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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打工和货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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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是个很上进的人。他工作勤奋，爱动脑筋，不会的东西也愿意下工夫学，而且干起活来没日没夜。不过王二是个苦出身，刚开始工作，只能从公司里的打水、扫地、送报纸、看门这些最简单的活开始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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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王二就学会了操作和维护复印机。每次公司有大量东西要复印，或者复印机出了故障，王二都比专门负责复印机的老李干起活来更利索。公司削减开支，就让老李走人了。王二的肩上从此多了一份职责，工资也涨了一点。后来王二又学会了打字，打起字来速度又快、出错又少，完全顶得上一个专职打字员。于是不多久，公司的专职打字员小张也被炒了鱿鱼，王二则又多了一份责任，挣得又更多了一点。再后来，王二学会了做设计和做幻灯片，公司里的各种演示需要，王二都能满足。专职做设计的赵姐，没等公司领导发话，很自觉地就主动辞职走人了。走的时候，丢给王二一句话：这个公司，没你的时候挺好。你这一来，还没半年，已经3个人没了饭碗，你一个人把整个公司搞得鸡犬不宁。赵姐的话其实让很多同事感同身受，王二威胁的下一个饭碗，说不定就是自己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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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对于整个公司而言，毫无疑问是笔巨大的财富。一个人干4个人的活，但只拿比一个入门级员工高不了多少的工资，公司里如果人人都像王二这样，那公司的业绩不知道会好到哪里去。可问题是，王二的同事里却没有几个人喜欢王二。虽然王二能让公司的业绩增加，但业绩增加分到每个人的头上并不显著；而王二对他们的威胁却是显而易见的，王二干的活越多，就有越多的人要丢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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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国际经济舞台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货币战”。如果这真是一场战争，那也是一场混战：美国人抱怨中国操纵汇率；中国抱怨美国乱印票子；巴西、智利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导人则各打五十大板，认为中国应该升值，而美国则应该控制“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等国则开始出手干预汇率，被美国和拉美称做“竞争性不升值”。所有这一切唇枪舌剑的背后，反映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状况之下，每个国家都害怕失去出口的市场，也担心自己的市场被外国人占领。所有的国家都希望在一个变小的馅饼里，分得更大的份额，从而保证本国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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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整件事情中成为一个焦点，绝对不是偶然的。公开指责中国的国家已经数量不少，腹诽的则更加多。汇率只是表象，这后面直接的事实更加简单：中国是一个在出口市场极具竞争力的国家，使得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一直在用惊人的速度占领着世界出口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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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把这种竞争力完全归于人民币汇率的低估，这种想法不仅缺乏经济学支持，甚至连基本的常识都不符合：如果单靠压低汇率就能获得数十年不间断的出口竞争力，就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那中国的经济奇迹也太容易复制了——压低汇率不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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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因为世界经济增长强劲，贸易的增速迅猛，且因为中国的绝对出口量仍然相对较小，中国对很多国家的冲击表现并不明显，因此对中国的抱怨还相对较少。在危机发生之后，世界贸易急剧萎缩，而中国在这期间已经悄悄地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出口量的巨大，加上危机后中国加速增加的市场份额，还有中国在几乎整个产品线上，和从低收入国家如孟加拉国和越南到中高收入国家如韩国和墨西哥，都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这使得中国在危机后出口的恢复和增长对众多国家都发生冲击。这些国家对中国心存不满，从这个角度看，是不难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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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之于这个世界就如王二之于他的公司。中国释放出的巨大生产力和随之增加的市场份额对整个世界而言是不是好事？当然是。因为这意味着世界上的资源被配置到了更合理的地方，以更有效的方式被生产成产品。这就跟能干的王二慢慢地干了越来越多人的活一样，这样让整个公司的赢利能够增加。但这是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好事？当然不是。那些和中国存在直接竞争关系的国家、企业和个人，都可能成为中国崛起的受损者。这就像老李、小张和赵姐因为王二失去了工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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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整件事情更复杂的是中国崛起的迅速、中国的巨大和发展不均。中国崛起的迅速，意味着中国的竞争对手只有更少的时间进行调整。几年前，不少欧洲国家还觉得中国只是生产低端产品，对它们的冲击不会很大。但短短几年之后，这些欧洲国家已经要面临整个行业被中国取代的危险。中国的巨大，意味着中国的冲击也是巨大的。韩国也是一个在出口行业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可韩国人口不到5000万，经济总量不到中国的20％，因此即便韩国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也在不断增加，其造成的影响却要比中国小很多。中国的发展不均，使得中国的产业甚少溢出。低端产业在沿海地区没有成本优势，其选择是移向内地，而沿海地区则慢慢进行产业升级，开始生产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这就导致了前面提到的，中国在几乎整个产品线和很多经济发展阶段完全不同的国家都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日本在崛起的过程中就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尽管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日本，经济总量已经很大，出口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增加，但日本的低端产业则早已开始大量向周边的亚洲国家转移。换句话说，日本虽然在扩张过程中也“树敌”，但并没有像中国“树敌”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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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存在对一些国家和行业的“间接伤害”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即便没有汇率问题，很多国家对中国的不满也不会轻易消失，因为问题的最终根源并不是汇率。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拉动国内需求的重要性：有了内需，中国就不需要出口那么多，可以出口转内销，同时也能更多地进口，这样可以大大降低经济摩擦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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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的凉粉店和被绑住的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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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有个凉粉店，卖的是陕西凉粉。因为用料精心，味道正宗，干净卫生，王二的店在好凉粉那一口的人群中已经颇有名气。王二的凉粉店还有一点特殊之处，就是从凉粉到配料，都是在店里制作的，因此王二的凉粉从劲道到味道都和别家的不同。由于担心那点手艺会外传，王二凉粉店的厨房里用的都是自己家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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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的凉粉虽然味道好，但销售也受季节影响，到了夏天，从开门到关门，食客络绎不绝，是一年里生意最好的时候，王二一家人经常是忙都忙不过来。到了冬天，食客就要稀疏多了，吃火锅的季节，凉粉就没那么好卖了。因为夏天店里的成本会高一点，主要是因为开空调和多雇的几个跑堂的人，王二也会把凉粉卖得稍贵一点，到了冬天又会把价格再调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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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王二的店名气越来越大，夏天的时候越来越忙不过来，跑堂的人可以增加，但是后堂里做凉粉的就是家里的那几个人。夏天按说是生意最好的时候，但是王二家里的人反倒害怕夏天的到来，实在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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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有人给王二出主意：你夏天的时候把价格再调高一点，你卖得贵了，来吃的人就会少一些，或者不会一个星期来几次，你们一家也不用那么忙了。再说，这样也不少挣钱。王二不相信这个理，他的理由挺简单：我卖了这么多年凉粉了，我涨价的时候来吃的人最多，我降价的时候来吃的人最少。别跟我来那一套大道理，涨价根本不会让我闲一点，这我可比你明白多了。你要知道，我这里情况特殊，凉粉不是别的东西，季节性强，你不卖凉粉是不可能明白的。那些什么供给、需求、价格，别的地方可能有用，在我这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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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说，王二是有道理的。王二凉粉店面对的最主要问题是他的后堂只能用自己家里的人，还有凉粉这东西季节性太强。如果王二愿意招外面的人在后堂帮忙，或者凉粉没有什么季节性，那王二不会面对前面的这些问题。可是王二对于价格和忙碌程度的观察则恐怕是错的。夏天的时候价格高了反而卖得更多，不是因为价格对需求没有影响，或者价格提高了需求反而会上升。事情是反过来的，是夏天的需求上升了，而价格的提高并不足以抵消需求的增加，才有了价格高卖得反而更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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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凉粉，也许看上去比较清楚直观，到了宏观的汇率和进出口，也许就不那么直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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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结构性顺差（也就是一直有顺差，而不是周期性的，有时是顺差，有时是逆差）并不是单纯由于人民币汇率导致的，解决结构性顺差的方式，也绝对不是简单地让汇率升值就完事的，不少政客和媒体简单地把所有的问题都和人民币汇率挂钩，显然是没有道理的。他们自己大概也明白，如果汇率真的那么包治百病，那消除美国的结构性逆差也很简单，美元贬值20％就行了，还要提那么多痛苦的改革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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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整个关于汇率问题的辩论中，还有另外一种很有意思的声音，就是人民币汇率和中国的顺差没有关系。一种有代表性的论断是这样的：你看，2005~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多，但是在这几年里，中国的对外顺差还在继续扩大。2008~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保持稳定，真实有效汇率先升后贬，最终是贬了，但是中国的对外顺差反而缩小了。所以，汇率和顺差没什么关系，升值并不一定会减少顺差。中国的国情特殊，“西方经济学”那一套用在西方还是可以的，用在中国很可能水土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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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问题是，这个论断和王二关于凉粉的价格不影响凉粉的销量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2005~2008年，是一个全球经济的膨胀期，事后看其实是一个泡沫时期。全球的需求十分强劲，因此中国的出口也异常强劲，即便是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到了雷曼兄弟倒闭之后，全球进入了衰退，全球的需求发生大幅下挫，中国的出口也因此受到巨大打击，即便人民币跟随着美元经历了一个先升后贬的过程。2005~2008年之于中国的出口，就像是夏天之于王二的凉粉店，而雷曼的倒闭则意味着冬天的到来。人民币汇率，就像凉粉的价格，不可能改变季节性或者周期性，可是说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的出口和顺差没有影响，就像王二说凉粉的价格对凉粉的需求没有影响一样，是很难站住脚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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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看，2005~2008年我们是可以允许人民币更多的升值的。那几年，中国的经济以加速度的姿态冲向过热，沿海的出口地区就像王二凉粉店的后堂一样，忙都忙不过来，屡屡出现民工荒。那时，如果允许更多的升值，不仅不会打击出口，经济过热、高通货膨胀和民工荒的现象还可以得到缓解。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在周边国家和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发生大幅贬值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允许人民币适当的贬值，这样出口的下滑也能得到适当的抵消。汇率当然不是万灵药，可是具有灵活性的汇率，显然能给中国的宏观调控增加一个可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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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的胡晓炼副行长曾数度撰文论证更有灵活度的汇率为什么是有利于中国的，是既定的改革方向，是一直以来改革的方向，是要坚持的改革方向。“春江水暖鸭先知”，央行最知道汇率制度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影响，苦口婆心的背后反映的正是中国的货币政策面对的挑战。中国的宏观经济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面对的国内国外的各种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大，资本的流动也越来越难以控制，但人民银行既不能自由调整利率，也不能自由调整汇率，而且这两件事情是相互联系的，这就像让一个人把双手绑起来，然后还要像一辆高速前进的重型卡车保持不偏离方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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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人民币汇率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没错，这的确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是该给我们自己松绑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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