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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的生产率——国企赚钱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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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有17个儿子和10个女儿,今天普通的中国人一般只有一个孩子,这并不能表明乾隆皇帝的生育能力是我们的27倍,这仅仅说明:乾隆皇帝占有太多的后宫佳丽,普通人有那么多后宫佳丽,27个孩子也不在话下;今天的中国人还没有生育的自由,不像乾隆皇帝想生几个就生几个,乾隆皇帝享有“生育特权”。这如同国有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却是不争气的阿斗,差点拖垮了中国经济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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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最近几年却被吹捧为弄潮儿,成了“制度自信”的一部分,主要原因是它的“利润”。如果只看中石油、中石化等几家国企的账面利润,的确能长自信,但这只是幻觉。盲人在摸象腿时以为大象是根擎天柱,但事实上这是只必须注射才能维生的大象。2012年12月的一次公开演讲,张维迎借用“乾隆皇帝生产率”的比喻,说明国有企业账面的利润毫无意义。国有企业真正的危害性,还没有被我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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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的真实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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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的国企利润只是账面利润,或者叫会计利润,并不是真实的经济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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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天则经济研究所2009年的报告《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欲改革》中所说,央企的利润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石化等10家占到70%以上,其中,仅中石油和中移动这两家就超过了1/3。而2010年,央企共实现利润13415亿元,占全国所有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67.5%。由此看见,国有企业的利润主要是由垄断企业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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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这些垄断企业的高回报率与它们获得的低廉的要素价格密切相关,包括资本、土地和自然能源等。全要素生产率是反映企业效率的重要指标,据世界银行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显示,从1978年到2007年,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仅为民营企业的1/3,前者年均1.52%,后者年均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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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资源性要素价格快速上涨、市场需求持续扩大的条件下,国有企业的这一优势尤其明显。天则的报告称,2001~200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共应缴纳地租39312亿元,占其名义利润总额的67.2%。如果再考虑商业服务用地,仅2008年一年,国有企业就应缴纳12104亿元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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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实际利息率为1.6%,而实际市场利率约为4.68%,若按照市场利率支付利息,2001年到2009年利息支付差额共计约27539亿元,占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名义利润总额的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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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至200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少缴纳的石油资源租金约为2437亿元。加上天然气和煤炭等自然资源,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在2001年至2009年间共少缴纳资源租金约497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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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还表现在政府财政补贴上。据天则报告,从1994年至2006年,国家财政用于国有企业亏损的补贴达到了3653亿元。不完全统计,2007年至200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获得财政补贴约为194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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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述应付未付成本和补贴扣除,2001年至200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真实净资产收益率则为-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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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有要素价格上的优势,只要公平竞争,国有企业依然生存艰难。但凡赚钱的国企,基本都依赖于排他性垄断。上述世界银行报告称,2006年,中国政府确立了关系国家安全从而需要国有资本保持“绝对控制”的七大战略部门,即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和航运。这些部门,尽管少数国有企业可能会相互竞争,但民营企业的进入壁垒严重影响了这些产业的经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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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据世界银行报告,中国政府还确立了若干“基础性和支柱性”产业,包括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基本金属和化工等。在这些产业中,政府要求国有资本保持“较强控制力”,进入这些产业的正式门槛可能并不高,但民营企业往往畏惧于各种正式和非正式阻力,比如并非一视同仁的审批和监管措施。国有企业长期垄断着这些关键性行业与部门,凭借行政垄断力量不断排挤、吞并其他市场竞争主体,对市场规则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成为阻碍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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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足为奇。国有企业是政府的,市场游戏规则是政府定的,政府定的游戏规则不可能不偏袒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体中不可能有公平竞争,事实上,企业的竞争行为不可能独立于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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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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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性企业赚的不是经济利润,而是“租金”。以电信为例,好比说政府只发3张牌照,公平的做法是公开拍卖,得出一张牌照的价格,比如300亿,但现在没有这一程序,这300亿隐性成本并没有从账面利润上扣除。赚取“租金”和我们通常所说的“创造利润”完全是两回事,“利润”是企业家创造的,企业家创造利润的方式只能是创新,而非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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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讨论国有企业的利润是没有意义的。私企的真问题,是它和市场的关系,私企的生死完全取决于市场。国企的真问题,是它和政府的关系。国企与政府,近似于“孩子”与“父亲”的关系,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形容之为“父爱主义”。“孩子”总是和“父亲”讨价还价,希望占有“父亲”更多的家当,希望“父亲”提供更多的零花钱,这就是所谓的“预算软约束”。“孩子”总是希望有更“软”的预算约束,包括上缴更少的利润,缴纳更少的税收,争取更多的信贷,以及寻求更好的价格保护等。“孩子”还有个稳定的预期,知道自己一旦有三长两短,“父亲”绝不会袖手旁观。更重要的,由于国企是“共和国的长子”,它要求“父亲”不能对别的“孩子”(比如民企)一视同仁,要求“父亲”以垄断保护其“长子”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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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一种“亲情”关系,无论“利润”多么炫目,都没有说服力。真正的问题是,谁有权决定以及为什么有权决定国企要上缴多少利润。和企业一样,政府也是由一个个自然人组成的,决策的不是抽象的政府,而是具体的自然人。政府与国企的关系,本质是政府里的自然人与国企里的自然人的关系。他们并非先验地只“为人民服务”,他们也有个人利益,这些决定往往是他们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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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张维迎所说,国有企业上缴多少利润,实际上是财政部门官员、国资委官员和国企员工的利益分配问题。不上缴就是国企员工行使所有权;上缴国资委就是国资委官员行使所有权;上缴财政部门就是财政部门官员行使所有权。不同的上缴比例意味不同的所有权分配,都是他们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不能简单认为上缴就实现了公共利益,多上缴就多实现了公共利益。国企治理,兼具企业治理和政府公共治理之属性,需要一整套法律体系才可实现。更本质地说,利润是企业家才能的报酬,而不应是政府的财政手段。[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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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真正的危害性还没有被足够重视。自由企业制度是一套自愿缔约的体系,在这套伦理中,不存在特权,因为竞争对手为每位买家、每位卖家都提供了别的选择。所谓公平竞争,就是没有特权。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体中,国企是特权的高地,大量民营企业家寻求攀附国企特权,以分享租金。企业家才能是一个经济体最重要的资源,一个国企主导的经济体必然导致企业家才能的错误配置,是对企业家才能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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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义地说,“父爱主义”不仅是国有企业体制也是传统计划经济国家的经典特征。它破坏了人们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承担能力,从而破坏了他们身上的企业家才能。传统计划经济国家的人民必须走出被看护的未成年人心理,做自己的主人,创造自己的生活,这个意义上,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是人文精神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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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的钉子和摇晃的墙——企业理论与中国国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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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推出大规模刺激政策,市场信号紊乱。若以“牢固的钉子”比喻企业家合理的微观决策,那么泛滥货币政策引发的宏观信号失真就如同“摇晃的墙”,在失真的宏观背景下作微观决策,就好像“在摇晃的墙上钉钉子”。更早之前,2004年,华润收购万科,也适用这个比喻。华润是国企,万科则为民企,国企原本就是一堵“摇晃的墙”,即便此类微观的收购行为有其合理性,却同样是“在摇晃的墙上钉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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