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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兑酒和操纵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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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是个卖酒的，他的邻居李四也是，王家的店和李家的店属于直接竞争关系，两家的关系因此也不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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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和李四兑酒的方法略有不同。王二的方法是往水里兑酒。一桶水里兑上半桶酒，是王二一直使用的比例，这样兑的比例在不影响口感的基础上用的酒也最少。王二的酒一直卖得不错，而且成本也低。李四的方法更传统一点，他是往酒里兑水，加水一直加到口感合适为止。因此，李四从来不知道自己水和酒的比例，口感好就行。而且，李四也发现，因为每次酿出的原酒浓度都不完全相同，因此兑水的多少其实变化也挺大，有时候多，有时候少，说不准需要加多少水。李四的酒味道也不错，因此卖得也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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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久了，两家如何酿酒其实也都是公开的秘密，但因为生意都还过得去，双方也没觉得对方做得有什么不妥。只是到了最近，酒的生意突然难做起来，王家和李家为了抢顾客，开始了唇枪舌剑。李家对王家的指责是：王家卖的是水还是酒？其焦点是王家卖的酒里酒占水的比例太低，只有1∶2。王二对李家的指责完全一样：李家卖的是水还是酒？其焦点是李家兑酒的时候是往酒里掺水，而且掺多少没有准数，都凭所谓的口感，其实是随心所欲。双方你来我往，变成了一场“你掺水”、“你才掺水”的口水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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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王家，那你难道没有掺水？王二的解释是，这样一个比例是试验多年才试验出来的黄金比例，我至少不像李家那样随心所欲地兑水。有人又问李家，那你是不是随心所欲地掺水？李四的解释是，原酒的浓度不一样，掺的水当然不能一样多，否则口感就不对了。最近掺水比较多，是因为原酒比较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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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顾客都被这样的争吵弄得莫名其妙。王家和李家似乎虽然兑酒的方式很不一样，但都往酒里掺水那是事实。而且，不管是把酒往水里掺，还是把水往酒里掺，水多酒少味道就会淡，这和怎么兑酒本身没有本质关系。两家吵得这么起劲，都好像自己有理一样，但其实谁都没有更多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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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已经有好几年了，中国后来也指责美联储的数量宽松其实就是在操纵汇率，双方都好像揪住了对方的小辫子，可问题是：真的有一方比另一方更有道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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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美国有截然不同的货币政策体系。多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的一个支柱就是固定汇率制度，换句话说，不管人民银行怎样调整货币政策，其都必须保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固定汇率和操纵汇率有必然联系。要是固定汇率就意味着操纵汇率，那是不是所有执行固定汇率的国家都在操纵汇率？那欧元区的单一货币，这种终极的固定汇率是不是也算操纵汇率？事情的关键是，中国选择固定汇率，最直接的代价就是人民银行不得不在任何时点都按照固定汇率买进（或者卖出）美元，就像王二一直按照1∶2兑酒一样。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维持汇率，但这样做的直接结果也是更多的人民币通过这个过程被投放到了经济中。换句话说，人民银行也一直在掺水，才能保证汇率的稳定。要说数量宽松，人民银行一直都在数量宽松。人民银行可以说，我们这样发行货币并不是有意的，是因为有了太多的美元，所以才需要有更多的人民币。是因为美元超发了，才导致了人民币超发。可是，这就像王二说的，我必须按照1∶2的比例兑酒，酒变淡了是因为原酒变稀了，不是因为水兑多了。可问题是，1∶2的比例不是完全不能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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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着截然不同的货币政策体系。美联储几乎是不关心美元汇率的，美国官方关于汇率问题的讨论都是不掌管货币政策的财政部在主持。美国货币政策的目标一直都很明确：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这就意味着，一般经济走弱的时候，美联储会放松货币政策，经济走强的时候，美联储会收紧货币政策。收紧和放松货币政策如何进行？通常就是通过纽约联储的操盘手在市场上买入或者卖出短期的政府债券，从而放出或者收回货币，直到短期利率到达美联储希望的水平。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对美元汇率会不会产生影响？当然会。但是任何一个拥有浮动汇率的国家调整货币政策都有可能会对汇率产生影响，这恐怕不能称作操纵汇率吧。事实上，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在第四章的《超市购物券和人民币国际化》一文中有解释）已经告诉我们，美国这样一个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家，独立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水平的固定只能是二选一：如果要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那就必须允许汇率随着货币政策的变动而变动。也就是说，美国的货币政策是不关心汇率水平的，只要能够实现美国国内的价格稳定和就业充分就行，但在这个过程中货币政策会对汇率水平产生影响。这就像李四兑酒，水和酒的比例（汇率）李四并不关心，只要酒的味道（价格和就业）对就可以。危机后的美国，经济非常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这就像非常浓的原酒，美联储不得不大量地掺水，包括使用非常规的量化宽松，才能让这酒变得可以入口。美联储掺水的目的是操纵美元汇率吗？完全不是，和往常一样，美联储还是为了美国国内的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美联储掺水的结果会使美元贬值吗？很可能会。只不过，动机和结果不能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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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美两国没有谁更在“操纵”汇率，双方只是有着完全不同的货币政策体系和相应的汇率决定机制。中国的货币政策是王二式的掺水，固定比例，不管原酒是浓是淡。美国的货币政策是李四式的掺水，不管水和酒的比例，只要兑出的酒味道对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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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中美作为世界上经济总量较大的两个国家，一举一动都会对别的国家产生重大影响。美国的货币政策是完全只关注国内的经济状况，中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也是完全服务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做无可厚非。只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中国原酒的浓淡直接取决于美国的货币政策，而美国原酒的浓淡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经济政策。双方如果都各扫门前雪，或者更糟糕的是互相指责以至于互相对抗，那最终的结果恐怕会是双方兑出的酒都会变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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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中的“君子协议”和价格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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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住的王村都是种苹果的，旁边的李村都是种梨的。每年到了果子成熟的季节，两个村子的村民就会拿着自家的果子到集市去交换。因为苹果和梨的亩产量基本相当，所以一般就是1斤苹果换1斤梨，很多年都是如此。两个村子这样也都能有两种水果吃，比只吃一种水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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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那么一年出了一点状况。那一年，李村的梨大丰收，收下的梨能有往年的两倍，王村的苹果却还是老收成。这一年，王二拿着自家的苹果到了集上，还是按照老规矩1斤苹果1斤梨和李村的人交换。可是没换多少，王二就发现情况不对，集上明显是梨多苹果少。不少王村的村民已经早早地把手上的苹果换完了，可是很多李村的村民手上还全是梨。王二就多了一个心眼，没有着急换梨。没过多久，随着集上有苹果的王村人越来越少，还没换到苹果的李村人开始着急了。家里的梨本来就有点太多，不换点苹果搭配吃不行。于是就有李村的人找到王二，愿以2斤梨换1斤苹果，后来还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钱。剩下的王村村民看到王二这么做，也都跟着涨价。结果，多了点心眼的王二带回家的梨比往年多得多，而李村的村民则用比往年多得多的梨换回了和往年差不多的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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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过后，李村的村民有点不太高兴，特别是那些后来出了高价才换到苹果的村民。事情最后弄大了，两个村子的村长只能坐在一起协商，签下君子协议：下不为例。以后两村交换，一律按照1斤苹果1斤梨，谁也不许乱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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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协议签下不久，王村的苹果就遇到了虫害，苹果产量锐减，只有往年的一半左右。所幸的是，李村梨的收成还和平常相当。这一年赶集，王二和其他村民一样，带了只有往年一半的苹果去赶集，而李村的村民还是带了和往年一样多的梨。既然有了君子协议，虽然集上还是梨多苹果少，王村的居民也只能老老实实按照1斤苹果1斤梨的交换，没有太多好抱怨的。问题是李村那边出了大问题，因为只有一半的人换到了苹果，还有一半人手里还全是梨。这一次，李村的村长面对的又是一群非常不高兴的村民。村长能做的只能是动员一些有苹果的村民让出一些苹果来，但这项工作并不容易，而且得罪了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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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通货膨胀在2010~2011年上升得非常快。和以往的历次通胀一样，食品价格高涨又是通胀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这意味着，通胀对于普通老百姓，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格外大。为此，央行不仅连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国务院也出台价格干预措施，试图控制物价的过快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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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意图上说，这些政策的出台均无可厚非，但一个巨大的问题是：价格干预真的能抑制物价的过快上涨吗？答案恐怕是：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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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的原因有很多，在当前全球的经济环境下，从美国的数量宽松、中国的固定汇率到中国在2009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有中国结构性地开始从粮食自给自足走向进口，恐怕都是原因。但不管原因是什么，事情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钱多东西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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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价是在一个市场环境下钱多东西少的自然结果。因为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价格会反映两种东西的相对稀缺程度。钱多了，就会不值钱；东西少了，就会更值钱，所以就涨价了，没有太多的高深道理。看到价格涨了，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不让价格涨，所以就有了价格干预。这在计划经济多年、一些重要商品价格仍然被管制的中国是一个容易被接受的政策选择。而且，任何一个通货膨胀的环境下，一定都有奸商囤积居奇、巧妇没米下锅的故事，让价格干预似乎也有了道义基础。可问题是，如果通胀的原因是钱多东西少，干预价格是不能改变这种状况的，因此不会从本质上解决真正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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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价格干预几乎必然要伴随着短缺和分配问题。这就像王二赶集的故事，第一年出现梨多苹果少情况的时候，没有人出来干预价格，最后李村的人就不得不面对“通货膨胀”，用更多的梨才能换到和往年一样多的苹果。老百姓为此不高兴是自然的，觉得王二是个坏人、哄抬物价也是自然的，但市场最后还是能够自发地把苹果和梨相对平均地给分配了。但当第二次出现梨多苹果少的情况的时候，“君子协议”虽然排除了“通货膨胀”，但却没有改变梨多苹果少的事实。而且，在人为干预的价格下，所有有梨的人都想用1∶1的比例换苹果，但问题是不存在那么多苹果。如果没人出来管，那结果就是先来的人能买到苹果，后来的人买不到苹果，就会出现“苹果荒”。如果有人出来管，那就得管好一个人一次能买多少。可问题是，这是一件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谁能知道一家到底需要多少苹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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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通胀的环境里进行价格干预，面临的会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只管价格不管量，结果必然是这荒那荒，一旦出现，只会加剧通胀的恐慌。管住了价格又管量，政府就得干预具体的分配。这么想吧，如果说管房价的时候，认定一家人只能买一套房还存在一些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在一个大量生活必需品涨价的环境里，去管理千百万老百姓买了多少，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最可能出现的结果还是，既没有短缺，也没有出现政府干预分配的情况。这并不是意味着价格干预的成功，而更可能是意味着价格干预最后是无效的——不管怎么干预，最后市价还是不听话地向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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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么多，不是说政府在通胀面前束手无策。历史上应对通胀成功的案例几乎只有一个模式：收紧货币政策。中国收紧货币政策了吗？既是也不是。从数量手段上说，人民银行在2011年用前所未有的力度收紧。但从价格手段上说，利率几乎还没有动，汇率也几乎没有动。这样一种政策组合的结果是，人民银行几乎必然面临着调控不足或者调控过度的双重风险，这是数量手段的基本局限（具体原因可以参见《王二的凉粉店和被绑住的央行》《收粮的困惑和货币政策的难题》和《王二和面、数量宽松和货币政策》）。从财政手段上说，保护低收入群体应该通过直接的收入补贴，这样最具有针对性，钱也能花在刀刃上。如果通过财政补贴来平抑物价，大量的补贴会流向不需要补贴的人群，这会造成很大量的浪费，还有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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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通胀面前，不需要恐慌，更不能太心急。通胀不是一夜之间就出现的，也不会在一纸令下就消失，不能犯下病急乱投医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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