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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王二的罢工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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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袤的中国土地上，有很多叫王二的人。有这样4个王二，不仅名字一样，其他的背景也很类似。他们出生在中国农村，料理家里的那一亩二分地，一年到头流尽了汗，就算遇到风调雨顺，打下的粮食也卖不了几个钱。去掉化肥、种子、农药和各种成本，剩下的收入就更是低得可怜。后来村里出去打工的人每年过年都能穿着光鲜的衣服回来，出手“阔绰”，骄傲地描述外面的世界，让王二们坐不住了。终于有一年过完年，王二们带着简单的行李和一点点钱，跟着老乡一起走上了外出打工之路。打工给王二们带来从来没有见过的“高收入”，但是也给王二们带来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开销，什么都越来越贵；孤独，因为没有亲人和朋友陪伴；辛苦，工厂里的活比下地干活一点都不轻松；空虚，生活很无聊，且看不到未来在哪里。在很大程度上，王二们并不后悔离家打工的决定，只是现实远比王二们想象的要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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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所有的希望和失望都正确地或者错误地集中到了一个焦点——工资上。尽管更高的工资解决不了王二们全部的问题，但更高的工资似乎是最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于是，王二们决定去罢工，去争取更高的工资。在这个时候，4个王二的命运发生了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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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王二供职于一个生产汽车的企业，这个企业在很多国家都有生产线。虽然在全球各地都生产类似的汽车，但这个企业在全球的生产线却差异很大。在美国，生产线上能用机器的地方肯定不会用人；而在中国，生产线上能用人的地方肯定不会用机器。所以，即便下线的汽车看不出什么差别，中国生产出的汽车要比美国生产出的汽车劳动密集得多。对企业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正常的最小化成本的选择，什么要素相对便宜，就多用什么要素。王二和工友们的罢工，最终让厂方作出了妥协，同意大幅提高工资。但这一妥协也改变了厂方的成本方程。原先使用那么多的人工、那么少的机器，在大幅加薪之后显得不再划算。厂方随即从总部调来了人，开始一个工位一个工位地重新研究什么地方该用人，什么地方该用机器。事情的结果是，没过多久，很多新的机器开始运到厂里。又没过多久，很多工友没有再能和厂方续约。王二很幸运地留了下来，继续住在那个显得格外空旷的职工宿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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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王二供职于一个巨大无比的企业。这个企业是当地最主要的雇主，10个农民工有9个都在这家企业工作。多年以来，企业的老板都在很小心地控制工人工资的涨幅。原因很简单，给一个人涨工资，就得给全部工人涨工资。这样即使只涨一点点工资，算下来对企业而言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企业的生产规模日渐扩大，但企业招工的时候还是异常小心，怕招得太多，把当地整个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拉得太高，这样会反逼着企业给现有的员工加工资，这种成本的增加是企业不想承担的。换句话说，这家企业利用自己在当地劳动力市场的支配地位，通过控制招工的数量来减少工资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王二和工友们的罢工最终让厂方作出了妥协，同意大幅提高工资。工资提高了之后，厂方意识到，原先通过少雇人来压低工资的想法已经被打破了，工资上涨已是既成事实。而且提高工资之后，愿意到厂里来工作的人一下多了起来，厂方干脆来者不拒，都招进了厂里，不再有以前的顾虑。王二有了更高的工资，而且有了更多的工友。这件事情可以忍受的一点负面影响是：食堂、澡堂和厂门口的网吧都一下变得更拥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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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王二就职于一个简单的装配企业。工作是最简单的、最枯燥的重复劳动，不需要什么技能。很多农民工的第一份工作都是在这样的企业开始的。王二和工友们的罢工，最终也让厂方作出了妥协，同意大幅提高工资。但厂方很明白，这么高的工资，企业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这样的企业，一没有技术，二没有资本，三没有渠道，靠的就是成本优势。如果连成本优势都没有了，那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加薪后的第二天，企业的老板就飞往华中腹地，发现那里的工资水平还相对较低，当地政府也打出“产业转移的最佳承接地”的口号。不多久，王二和工友们就接到通知，企业要整体搬迁，愿意跟着走的需要重新签合同，工资水平比照迁入地的水平，基本上相当于对半砍。不愿意走的，拿一个月的工资，自寻出路。王二对两个选择都不喜欢，跟着企业走，工资水平比罢工之前还要更低，虽然生活费用也低不少；不跟企业走，也未必能找到更好的工作。王二后来在当地一家类似的企业找到了一份类似的工作，工资和罢工前一样。老板很坦诚地对王二说：你要是想要更高的工资，那还是找别的公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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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王二在一家精密的电子企业工作。找工作的时候，工资是企业开的。王二觉得工资应该更高一点，但企业招工的人一句“市面上都是这个价”就把王二打发了。王二琢磨着，继续找工作还要花时间，也不知道能不能真的就找到更好的工作，于是就答应了。后来和工友们聊天，发现大家都是一样的想法，觉得工资应该更高一点，但是找工作的过程中单个的人根本没有跟企业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且又担心风险，所以干脆就接受了。从企业的角度，厂方也清楚地知道，即便给工人更高的工资，企业还是能够很轻松地保持赢利的，而且真的想在市面上重新找到那么多合适的工人，也不是那么容易，并会耽误生产。换句话说，企业会愿意出更高的工资把这些工人留下来。好在这些工人并没有统一的声音。偶尔个别工人有牢骚，直接让他走人就行了，换一个人还是很容易的。终于，王二和工友们决定罢工了。工人和企业都有各自的底线，但是很明显，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点是一个双赢的结果，而过分的要求则会伤害双方的利益。经过几番你来我往，最后双方都选择了妥协，王二和工友们拿到了更高的工资，企业维持了正常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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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4个王二罢工的故事，有的结局是皆大欢喜；有的是保持原样；有的则是一些人得益，另一些人受损。这两年各地发生了不少罢工事件，这些罢工多半最终以厂方提工资成为结局。只是那些获得加薪的工人最终会成为4个王二中的哪一个，则不那么完全明显。无论是支持罢工还是反对罢工的人，恐怕都必须意识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4个王二的命运，甚至更多王二的命运，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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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的经济学故事：哈佛经济学博士用故事讲透生活中的经济学 第3章 房地产的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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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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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一个关注中国经济的人而言，这几年房地产都不是一个能绕得过去的话题。所以，我在过去的四五年时间里，不停地在写关于房地产的文章。有时是在反复说自己坚信的东西，有时是在反思自己曾经相信的观点，有时是在反对看似合情但未必合理的政策，有时是在反驳流行但未必正确的说法。这一章里就收录了7篇这样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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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复说的是，中国这么多人买房用于投资，其实是对中国投资渠道缺乏和利率管制的一个理性、自然、正常的反应。如果存粮越存越少，那把粮食换成地，即使地价很高也不会划不来，所以王二选择了买地；如果钱越存越少，利息还赶不上通货膨胀，即使房价很高，那买房作为投资也不算亏，所以很多人选择了买房。这就是《王二买地和投资性购房的无奈》一文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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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思的是，即便房价高是在市场经济下正常的现象，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现象就一定是合理的，特别是如果我们在乎住房的分配，特别是如果我们可以承认一个简单的现实：所有人都需要有房子住。在《佃户和房奴的“一个梦”》一文里，我构造了一个完美的市场经济，抽象掉了任何现实中可能存在的腐败、垄断、官商勾结和各种丑恶。但这个完美市场经济的唯一缺陷就是土地分配的高度不均。通过这样一个例子，我想要突出的就是，市场即便是完美的，其分配的结果却未必是完美的，特别是对于土地这样一种没有人能创造，但是所有人都有需求的资产。与这个相联系的就是《王二卖粮和住房分配的难题》一文。这篇文章突出的是下面这个观点：房价问题看似是个价格问题，其中包含的更多的还是一个分配问题。完全通过价格来实现住房分配，未必能得到理想的分配结果。但更重要的是，如果通过扭曲价格来实现住房分配，分配的结果可能会更差。这些结论都自然地指向了一点：过度关注房价，而不关注分配的调控政策可能会得到与初衷不符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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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就自然引向了我反对的一些政策：限购和限价。说反对也许太过了一点，至少我对这些政策最终给老百姓带来的真实福利，而不只是表面的价格，是存在很大怀疑的。限购令是一种高度歧视性的政策。它在保护一部分人利益的同时，也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并加强了一个越来越不合时宜的东西的含金量——户口。《王二的特供店和北京的限购令》就是在论述这样的厚此薄彼并不合适。价格管制，古往今来，国内国外，在无数的场合被采用过。从效果上看，很少有非常成功的。原因就是价格是供需的反映。不改变供需，单去动价格，这是没法真正解决问题的。《保证不涨的菜价和房地产“限价令”》就举出了几种可以让限价令无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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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驳的是，有不少人觉得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过度，房地产不应该成为经济的支柱。在大多数国家，买房或者租房的开支可能都是一个家庭最大头的支出，如果一个家庭把最大笔的支出用于房子，房地产在宏观上不可避免地将会非常重要。中国就更特殊了，这么多人在更新住房，这么多人在进城需要地方住，房地产怎么可能不是经济的支柱？《王二盖房和房地产的支柱地位》一文就是想把房价问题和房地产对经济的支柱地位区别开。房地产的支柱地位，无论房价是高是低，都将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现实。我还反驳了简单地通过看有多少房子没亮灯，简单地看空置率，而得出中国的房子太多了的结论。《王二家的空房和空置率的解读》构造了几个简单的例子，不是为了证明中国的空置率高或者不高，房子过剩还是不过剩，而只是想说明，即便是一样的空置率，在不同的情形下，其含义也是完全不同的。有时，空置率高反而可能是好事，是正常的。而在其他情形下，空置率高则是让人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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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户和房奴的“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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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人叫王二，生活在500年前。王二出生在一个穷人家庭，有一身力气，但是家里穷，半亩地也没有。500年前那会儿，世界也很简单，大家都种地。王二的父亲种地，王二父亲的父亲也种地。家里祖祖辈辈，因为没地，只能找村里的地主黄世仁租地种。其实村里就黄世仁一家是地主，整个村子全是他家的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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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世仁虽是一个地主，但不是一个恶霸，找他租地，每年的租子就是按市价走的，绝对没有任何欺负乡亲的做法。黄世仁自己也下地干活，干得和其他佃户一样努力，绝对不是好吃懒做的那种地主。村里的佃户，每年交完黄世仁的租子，剩下的粮食都是自己的，因此也没有激励问题。哪家都是起早贪黑地干，不存在什么平均主义、大锅饭、磨洋工这种事情。这么说吧，这个村子是一个模范村子，唯一的一点问题是，全村只有黄世仁一家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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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这一点点的小问题，让这个村子里有一个大问题。不管村里的佃户怎么起早贪黑地干，他们总是富不起来。原因很简单，如果收成上去了，土地的租子也会上去。这还不是黄世仁心狠加价，黄世仁其实从来不主动加价，而是市价就是这样。地租这东西，一直都是水涨船高，收成上去了，地租也会上升。事实上，很多时候恰恰是佃户们自己把地租给推上去的。收成好了，就有佃户想多租点地种，提高收入。可是，地主黄世仁凭什么多给这些人地呢，这对别的佃户不是不公平吗？于是这些佃户就提高了地租，想以此来多拿地，但别的佃户也会加价。最后的结果是，均衡的地租上升了，但谁也没能多拿到地。所以，世世代代，村子里的佃户们一年辛苦到头，交完租子，一般的年份就只剩下点口粮了，好点的年头最多也就能多喝一两壶，差的年头可能还要挨饿。而整个村子绝大部分的剩余，最后都是在黄世仁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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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个村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最优的：产权清晰，激励明确，市场的原则得到尊重，没有强买强卖，所有人都在勤奋工作，粮食的产量一点都不低。宏观地看，这简直可以算是一个样板村。但再仔细一看，这样一个村子也可能会危机重重：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高度不均，绝大多数辛苦劳作的佃户，一年到头大部分的收入都得用来交租，而这些佃户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亩二分地的梦想却屡屡被高涨的地价给打破。事情的悖谬是，这些佃户干得越辛苦，打的粮食越多，地价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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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生活在明代的王二，如果被月光宝盒送到今天的中国，他大概会遇到一个似曾相识但又完全不同的问题。让他觉得恍恍惚惚像是做了一个大梦，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500年前那个鸡犬相闻的小村子，还是500年后纷繁的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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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从小认真读书，上班后也很努力工作。但是父母不算有钱，所以没能给王二准备下一套房子。王二的一个梦想就是，勤奋工作，省吃俭用，攒下钱来，能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但一个小问题是，整个城里最大的“地主”——市政府，坚持按照用市价出让土地和住房。政府既不多要，也不少要，只要是出价高者就能拿到地、买到房。假设这个市政府清正廉明，中间也没有什么开发商添乱，所以现实中可能存在的腐败之类的情况在王二生活的城市也不存在。换句话说，王二生活在一个模范城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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