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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卖桔者言 四、街头巷尾的徘徊（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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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时代的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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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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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在扬州我花尽身上带着的钱，向地摊小贩购入了千多张旧钞票。这些钞票最早是一九一〇，最迟是一九五三。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不堪回首，可泣而不可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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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后我花了一整晚审阅这批旧钞，觉得有趣或不明所以的地方不少。兹仅选八项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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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找到四张一九三四年发行的壹圆钞票，被一个胶印掩盖着“中国农工银行”，而在其下补加“中央银行”，钞票两面的中、英二文皆如此盖上，四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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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泱大国，主要银行改名也懒得重印，其马虎溢于票上，可谓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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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多张旧钞中只有三张差不多是全新的，皆由“美商北京花旗银行”发行，纸质一流，印刷精美。五元及十元的是一九一〇年，一元那一张是一九一九年。奇哉怪也的是，三张钞票都是在横中切断，切得整齐，然后用两张同值的钞票的上半部以胶水粘成一张。这样，钞票上下如倒影，只是号码上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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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钞票极新，而上下以胶水相连又造得天衣无缝，显然不是出自今天小贩之手。我想来想去，一个解释是发行者不想持钞者看到原来钞票的下半部，而钞票看来是在美国印制，所以一时间赶不及重印。但为什么一九一〇与一九一九的皆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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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十多张一九三〇年由广东省银行发行的钞票，印上“银毫券”之名，且说明“凭券兑换银毫”。这摆明是以银为本位，以银作保障来增加信心。问题是，一个大的银毫可以变小，而银的分量下降仍可叫作银毫。所以银行若要出术，或与政府串谋欺骗，易如反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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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这些银毫券的第一个反应：是骗局！真诚的银行发银本位券，怎会不说明纯银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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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更大的骗局是那大名鼎鼎的“关金”了。当然由中央银行发行，我手上有的最早是一九三〇，最后是一九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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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金是以金为本位，一元说明是一个金单位，十元是十个金单位。后来贬值，钞码愈来愈高，五万元就说明是五万个金单位。没有说明的，是一个金单位究竟是多少金。更过瘾的是，在整张中文的钞票中，“金单位”却用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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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明显的骗局，在中国竟然大摇大摆地施行了起码十九年。要是今天任老弟志刚出这一招，香港人不把他杀了才怪！炎黄子孙毕竟是学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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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曾、任二兄：为什么香港今天的钞票不印明七点八元兑一美元？虽然要经发钞银行去兑换，但这是事实，而金管局没有意图行骗。说明了可增加信心，但要改兑换率时则要发行另一种钞票，比较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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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找到二、三十年代好几家私营钱庄——如“陆宜和”、“黄山馆德泰昶”之类——发行的钞票，显然是清代遗留下来的“冇王管”的自由货币制，到了民国就与政府争食的。哈耶克生时极力提倡的自由发钞制度，在中国早已存在。我想，在太平盛世，如清康熙至乾隆的百多年间，这种自由银行（钱庄）制应该有很理想的运作。我又想，今天数以千计的中国青年经济学者，怎可以放过这个绝对是一级的研究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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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头上有的十多张钱庄钞票，有些如合约，有些如凭单，有些则像政府发行的钞票一样。一张钞票其实是一张合约——我在三十年前就说过了。民国时期的钱庄钞票，有以一串铜钱为本位的，称为“一吊”，也有以政府骗人的“大洋”为本位的。政府行骗，一些钱庄也就乐得同流合污，过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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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找到两张有毛泽东肖像的钞票，都是五百元的。东北银行的是一九四七，长城银行的是一九四八，二者皆印上中华民国的年号，此一奇也；钞票上没有说明任何保障，此二奇也。想当年，老毛靠打游击得天下，所以自制的钞票也“不拘小节”。但当时市场信不信，通用不通用，则有待考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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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一九四八及一些一九四九的用上中华民国的年号，但一些一九四九的已改用公元年号，此后就淘汰了“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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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间，人民银行发行的好些票额很大——五千到五万元——应该不是人民币。但旧钞中有一张一九五二年的支票，说明是人民币四万五千元。那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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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我对钞票上的“公仔”肖像很有兴趣。用人物肖像的目的，显然是要增加市场对钞票的信心。一间名为“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所用的肖像，可能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都是中国古时的圣贤豪杰。这家银行起错了名，意头大为不妙。准备与储备不同。银行要的是储备（reserve），非准备（preparatory）也。银行有什么要“准备”的？准备执笠乎？果然，我所有的多张“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钞票，都是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众多圣贤也救它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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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一九二七年中南银行发行的钞票，竟然用慈禧太后的肖像，这银行若非与慈禧的后人有关，其思维有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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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道在那风风雨雨的四十多年中，中国钞票上谁的肖像出现最多？无与伦比的冠军，是孙中山。孙某本领平平，但被称为“国父”。既为国父，就是死后也要付出一点代价。凡是通胀急剧，钞票贬值如石沉大海的人物肖像，都是孙中山。那搞笑的“关金”，其肖像当然也是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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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说吧：凡是大骗局钞票上有肖像的，皆国父也。天可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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