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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卖桔者言 从中国发展学得的工资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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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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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三日到深圳的凤凰录像，我讲得精彩，但播出时他们把我分析新劳动法的主题内容全部删除。我大发脾气的原因，是他们删去了一句我说的对经济科学有重要贡献的话。我说：“工业的工资，是由农作的收入决定的，用不着新劳动法的帮助。”看似平凡，其实也平凡，但对经济思想史有认识的人，会意识到这句话是填补了二百多年来的一个思想空缺。知道执到宝，我立刻挂个电话给张滔，跟他重温经济学对地租与工资的思想演进。这演进永远差一点，不达，看来又要让老人家来画上句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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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要知道，古典经济学的发展，生产要素限于土地及劳力。前者有地租，后者有工资，而这二者怎样决定及分配是大话题，从一七七六的亚当·斯密吵到一八九〇的马歇尔才算有定案，但我认为句号还没有画上。资本的概念更麻烦，古典学派拿不准，新古典也拿不准，要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天才费雪才解通了。这里不谈资本，只说地租与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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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一八一七）是第一个全面分析地租与工资分配的大师。地租他从differential rent 的角度入手，说土地之所以有租值，起于土地的肥沃层面不同，优劣有别。这观点后来的学者一般认为是错了。我认为只有小错，在分析发明专利时大手采而用之，一九七七写成了二〇〇五才发表的重要一长节（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第二十章第三节）。李氏对工资怎样看呢？后人把Iron Law of Wages（工资铁律）加在他的身上，他自己不一定同意。这铁律说，工资是仅可满足人类生存的要求的收入——不是生与死之间的界线，而是人类认为值得活下去的主观收入水平。到了密尔（一八四八），亚当·斯密的一个旧观就发展为Wage-fund Theory。这是指雇用员工的老板拿出一笔款额，为雇用工人而备，而工资就是这款额除以工人的数目。不可能错，但说了等于没说。密尔后来承认是错了，知道这想法不能决定工资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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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发展来自一个德国学者（Johann Heinrich von Thunen,1783-1850）。马歇尔重视这个人。此君提出了边际产出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说工资会等于工人的边际产出所值。到了马歇尔之手，边际产出曲线就成为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加上工人的供应曲线，工资就决定了。基本上，从一八九〇到今天，经济学接受了这样的工资理论。我自己在《佃农理论》作出的贡献，是说这理论不限于用时间算工资，分成及其他的合约形式也要遵守边际产出的规律。这就带来为什么会有不同合约安排的问题，促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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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大师要加进去。那是Philip Wicksteed（1844-1927）。此君证明，有土地与劳力两种生产要素，二者皆获各自边际产出的报酬，在均衡点下，产出的总收入刚好全部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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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是尘埃落定了，但一九四六年一位名为Richard Lester的学者，调查波士顿的运输行业，在《美国经济学报》发表文章，说雇用司机的老板不知边际产出为何物，无从按边际产出所值定工资。我的老师阿尔钦为文响应，一九五〇发表，促成了持续十多年的科学方法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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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的角度看，说争取收益极大化，边际产出所值要等于边际付出的工资当然对，但雇主怎会知道呢？老板收到订单，看收入，算成本：需要的工资为何，利息、房租、水电、折旧等等加起来，毛利需要多少才划算，接不接单可以决定。雇用工人的成本他知道，需要多少工人他也知道，但何谓边际产出，他不知，也不管。就这样，每个老板都这样，何来边际产出所值等于边际成本了？很显然，边际产出理论如果是对的话，只可能是在结果上对，不可能是老板的意图。老板的意图是多赚钱，只懂得数手指算收入与成本。也难怪古典经济学的大师们吵呀吵的，吵了逾百年：租值与工资及其他资源的收入分配，究竟是怎样决定的呢？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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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估计，开放后十年左右，农民人口大约是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工作年龄的农民大约三亿七。九十年代后期起，流动的农转工急升，转到工业去的总人口约二亿八千万，余下的九千万再转四千万左右到工业去就差不多了。我解释过因为雇用职业农工变得普及，有轮植的选择，职业农工每年可操作十个月，收入当然急升，加上农产品之价上升，职业农工的月入从二〇〇〇到二〇〇七上升了约五倍。如果十五年后一个职业农工的月入达到三千五百——是保守的估计——那么要吸引这农工转到工业去大约要每月薪酬五千元：农村的住屋相宜、舒适，食品也较相宜，而陶渊明的田园生活是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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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我碰中的定律说如下：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农转工的兴起，但当达到了近于均衡点，工业的工资是由农民的收入决定的——工业工资不够高农民会选做陶渊明。也是这样看，工业的工资会因农民的收入够高而被保护着，远胜什么最低工资或新劳动法等外来的蠢办法的保护。劳力的收入决定了，余下来的其他资源的收入分配，就各自各地以类似的竞争情况瓜分。不难用数学证明，达到了经济整体的均衡点，每样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所值，会与每样的边际成本相等。边际产出理论没有错，但对的是结果，不是老板的意图。所以用这理论来解释老板的行为也对。这不仅是科学，而且是科学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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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劳动合同法》闯大祸。我和一些朋友的大约估计，约有一亿工业工人回乡归故里，把发展的大好形势打折了。去年七月我知道这回乡潮是出现了的，大概起于去年三月，远在雷曼兄弟事发之前。不一定是失业，而有多少会再回到工业去目前不知道。回乡的也不是输清光：他们在工业操作有了时日，知识是增加了，再出来不会是乡巴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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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卖桔者言 四、街头巷尾的徘徊（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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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时代的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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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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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在扬州我花尽身上带着的钱，向地摊小贩购入了千多张旧钞票。这些钞票最早是一九一〇，最迟是一九五三。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不堪回首，可泣而不可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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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后我花了一整晚审阅这批旧钞，觉得有趣或不明所以的地方不少。兹仅选八项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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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找到四张一九三四年发行的壹圆钞票，被一个胶印掩盖着“中国农工银行”，而在其下补加“中央银行”，钞票两面的中、英二文皆如此盖上，四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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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泱大国，主要银行改名也懒得重印，其马虎溢于票上，可谓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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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多张旧钞中只有三张差不多是全新的，皆由“美商北京花旗银行”发行，纸质一流，印刷精美。五元及十元的是一九一〇年，一元那一张是一九一九年。奇哉怪也的是，三张钞票都是在横中切断，切得整齐，然后用两张同值的钞票的上半部以胶水粘成一张。这样，钞票上下如倒影，只是号码上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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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钞票极新，而上下以胶水相连又造得天衣无缝，显然不是出自今天小贩之手。我想来想去，一个解释是发行者不想持钞者看到原来钞票的下半部，而钞票看来是在美国印制，所以一时间赶不及重印。但为什么一九一〇与一九一九的皆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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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十多张一九三〇年由广东省银行发行的钞票，印上“银毫券”之名，且说明“凭券兑换银毫”。这摆明是以银为本位，以银作保障来增加信心。问题是，一个大的银毫可以变小，而银的分量下降仍可叫作银毫。所以银行若要出术，或与政府串谋欺骗，易如反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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