金融（资本）市场都与美国存在巨大的差距。所以张维迎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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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因为这次美国次贷问题引发了金融危机，就认为我们不应该继续改革了。大家看一下人类的财富是怎么创造的？是通过真正的私有企业，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得来的。包括西方的金融创新，我觉得非常重要。为什么美国过去30多年高科技一直领先？我们现在享受的好多东西都是美国的企业创造的，如果没有它的自由金融体系，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不要以为我们原来那个制度没有危机，我们是靠财富创造把危机填补了。我们光解决银行的呆坏账就花了两万多亿，相当于好几千亿美元，那是在1990年代后期，中国人均收入还不到1000美元的时候。在未来，我们要继续扩大开放，让金融企业有更多的自由。这样可能会出现某些危机，但是权衡利弊，还是应该继续往前走。”[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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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不同制度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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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的这些观点，触及一个根本的认识论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制度和事物。如果我们只是抽象地考察事物的某方面特性，一定会觉得它们各有利弊。但如果从经验上对事物作全面考察，不同阶段的事物还是有先进、落后之分。就像拖拉机的载人安全性要高于飞机，但从速度、效率、舒适等综合条件评价，它作为交通工具是远远落后于飞机的。不应该把先进事物身上存在的弊端，作为拒绝改变落后状态的理由。甚至要看到许多先进事物表现出的弊端，恰恰是落后事物需要补足的要素。就像一个营养不良的人需要摄入热量，不能因为看到有人患肥胖症在减肥，也跟着拒绝进食。这种蕴含在“开拖拉机的庆幸没有飞机”这则寓言中的认识论，不仅适用于观察中国的金融改革，也对正确看待中国在其他方面的改革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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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近年来人们对土地所有制改革的争议。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不能走私有化和自由买卖流通的模式道路。理由是根据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土地的买卖、使用要受国家法律限制，并按社会需要作统一规划和安排。换句话说，在发达国家配置土地资源是一项公权力，而非私权利，人们并没有随意处置个人土地以及从事相关建筑开发活动的自由。因此，试图把中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的主张是不符合历史先进经验和社会发展潮流的。这样的观点，正是对不同制度的重点和主次的观察出现了偏差。道理很简单：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国家对土地买卖和使用的种种限制，是建立在个人拥有土地的基本产权制度上，并经过社会演变和政策辩论逐渐形成的。它所表现出的公共计划性和法律强制性，是人们运用个人权利（包括土地财产权）在民主政治的背景下进行长期博弈与利益磨合的结果。也就是说，在西方国家的土地制度中公共计划或交易限制只是一种形式，个人拥有产权并最终决定土地政策的走向才是它的核心。而这一点，恰恰是目前中国土地制度最欠缺并导致许多社会、经济问题的关键。因此在现阶段，以西方国家存在土地使用管制为由反对中国实行土地私有和自由流通，就好像营养不良的人看到别人减肥而拒绝进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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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与此类似的问题是对医疗改革的讨论。近年来“看病难，看病贵”现象在中国引起全社会抱怨和关注。一些学者把它归咎于市场化，其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他们主张，中国的医疗改革应该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增加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并按照发达国家的模式建立一个全民享有的医疗社会保障系统。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的医疗体制还谈不上市场化。在中国“看病难，看病贵”的直接原因是医疗服务供不应求，深层原因是管办合一的卫生医疗体制阻碍更多的社会资源进入医疗领域。这与发达国家情况不同。对发达国家而言，他们早就动员并积累了大量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能力，医疗问题主要涉及财务负担是个人支付、商业保险支付，还是政府支付的区别。而中国的问题是双重的：既有医疗服务由谁付账的问题，更有如何动员更多资源进入医疗服务领域的问题。因此，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推动行业开放和管办分离、放松民营机构准入和价格管制等市场化进程。这两种观点谁更贴近中国现实，对照张维迎所说的“开拖拉机的庆幸没有飞机”这个寓言，人们更容易作出准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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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开大门让你偷——美国金融危机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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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门开着，第一天小偷来家里偷了一件小东西，咱没理会。第二天门还开着，小偷又进来偷点东西，咱依然不关心。第三天门继续开着，小偷就进来偷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小偷最后被抓，那他量刑就会非常重。如果我们是在他第一次偷东西的时候发现并加以制止，那他可能关三个月后就会被放出来。可现在要判他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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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经济学家从各个角度对其原因进行分析，其中最流行的解释是金融创新过度与市场监管缺位。但张维迎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恰恰是政府对市场自由的干预。另外，金融危机后果如此严重也跟中国有关—“美国人需求过度，但价格不涨，利率不涨，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误导了他们。”所以他讲了前面这样一个寓言[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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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维迎看来，美国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过去20多年来，美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鼓励和贷款担保，扭曲了住宅信贷中的商业原则。二是进入2001年之后，美国中央银行为了应对经济衰退，持续降低利率、实施信贷扩张，扭曲了市场信号。结果，许多不该借钱买房的人都借钱买房，酝酿了房地产泡沫。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保持固定汇率，使美国本该出现的通货膨胀没有显现出来，放纵了低利率政策实施。因此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金融衍生品交易越来越离谱，最终走向破灭。这一切的发生并非金融创新的过错，而是政府扭曲市场信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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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奥派”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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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曾多次明确表示，他看待金融危机的观点来自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这一理论对经济危机成因的基本解释是这样的：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当政府人为地降低利率和扩大货币供应时，企业家就会投资一些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通过借贷建设新厂房、升级设备、进行原材料开发等。特别是在重工业、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的上游产业，因为它们对利率非常敏感。此时上游产业的原材料价格和资本品价格会上涨，土地价格和劳动力工资也会上涨，以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这些行业的股票价格也会上涨，诱使更多的资本进入。结果呢？人们的收入增加了，消费需求会增加，消费品价格也随之上升。这个时候，下游产业开始与上游争夺资源和生产要素。消费品工业的需求旺盛，会促使工资提升，将上游的资源吸引过来。上游开始被挤压，利率也开始上升。这样，对上游而言，原本认为有利的投资变得无利可图了。当政府没有办法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时，股票和地产泡沫必然破灭，原先投入的资金将沉淀在不可变现的固定资产（如厂房和地产）中，导致流动资金短缺，投资项目纷纷下马，银行贷款无法收回。紧接着会出现企业倒闭，失业增加，而这又必然导致收入降低，并且这一效应又会转移到下游消费品行业。最终导致危机全面爆发，经济进入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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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由信贷扩张引发危机的道理可以用一个建房子的类比来说明。设想一个人准备建一栋房子，他拥有的资源（如砖块）只够建一栋小房子，但他错误地以为可以建一栋大房子，所以他一开始按大房子的计划施工，打了一个很大的地基。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半途而废。这时候他对自己的错误发现得越早越好，这样可以较早地调整自己的计划，不至于造成太大的资源和劳动力的浪费。如果等资源已经用光他才突然发现自己的错误，就不得不将建了一半的房子推倒重来，遭受投资失误的严重损失。与这个建房子的例子稍微不同的是，在经济危机中导致企业家盲目投资的信号是由政府（中央银行）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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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干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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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维迎看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就是上述这种情况。首先，由于世纪之交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加上“9·11”恐怖袭击的影响，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迹象。但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和布什政府不想让经济陷入衰退，于是从2000年就开始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连续11次降低利率。到2003年，美联储的利率下降到1%，实际利率已经为负。这样的利率政策扭曲了市场信号，一方面误导企业家从事本来无利可图的资本品投资，导致原材料价格和工资大幅度上涨，造成股票市场泡沫；另一方面，又误导消费者增加消费，减少储蓄，使原本不该借钱的人开始借钱，不该买房的人开始买房，导致房地产泡沫和不可持续的高消费。但此时，社会的真实资源并没有增加，当过度的投资和消费转变为严重的物价上升压力时，美联储不得不停止货币扩张（如果继续扩大货币供给，将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体系的崩溃），利率随之上升。接下来，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开始坍塌。股票和地产泡沫破灭了，资金出现短缺，银行贷款难以收回，信贷全面收缩，危机浮出水面。直观地看，次贷危机的原因在低利率和房地产泡沫的诱惑下，不该借钱买房的人借钱买房，但这只是危机的导火线，而不是危机的根源。危机的根源是政府干预市场，甚至包括金融业的高度杠杆化，也只是美联储信贷扩张政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当利率信号被政府扭曲之后，无论金融资产还是实物资产，定价机制会失灵，造成市场动荡。这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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