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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卖桔者言 灯塔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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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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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塔是经济学上的一个里程碑。一提起这个诗意盎然的例子，经济学者都知道所指的是收费的困难，这种困难令灯塔成为一种非政府亲力亲为不可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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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一八四八年，英国经济学家密尔（J.S.Mill）对灯塔有如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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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航海安全，灯塔的建造及维修需要政府的亲力亲为。虽然海中的船只可从灯塔的指引得益，但若要向他们收取费用，不能办到。除非政府用强迫抽税的方法，否则灯塔会因为无私利可图，以致无人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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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三年，西奇威克（H.Sidgwick）将密尔的论点加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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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几种情况下，以市场收费来鼓励服务供应的观点是大错特错的。重要的例子是某些对社会有益的服务，供应者无法向那些需要服务而又愿意付价的人收费。例如一座建在适当地点的灯塔，使船的航行得益，但却难以向船只收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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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九三八年，庇古（A.C.Pigou）当然也不放过“灯塔”。庇古是以分析私人与社会耗费（或收益）的分离而支持政府干预的首要人物。灯塔的例子正中他的下怀。庇古认为既然在技术上难以向船只收取费用，灯塔若是私营的话，私人的收益在边际上必定会低过灯塔对社会贡献的利益。在这情况下，政府建造灯塔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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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以上提及的市场“失败”而支持政府干预的论调，是经济学的重要一课。这里我要指出的，是这些学者不反对提供服务的人向服务的使用者收取费用。正相反，他们一致认为收费是符合经济原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也一致认为市价是重要的供应指引。但在灯塔的例子中，困难是收费。在黑夜中，航行的船只大可以“偷看”灯塔的指导射灯，避开礁石，然后逃之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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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想之下，我认为某些经济学者的大好心肠，世间少有。对那些愿意付价而逃避付价的人，这些学者竟然要政府为他们增加服务。那么对那些在饭店白吃而不付账的人，经济学者是否要政府为他们大排筵席呢？在这个尴尬的问题上，密尔比西奇威克及庇古高明得多了。密尔的主张是要政府向用灯塔的船只强收费，但庇古一派却是慷他人之慨，不管灯塔的费用应从何来。假若不付钱就会得到政府的供应，而政府的供应是由一般税收支持，那么还有什么人会在任何市场付价呢？免费的午餐又吃得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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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灯塔的例子到了萨缪尔森（P.A.Samuelson）手上，市场的“失败”就一分为二。以萨缪尔森之见，灯塔难以收费是一个问题，但就算容易收费，他认为在经济原则上是不应该收费的，所以灯塔应由政府建造不仅因为私营会有收费的困难而已。支持第二个观点的理论是基于一个叫做“共用品”（public goods）的概念。这概念源自林达尔（E.R.Lindahl），一九五三年萨缪尔森以精湛的文章加以发扬（按public goods这名字容易令人误解，本身大有问题；中文一向译作“公共财”，是错上加错。下文将有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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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塔的服务是“共用品”的一个好例子。塔中的灯亮了，很多船只都可以一起用灯塔的指引而得益。当一条船用灯塔时，它一点也没有阻碍其他的船只去共享同一的灯塔——这就是“共用品”的特征。在这情况下，灯塔既然亮了，要服务多一条船的费用毫无增加。也就是说，服务“边际”船只的费用是零。假若灯塔要收费，那就会阻吓某些船只对灯塔的自由使用，这对社会是有损害的。既然多服务一条船的费用毫无增加（额外费用是零），为社会利益计，灯塔不该收费。但若不收费，私营的灯塔非亏本不可。所以灯塔或其他类似的共用品，是应由政府免费供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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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持政府干预的经济理论中，“共用品”占了一个重要的地位。且让我不厌其详地引用萨缪尔森本人的话，向读者再解释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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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灯塔的例子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灯塔的经营者不能向得益的船只收取费用，这使灯塔宜于作为一种公共事业（萨缪尔森在这里用public goods 一词，误导了读者，因为这里所指的并不是‘共用品’的特征）；但就算灯塔的经营者可以雷达侦察的方法，成功地向每一条船收取费用，为社会利益计，要像私人物品（萨缪尔森用private goods 一词，再加误导）那样以市价收费并不一定是理想的。为什么呢？因为对社会而言，向多一条船服务的额外费用是零（这才是共用品public goods 的特征，跟难收费是两回事；萨缪尔森是‘共用品’一词的始创人，他在这段文字中把这词用得太早了，以致误导；中文译为‘公共财’，很可能是这段文字引错了的）。因此，任何船只被任何收费阻吓而不用灯塔的服务，对社会都是一个损失，虽然这收费是仅足够维持灯塔的经营费用。假若灯塔对社会是有所值的——它不一定有所值——一个比较高深的理论可以证明这对社会有益的服务应该免费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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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支持政府干预的各种理论中，“共用品”最湛深。电视节目也是“共用品”的一个典型例子。任何一个人看电视都不妨碍其他人家看电视；让多一个人看电视的额外节目费用也是零。我们看私营的电视台是要付费的——看广告的时间就是费用；同样节目没有广告较好看。但有谁会认为私营的电视台比不上政府经营的呢？话虽如此，我们不能将萨缪尔森的理论置诸度外。萨缪尔森是顶尖的经济理论家，获诺贝尔奖实至名归。有机会我会再谈一些有关“共用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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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收费困难的问题，我们不妨问：既然蜜蜂的服务及花中蜜浆的供应都是以市价成交（见前文），实际上灯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问题我将在下一篇文章向读者有所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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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卖桔者言 科斯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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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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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认识的经济学者中，观点和我最相近的是科斯（R.H.Coase）。他和我都强调：若不知道事实的真相，我们无从用理论去解释事实。这观点牵涉到很广泛的科学方法论，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大不乏人。纯以方法论的角度来评理，谁是谁非不简单，但这不太重要。从实践研究的角度衡量，科斯和我一向喜欢追查数字数据以外的事实的作风，在行内是比较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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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的春天，科斯和我被邀请到加拿大的温哥华大学（UBC）参加一个渔业经济研讨会。除了我们，被邀的都是世界知名的渔业经济专家。我被邀请的原因，是我刚发表了《佃农理论》，而船主与被雇用的捕鱼劳力是以“佃农”的形式分账的。科斯呢？要谈产权问题，少了他是美中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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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科斯和我都是渔业的门外汉。赴会前一个月，我到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借了大约两呎高有关渔业的书籍，做点功课；科斯知我“秘密练功”，叫女秘书来将我看过的书拿去，也修炼起来。时间无多，我们只一知半解就硬着头皮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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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是在该大学的一间古色古香的小房子举行，仰望雪山，俯视碧海。大家坐下来，寒暄几句，仍未开锣，有一个站在窗旁的人突然宣布海上有艘网鱼船（gillnetter），在场的人都一起涌到窗前观看。我和科斯被吓了一跳，内心在想，渔业专家怎可能没有见过网鱼船！我们于是对自己学了不久的三招两式信心大增，开会时的讨论就再没有什么顾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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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的会议结束后，科斯和我一起从温哥华驾车到西雅图。途中我们再谈那年多来我们常谈的事：事实知识对经济学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很多经济学者要“解释”的现象，是无中生有，到头来枉费心思。在这行程中，他告诉我他曾听说蜜蜂的服务是有市价的。三年后，我做了一个蜜蜂与果树的实地调查，一九七三年发表了《蜜蜂的神话》。他也告诉我他听说在英国有一个私营灯塔的人发了达。后来科斯自己一九七四年发表了《经济学上的灯塔》（The Lighthouse in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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