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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打酱油、固定汇率和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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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是个很懂得持家的人，买什么都精打细算，凡事都货比三家，总之绝对不会花冤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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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王二发现了一个小秘密，虽然自己村里的酱油涨价了，边上李村杂货铺的酱油还没有涨，原因是那里的杂货铺还有一批早先进的便宜酱油，算起来一瓶酱油能省20%左右。于是，王二再也不在自己村里打酱油了，没事就拎个酱油瓶去李村打酱油。王二的这一举动很快就被村里别的人注意到了，李村酱油便宜的消息也就不胫而走。没过多久，不仅王二村子里的人去李村打酱油，周围几个村子的村民都去李村打酱油。面对骤然增加的需求，李村的杂货铺很快就挺不住了，原来库存的便宜酱油被销售一空，再进货的时候也只能进到和其他杂货铺一样价钱的酱油，因此也就不得不开始提价。李村的人为此很生气，都是那些外村人，导致自己村里发生了“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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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的时候，一件有趣的事情是，不少内地的居民去香港打酱油，买尿不湿，采购洗发水，原因是香港的东西便宜，这被不少人当做是内地发生通货膨胀的佐证。但是，要看内地的通货膨胀，远不用费劲跑到香港去找证据。倒是内地人跑到香港打酱油这件事情是一堂很好的经济课，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通货膨胀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是如何传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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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香港远不是一个低通货膨胀的典范。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也就是港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加上开放的资本项目，使得香港完全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点，香港都是被动地在进口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如果香港的通胀低，那不能算是香港金管局的功劳，如果香港的通胀高，那也不是香港金管局的错误，因为金管局几乎没有调控通胀的工具。而且，如果说香港的消费价格指数还没有出现大幅上涨，任何了解香港经济的人大概都会同意，香港房价飙升的速度足以让这个世界绝大多数城市感到逊色，而且我们知道，香港在这轮房价上涨之前，早就是这个世界上房价最高的城市之一。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出意外，香港的消费价格指数也会很快上升。这不仅仅是因为内地的价格上涨最终也会影响香港的物价水平，也不仅仅是因为香港目前正在进口过于宽松的美国货币政策，这还是因为那些去香港打酱油的内地居民。“去香港打酱油”这件事情正在用最原始的方式实现最重要的经济学定律之一 ——一价定律，也就是一件东西，刨除运输成本，应该在两地卖一样的价格。香港的酱油不可能永远比内地便宜那么多，因为越来越多去香港打酱油的人迟早会把这种价格差距拉平，这就像李四村里的杂货铺最后不得不涨价一样。终有一天，香港的居民醒来后会发现，通货膨胀也到了香港，而且那一天不会太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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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说一价定律和开放的资本项目就意味着香港必须要进口美国的货币政策，被打酱油的内地游客把通货膨胀也带进香港？完全不是。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英国，这些国家都有开放的资本项目，但这些国家仍然有自己的货币政策。如果一价定律意味着一个经济的通胀也会传染到另一个经济，那这个世界应该所有的国家通胀率都类似才对，但很显然，我们并不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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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关键就是汇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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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定汇率制度下，香港的利率水平就很难和美国的利率水平有任何差距，否则，微小的利差就会吸引大量的热钱，这也是香港一直进口美国货币政策的原因。而浮动汇率则可以部分地避免这个问题，毕竟汇率的变动有可能会冲销利差带来的回报，增加热钱面临的投资风险，从而不会引发过量热钱的流动，使得较大的利差也能得到维持。这正是上面提到的那些资本项目开放的国家仍然拥有独立货币政策的原因。毫无例外，这些国家都采用浮动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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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价定律也是一样。固定汇率制度下，如果内地的酱油价格是给定的，要使香港的酱油和内地的酱油价格拉近，只能是香港酱油涨价，于是内地的通胀也会传染到香港。但在浮动汇率制度下，香港的酱油不一定需要涨价，港币升值一样可以使得内地和香港的酱油价格拉近。很明显，汇率的变动和通胀在这里是相互替代的，升值越多意味着通胀也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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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么多，不是说香港应该改用浮动汇率，毕竟联系汇率制度是香港的经济金融体系的基石之一，不能轻言改动。这里只是想指出，采用固定汇率也是有其代价的。香港面临的问题，尤其值得内地借鉴，因为当内地居民去香港打酱油的时候，中国内地也是全世界人民打酱油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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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上说，内地居民在香港打的酱油就是香港的出口。内地居民打得越多，香港的出口也越多。前面已经说了，内地居民打得越多，在汇率不动的情况下，香港通胀的压力也越大。换句话说，出口和通胀，在汇率固定的情况下存在正相关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中国其实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打酱油”目的地。世界人民到中国当然不只是打酱油，而是买一切中国制造的东西，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酱油”比他们的“酱油”便宜。这种海量的购买，最终是要使得一价定律发生作用的，也就是中国的价格水平和外国的价格水平变得接近。如果我们维持汇率水平的相对固定，那一价定律只能通过价格水平，也就是通货膨胀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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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虽然没有开放资本项目，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毫无疑问受到了对中国虎视眈眈的热钱的影响。人民银行在动用价格手段，也就是利息，来调控货币政策的问题上，始终显得犹豫不决，力度不够。担心吸引过多的热钱流入无疑是人民银行在加息问题上如此慎重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是，前面已经说了，在一个真正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加息的空间会要大得多。热钱不是人民银行不能加息的唯一原因，热钱加上固定汇率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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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么多，也不是说人民币就应该立刻变成浮动汇率。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固定汇率是有代价的，来打酱油的人太多，也是有代价的。自2010年以来卷土重来的通胀，是对这种代价的一个很好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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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穿衣和应对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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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是个有意思的人，他特别不相信天气预报。每天出门，王二都是自己凭感觉穿衣。要是太阳挺好，温度不低，王二就会少穿点衣服，也不会带伞；要是乌云密布，凉风飕飕，王二就会多穿点衣服，然后还会带把伞。总之，王二总是按照自己出门时的天气，决定自己应该如何穿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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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的这点习惯一直都挺有用，没让王二遇到过什么麻烦。毕竟天气很少在一天的时间里发生剧变，有时候有点雨雪，天气预报也未必能预报得准。后来，王二换了工作，经常出差，而且一出去就是一个月。但是，王二还是按照他的老习惯，出门时什么天气，就带什么衣服。这下王二可就开始吃苦了，特别是在天气转换的季节。有一次，王二带着一身秋装出差，不到一个星期就来了冷空气。王二忍了几天，最后只能临时跑去买衣服。花了不少冤枉钱不说，人也冻感冒了。还有一次，春夏之交，因为出门时还有点凉，王二就一点夏装都没带。最后，满街都短袖短裤的时候，王二还捂在他的春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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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的麻烦是相对容易避免的，只要他带衣服的时候稍微有点“前瞻性”，而不是只看眼前的天气，那带错衣服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应对通货膨胀当然要比带衣服复杂多了，如果在应对通胀的时候我们的政策也能稍微有点“前瞻性”，那我们宏观调控的效果恐怕也会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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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年末，中国的通货膨胀率突破了5%，在2011年，通胀率继续攀升，很多老百姓主观感受到的通胀率恐怕要比官方公布的通胀率还要高。这里的问题是，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然后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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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把2010年开始的通胀归咎于2009年天量的货币扩张。这样的观点虽然有道理，但是太粗糙了。不应该忘记的是，中国经济在2008年四季度开始和全球经济一起进入了自由落体的状态。执行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在那时那刻是合理的。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领先了欧美国家至少有一个季度，无疑与中国强力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是分不开的。不可以因为后来的通货膨胀而去否认2009年上半年宽松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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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商榷的是2009年下半年的货币政策。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强劲的复苏，而通货膨胀还处于负数，信贷扩张的水平虽然较上半年有所回落，但仍然处于高位。虽然有事后诸葛亮的嫌疑，但中国的货币政策确实在2009年的后半段错过了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退出的最好时机。当时的低通胀水平，显然让不少人觉得退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未必那么紧急。但这个错误和王二犯的错误是一模一样的——穿衣不能只看出门时的天气，货币政策也不能只看眼前的通货膨胀率。直到2010年的两会，中国货币政策基调仍然是“适度宽松”，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在那个时候已经进入两位数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再加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能有什么比这样的组合更能引发通货膨胀？中国的货币政策，事后看不仅错过了最佳的退出时机，退出的方式也很难说是完美的。过度地依赖数量手段，而几乎没有价格调整（利率和汇率），基本上等于是让人民银行把自己的手绑着来控制货币。关于这样调节货币政策的弊端，我在这章的其他文章里已经多次强调，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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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快进到2010年的四季度。当10月的通胀率达到4.4%时，一系列应对通胀的措施开始密集出台。仅11月之后，央行就三次上调准备金率。这使得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超过2008年6月时的高点。中国那时大概有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诡异的货币政策组合：最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和最低的真实利率。这意味着，人民银行恐怕不得不大量动用“窗口指导”，才能真正地收紧货币。当然，这仍然是如何收紧货币的问题，不是这篇文章要讨论的重点。更大的问题是，那时收紧货币政策已经不可能改变短期的通货膨胀走势，中国的通胀水平在未来几个月持续保持高位。尽管通胀率仍然很高，但我们的货币政策不可以再犯王二的错误，也就是只看眼前的通胀率。居高不下的通胀率会不断带来继续收紧货币政策的压力，但收紧的结果至少要有半年的时间才能体现。这就让我们的货币政策很可能在通胀真正出现下降苗头之前才有收缩过度的风险，而后果是，我们的经济可能因此出现疲软，从而引发新一轮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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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这些具体的货币政策合理不合理不说，上面的这些讨论有着更大的含义：我们的货币框架中并没有任何东西阻止我们的货币政策犯王二的错误，也就是只关注眼下的通胀水平。而很多别的国家的央行，比如说新西兰或者英国，很早就意识到了货币政策不能简单地被一时的通胀水平牵着鼻子走，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冲击，且货币政策有着巨大的滞后效应，因此货币政策必须保持充分的前瞻性。这些国家的央行具体的做法是，将货币政策和中期的通胀水平相挂钩，也就是着眼于未来1~2年的通胀水平。在这些国家，货币政策要做到的不是让眼下或者未来几个月的通胀水平处于一个合理的区间内，因为货币政策根本不可能做到那么及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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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些国家的例子，并不是说我们要照搬这些国家的模式，而只是想指出，即便在一个成熟稳健的发达经济体中，在货币政策的效果已经相对被很好理解的环境里，这些国家都没有雄心勃勃到通过货币政策来控制未来几个月的通胀率。这就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的货币政策只盯住未来几个月的通胀率，无论是在通胀低的时候，比如说2009年的四季度，或者是在通胀高的时候，比如说2010年的四季度，最终我们实现的未必是一个平稳的通胀过程，反而可能是一个被放大了的经济周期。最好的意图换回的未必是最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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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换了工作的王二需要重新思考穿衣的方式，中国经济这些年经历的深刻变化，也让重新审视我们整个货币政策框架变得愈发必要。我们不再是一个计划经济，因此，我们必须要学会用市场的手段有前瞻性地调节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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