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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一筐果子给邻居——产权保护与产权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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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特别强调，产权保护越困难，产权的分享就越重要。记得我在农村的时候，我们家有一棵苹果树，苹果树离我们家比较远，离另一家人比较近，我们很难保护这棵苹果树。所以我们家每年秋天都要送两筐苹果给这家人，这样他们就不偷苹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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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企业产权没法有效保护时，一定要记得送两筐苹果给最容易、最可能偷窃的人，比如职业经理或核心员工，让他们也有产权。如果你不愿意送这两筐苹果，不但收成不好，苹果树都可能被移走。这一道理适合所有企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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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保护与企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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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经理或核心员工“叛变”，是普遍性难题，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防范手段，是寻求法律保护。“叛将”偷窃公司核心技术，就要承担“叛逃”的代价，特别是法律惩罚。产权的法律保护越完善，“叛逃”的成本便越大，偷窃的可能性也越小，委托代理链条才可能加长，企业的规模才能做大。没有法律对产权的保护，企业不可能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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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规模到底由什么决定？2000年前后，3位美国经济学家对15个欧盟国家做了系统的实证研究[51]，他们的第一个结论是市场规模越大，企业规模也越大。这是容易预见的，市场规模越大分工便越细，分工越细企业规模才可能越大。他们的另一个结论是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越有效，产权保护越好，企业规模便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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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发现，随着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改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企业规模与非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企业规模之间的差距在减小，不是因为前者变小了，而是因为后者变大了。根本原因，在于非资本密集型的行业，比如咨询业，对制度的敏感度更高，只有在司法相对完善的环境中，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他们还发现，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越发达，企业规模越大；一个国家人们之间的信任度越高，企业规模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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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私有产权法律环境亟待改善。资产上规模群体特别是企业家群体的移民倾向，是衡量一个国家私有产权法律环境的重要指标。亚布力论坛《中国企业家生存环境调查·2010》中的数据，超过1/4（26.3%）的中国企业家表示已经移民或有移民意愿，其中4.8%的企业家称“已经移民成功”，2.9%的企业家表示“正在申请办理移民手续”，而18.6%的企业家表示虽然还没有申请，但“打算移民”。对于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来说，移民是个敏感话题，常遭遇民族主义者的责难。一位企业家颇为尴尬地向调查人员表示，虽然自己选的是“不打算移民”，但实际上自己的妻子和子女已经成功移民。鉴于中国企业家在这一调查中表现的谨慎心态，已经移民或有意愿移民的实际比例很可能高于这一调查结果（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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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是有关个人行为后果的预期。产权保护越好，预期便越稳定，个人对未来便越有信心，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如果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谁都没有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大家都想着怎么占有别人的财富。所以，产权制度既是激励机制，也是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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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企业家才能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力的关键因素，在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意义上保护企业家才能，是最重要的产权保护之一。中国的私人企业规模匹配不上其市场规模，主要原因之一，是对企业家才能的产权保护不力。当然，不相匹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发展的历史阶段，真正意义上的私人企业制度，在中国不过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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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不考虑曾成杰、兰世立等典型案例，“税负”即可说明对中国企业家私有产权的普遍侵害。在2012年“中国企业家生存环境调查”中，有73.4%的企业家表示“税负过重”。在福布斯2009年全球“税收痛苦指数（Tax Misery Index）”排名中，中国排在第二，只有法国排在中国前面。“税负痛苦指数”是由5项不同税种的最高边际税率加总得到，包括：企业所得税税率、个人所得税税率、增值税税率等。地方政府征收的财产税（不动产税）还不计入痛苦指数的测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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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企业家才能的，既可能是政府等组织，也可能是企业员工，特别是职业经理和核心员工。事后的法律惩罚是解决之道，但如前文所说，在中国，法律的执行成本太高，事前的激励措施更可能防患于未然。“分果子给邻居”的比喻，说明的正是：产权的保护越困难，产权的分享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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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后惩罚到事前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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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企业家常有个心理定式：什么都能给，就是不能给股份。好像给了股份企业就不是自己的了。很多中国企业的失败，不是企业家不勤奋不刻苦，而是他们一直没有走出这一心理定式。他们习惯于把企业产权完全纳入个人腰包，不愿意和员工共享，他们的企业或许有小成就，但始终无法走向大成就。只有把老板的梦想变成所有员工特别是职业经理和核心员工的梦想，这一梦想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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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聪公司创始人郭凡生是中国商界“产权分享”理念最著名的倡导者，他的名言是“商者有其股”。慧聪公司创办于1992年，创办之初郭凡生就确定了这样的分红机制：30%归股东，70%分给员工。随着公司发展，公司产权不断分享给职业经理与员工。慧聪公司上市时造就了数百位百万富翁，一时成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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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凡生以“包产到户”比拟“商者有其股”。地还是那块地，牛还是那头牛，农民还是那些个农民，人民公社的粮食不够吃，包产到户后竟还有余粮。生产要素没变，商业模式没变，只是制度创新了。这一土地制度上的创新叫“耕者有其田”，商业世界里的“耕者有其田”就是“商者有其股”。“商者有其股”，能让员工特别是核心员工与企业家一起拥有产权，不是老板一个人在拉车，而是所有人福祸相依一起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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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者有其股”事实上是种事前激励机制，为了防止企业里有“叛将”，你必须在事前笼络他、“行贿”他，让他觉得待在企业干比自己干能得到更大利益。在知识型企业里，这样的事前激励机制尤为重要。慧聪公司也有“叛将”，但很少发生一个人带走一整个核心队伍的“叛军”行为，其原因正在于“产权分享”：他们在公司都有股票，一走股票就不值钱了，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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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股份制企业中，委托人追求公司长期利益最大化，代理人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委托人必须激励代理人，使代理人的利益与公司的长期业绩、未来价值挂钩。最优的激励合同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参与约束”，也就是代理人在公司工作（参加合同）比不在公司工作（不参加合同）更优；二是“激励相容约束”，也就是委托人的利益必须符合代理人的利益，代理人是在先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基础上为委托人努力的，违背代理人的意愿将得不到最优结果。说起来玄乎，实际上非常简单，这个合同必须包括“基本工资”和“奖金”，前者是固定的，与业绩无关，后者则与业绩相关。最好的“奖金”就是“股权”，也就是“产权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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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机与土豆——越容易欺骗消费者的商品越需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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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是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卖者对买者的承诺，它将好产品（好企业）与坏产品（坏企业）区别开来。买者之所以愿意为品牌付费，是因为他们相信卖者不会为了眼前的利益牺牲自己长期积累起来的信誉；反过来，卖者之所以有积极性用高成本维持自己的品牌，是因为他们相信买者愿意为品牌付费。为什么电视机有品牌而土豆没有品牌？因为电视机容易骗人而土豆不容易骗人。越容易骗人的产品其品牌的价值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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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张维迎在评点三九集团总裁赵新先用“麦当劳”的方式经营中医健康服务战略时说了这段话。张教授在评点中，指出连锁经营有成本优势、网络效应优势、品牌优势。其中，对品牌优势着墨最多。这个寓言揭示的经济学道理是：消费者尽管在对商品信息的了解上不如销售者，但销售者会自己花钱来证明自己产品的品质，他们投在品牌建设上的钱，等于是他们给了消费者一个“质押”。而且，越是商品信息复杂的产品，商家投入的品牌建设费用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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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要成功就必须花大钱证明自己没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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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中国企业对连锁经营非常热衷。时至今日，中国的连锁品牌已经很多，如格林豪泰酒店等。但在2002年时，国产连锁品牌尚处在学习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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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市场中需要很多品牌？就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常言道，“买家没有卖家精”，意思是说，卖家对商品信息的了解比买家要多，这就是信息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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