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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寓言经济学 国企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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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理论——“国资委”主任算不算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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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提出一个可以称为所有制关系中的“变压器理论”。这个理论设想，从最终的财产所有者到财产的直接支配者之间的关系由若干“变压器”串联而成，其中每一个“变压器”都是“降压器”（至少不升压），变压器越多，降压幅度就越大。我们用“初始输入电压Vo”表示最终财产所有者对财产的名义关心度；用“最终输出电压Vn”表示财产直接支配者对财产的关心度或财产所有者对财产的有效关心度；用“变压系数P（1＞P＞0）”表示委托人对被委托人的控制度，于是：Vn=Vo·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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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国企改革的深入带来一个现实的理论问题：“企业家”与“所有制”的关系。当主流认为“企业家”不重要时，张维迎率先阐明“企业家”的极端重要性。主流逐渐接受“企业家重要”的看法，但同时认为所有制不重要。27岁的张维迎借用“变压器理论”说明“企业家”和“所有制”的本质关系：国有制下不可能有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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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理论很简单，它以“电压”代表个人对公家财产的实际关心度，假设从财产所有者（人民）到财产直接支配者（如国资委主任）之间由若干个“变压器”串联而成，追问初始电压和最终电压的大小。在国有制下，初始电压极低，最终电压几近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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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有匿名性质的国家组织中，谁都可以用自己的名义行动并将风险责任转移给他们的委托人，而风险责任正是企业家的最重要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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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算不算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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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所说的企业，是私有产权基础上自发形成的不同能力人之间的契约，是不同能力人之间的组合，如“月光下与树影下”中奈特所说的，企业仅仅是一种“装置”，通过它，“自信或勇于冒险者承担起风险，并保证犹豫不决者和怯懦者能得到一笔既定的收入”。人群中有少部分人对未来的判断更准确，更富有想象力，做事也更果断，让他们决定生产什么以及怎么生产，比每个人自己决定更有效率，他们没有固定报酬，但占有利润，可能赚也可能亏；能力相对弱的则负责具体执行，他们旱涝保收，领取固定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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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判断未来的人为什么要创办企业？因为市场没办法给他们的这一能力定价。好比甲认定雨衣比雨伞更适合本地市场，他想把这一预判卖给乙，市场要完成这一交易将遇到两个困难：一、甲必须把这一预判告诉乙，乙才可能被说服出价，但甲都已经告诉乙了，乙为什么还用出价购买呢？二、即使乙愿意出价，但价格应该是多少呢？理论上可以无穷大（所有人都买），也可以无穷小（没一个人买）。价格也不可能事先谈好，因为事先乙根本不知道这一“预判”是什么，如何出价？只有创办企业，才真正知道甲的这一预判到底能值多少钱。企业是企业家的工具，是“企业家才能”的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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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国有企业不是自由契约的产物，而是行政权力强加的制度安排。以1979年之前的中国国有企业为例，它们仅仅是生产车间，或者说是生产车间和行政组织的混合体，经理完全执行上级指令，既不能决定生产什么，也不能决定生产多少；经理在生产、人事、财务、分配上完全没有自主权，更谈不上什么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经理个人的职位和企业本身的效益也完全没关系，事实上两者之间不可能建立任何关系，因为效益取决于决策，而决策不是经理完成的。国有企业的经理，更像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企业”里的车间主任，是“员工”，而不是“企业家”。一个纯粹的国有企业体系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1978年前后，中国的国有企业体系已处在崩溃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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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但这条主线曲折跌宕，至今未有定论，眼下最时髦的说法叫“混合所有制”。中国的国企改革，是从模仿市场经济下的公司治理结构开始的，也就是从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开始，我们叫“扩大企业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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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国企改革争论的本质，是不改革所有制，而通过各种激励创新，如“放权让利”、“经营承包责任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国企经理能否变成纯粹意义上的企业家？企业家是特定所有制的产物，还是可以兼容于各种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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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对这个问题主流的回答是：企业家重要，所有制不重要，关键要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并给予国企经理更大的自主权。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1989年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一次研讨上发言，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他既肯定“企业家”的作用，“经营者是创新活动的主要担当者，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现代企业的中心人物”，同时也反对把所有制改革作为当时国企改革的方向。这一观点至今仍有巨大市场。1986年，张维迎将自己的回答归纳为“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考虑到他当时只有27岁，尚未接触现代企业理论，这一回答显示了他的学术天分。他提出形象但今天看来略显粗糙的所有制关系的“变压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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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制下有没有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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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论”甚为简单，它假设从财产所有者（人民）到财产直接支配者（主管政府官员如现在的国资委主任）之间由若干个“变压器”串联而成，每一个“变压器”都是“降压器”，用“初始输入电压Vo”表示财产所有者（人民）对财产的名义关心度；用“最终输出电压Vn”表示直接支配者（国资委主任）对财产的关心度或所有者对财产的有效关心度；用“变压系数P（1＞P＞0）”表示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控制度，于是：Vn=Vo·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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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有制下，财产属于全民所有，任何个体对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财产没有独立支配权，Vo极低，几乎为零；财产的实际支配权在主管政府官员手里，但政府官员又是通过无数次委派、任命产生，中间有无数个降压器，最终输出电压极低，即便主管官员能完全控制国企经理，也难以保证国企经理真正对财产负责，这就是困扰国企改革的最核心问题：“所有者虚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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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的张维迎认为，国有企业与“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的西方股份制企业的区别在于，后者的股东对自己的财产有完全独立的支配权（Vo=1），同时，股东到经营者之间的变压器很少，即使把董事会看作是个“变压器”，但股东可以在股票市场上自由买卖股票，等于在“变压器”旁边又加上了一个“直通并联电路”，可以有效保证经营者对财产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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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变压器理论，张维迎说明了国有制下对国企经理“所有权约束的无效性”，在这篇题为“企业家与所有制”的文章中，他还依此说明了国有制下“政企分开的不可能性”、“解决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的不可能”、“经营者与职工制衡关系的不可能”。他最终归纳为“国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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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一直有两个主要的理论派别，一是“竞争学派”，核心主张是只要有“充分竞争”，所有制不重要，国有企业可以与市场经济兼容；二是“产权学派”，认为所有制是关键，市场经济只可能建立在私有制上，不可能建立在国有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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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集中反映了他们的迥异主张。前者认为，重点不在所有制改革上。一是借用外部事后监督，通过充分竞争市场下形成的平均利润作为考核国企经理的参照。二是设计内部事前监督，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此二者的结合可以解决国企经理的监督与激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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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是“产权学派”的代表。张维迎认为国企改革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激励问题，二是经营者选择问题，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放权让利、经营承包责任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等等，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企经理（包括员工）的短期激励问题，但没有解决长期激励和经营者选择问题，而此二者的解决，只能依靠所有制改革。只要国企经理依然由政府官员任命，政府官员不必为此承担个人风险，政府官员就没有积极性挑选真正有能力的人来运营国企，他们也不可能像真正的股东那样激励和约束国企经理。他们充其量只是“虚拟股东”。这样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冒牌的股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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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主任是冒牌的“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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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布鲁斯，1960年代曾任波兰国际计划委员会研究部主任，是东欧转轨改革的重要经济学家，曾致力于将经济学家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具体化，但他最后却对“市场社会主义”提出全面的反思，他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企业家身份这个具有很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创造性破坏’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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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说，国有企业经理无法成为企业家，通常被认为是因为他们缺乏动力，但他们真正缺乏的是企业失败后承担风险责任的物质基础。完全的市场经济，类似于纸牌游戏，不拿自己的赌注冒险几乎没法玩。国企经理不可能成为私企老板那样的牌手。企业搞得好，国企经理不增加自己的收入（至少名义上）；企业搞得差，他们个人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他们是不拿自己的资本冒险的冒牌“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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