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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学的不同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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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育如何培养和训练观察、分析和创造三方面能力，不同的西方国家的重要学校和教育制度的安排是不同的。为把问题看清楚，帮助理解，先看两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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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是传统的英国教育，它是精英教育的代表，其中又以牛津和剑桥为代表。美国的教育制度是从中衍生出来的，哈佛的制度起源于剑桥，耶鲁也是仿剑桥。牛津和剑桥好几百年的历史，其教育特点是培养天才。培养方法是师傅带徒弟，很多人中偶尔会有天才产生。由于天才是不可训练的，而英国传统制度是培养天才，所以不侧重训练，而是侧重创造一个环境，让天才脱颖而出。这个制度强调的是识别和创造天才的环境。英国的传统是一种宽松和充满闲情逸致的学术环境，每天有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喝茶的时间、喝酒的时间。识别的方式不是考试，而是看人有没有能力和别人辩论，表达出新意。谁来评判?委员会。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例如，牛顿出名之前，当时物理学还不是科学，而是属于哲学。在哲学的范畴内，他很难说服年资者。当时，在剑桥三一学院中，他很难说服年资者关于他通过光学实验而得到的对光的认识。他们用古希腊的哲学与牛顿辩论，从哲学上驳回牛顿光学的认识和实验结果。但是实验的结果怎能用哲学驳回呢?当时学者们没有科学的头脑，不懂得科学最终的标准是实验，不是古希腊传统的辩论!虽然微积分是牛顿发明的，是牛顿的重要贡献，但那基本上是从他的直觉中产生的，而不是从数学推导出来的（这项工作由莱布尼茨则是推导出来的）。这些重要的贡献跟英国的教育制度有关，跟他们培养观察能力、把握事情的基本规律的能力有关。在这之下是导师制，没有系统课程，不强调训练。优点是，因为特别强调环境，所以特别能识别天才，也产生了许多天才，如牛顿、凯恩斯都出自剑桥。历史上，英国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对人类都有极其重要的贡献，原因与此传统密切相关。缺点是，学生的质量很不稳定，学生好坏之间的差别很大，天才在此制度下可以快速成长，但由于大部分人不是天才，没有训练，水平就会很差，天才与非天才之间会有巨大差距，很多毕业生素质并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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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端是法国的教育方式，强调系统训练，拿破仑时期推广到全法国甚至全欧大陆。拿破仑本人是炮兵学校毕业的，是个很不错的应用数学家，可以根据具体的地点和环境在很短的时间内计算炮弹的弹道轨迹和距离等。他很崇拜数学能力，仗打到哪里，就在哪里建起理工大学，也就是polytechnic。所以和英国传统教育制度比较，法国不是寻找天才。它并非不要天才，而是寻找的方式完全不同，法国式的polytechnic是培养精英的制度。其数学训练非常强，给学生进行非常大规模的数学训练，用严格考试进行淘汰的办法来寻找最强者。强调训练，可以产生大批训练有素的人，这一批人都有很强的技术能力，由这些人中产生一些人做经济学。但这种训练方法使得人们比较缺少观察能力和想像力，可以有技术上的创造力，但与技术无关的创造力会有所欠缺。同任何科学相似，经济学的发展很重要的是学者的直觉，而法国式的教育方式往往会缺少直觉。而那些在技术上缺乏能力的天才，可能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培养体系。比如科斯，在法国式的教育制度下，可能第一轮就被淘汰掉，不能生存。到底是淘汰制还是训练过程扼杀天才呢?更大的可能是过早地被淘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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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学术上占优势的制度是美国顶尖学校经济系及个别欧洲的经济系的教育制度，它介于两种极端之间——一方面侧重系统的数学、理论、方法论的训练，但也不单纯靠考试；同时也提供一系列的环境，刺激学生发展观察能力、创造力和批评能力——观察力包括非常关键的批评能力。批评并不是指负面的意思，而是正面的意思。比如，发展任何一个新的东西，要到处开研讨会演讲，目的——或者说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宣传、鼓吹自己的新观点、新东西，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寻找批评。最好的演讲的地方，最值得做的地方，就是能找到最好的批评的地方。如果无人能提出批评，那么从作研究的角度来说，演讲往往就不是最成功的，不是最有效率的。学术界中，别人对自己有否帮助，也取决于他或她能不能提出好的批评。这是西方学术界的传统，与中国的历史传统不太一样。批评能力也是观察能力，观察到什么东西是有疑问的、不能自圆其说的。欧美最好的学术机构强调系统训练，同时也提供环境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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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英美体制下产生的经济学家和法国体制下产生的经济学家，一方有想像力，另一方有技术能力。目前在世界上占优势的、最流行的培养经济学家的方式主要集中在美国的经济系，个别的在欧洲的经济系。他们把两种极端组合在一起，对研究生进行数学、统计学、微观经济学理论、宏观经济学理论、计量经济学理论的系统训练，以及实证研究，加上历史和现实经济政策的混合训练。然后，创造环境——用各种各样的研讨会来激发学生，增强其观察能力和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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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经济学教育——“眼高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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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经济学教学怎么培养研究生，我滥用一个词来概括——“眼高手低”。“眼高”，即目标和眼界要高，盯住世界上最好的学校，要培养出最好的经济学家，能找到最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发现最重要的挑战，鼓励我们的研究生能独立观察的能力，有批判和创造的能力，要发现天才。“手低”，就是说要从做得到的事情做起，尤其是培养学生。什么是做得到的?需要认真讨论。简单地说，中国现有的高考制度严格筛选出来的学生是非常棒的，高等院校，尤其是国内最强的，比如北大、南开、复旦、清华等学校的学生的背景和接受的训练可能很接近法国制度。学习法国的训练方式实际上是有好处的，比较容易做到。这就相当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渐进式的，这一步应该可以做到，至少可以训练。给定中国特点之下的另一条件：经济学仍很落伍，怎么赶超、培养?中国经济学教育应该更侧重严格的数理训练，培养出一支整齐的队伍。从目前具备的所有条件来看，目前阶段最容易做的是偏向法国式的强调训练，特别是数学和统计学，因为中国这方面有足够好的数学家和统计学家。当然，我们还要“眼高”，不应限于这些，要把目标放在培养出有观察能力的经济学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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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学的五个“不相关性”理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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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经济学中关于制度的最重要内容概要为五个关于“不相关性”的理论基准。这只是我个人的见解，因此不一定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同意我的全部说法，但是我表达的精神是很多经济学家广泛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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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具有好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创造力的核心（必要）条件是要非常清楚地把握经济学的理论基准。经济学最重要的关于制度的内容有如下五个基准：（1）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2）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3）科斯定理，（4）卢卡斯关于货币中性的理论，（5）贝克尔－施蒂格勒关于司法制度最优阻吓的理论（这是我的见解，我认为这是一个认识司法制度的理论基准）。把这五个基准弄懂之后，经济学的精华大体就把握住了。这五个基准的共同点是“不相关性”（irrelevant），即每一个都是关于某种制度的不相关性。当然，把经济学概述成五个不相关性的基准是我个人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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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理论基准，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个理论意味着经济体制同经济效益不相关。这个理论讨论市场经济时有非常重要的基本条件，一是市场完备，二是不存在不对称信息。在以上条件下才有这个不相关性，这实际上已经远超出一般均衡自身的内容了。在经济学文献中，虽然阿罗和德布鲁自己并没有讨论过计划经济，但文献中有在阿罗－德布鲁条件下分析计划经济的，结论是在阿罗－德布鲁条件下，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的结果是一样的。阿罗－德布鲁的两个基本社会福利定理实际已经包含这层含义。实际上，一般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的互相关系并不是一个单纯技术上的结果。它们说的是经济制度同效益不相关，即在阿罗－德布鲁的条件下，帕累托最优的结果并不一定必须用市场经济，用别的体制也可以达到。证明所需要的技术条件，对计划经济与对市场经济也是相同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是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典范，虽然这个定理的假定和现实并不正好是一回事，但它提供了一个基准，人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和认识。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是：任何解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差别的理论一定要超出阿罗－德布鲁模型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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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理论基准，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MM定理）。金融工具同效益不相关，公司不论用发债还是发股票的方式融资，从利润的角度来看其结果是一样的。MM定理所设定的基本假定条件是：厂商与投资者间没有不对称信息，股息与资本所得都不征税，买卖证券是无成本的。MM定理为人们认识金融工具、金融体制提供了理论基准。当金融工具同利润不相关时，金融体制同效益因而也就不相关。为了认识为什么现实中不同的金融工具收益不一样，以MM定理为指导，就要寻找现实中是什么违反了这一定理的假定条件。MM定理的重要性远超出了公司金融的范围。实际上，货币本身也是一种金融工具，因此它同时指导我们认识货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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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理论基准，科斯定理，是指导我们认识产权功能的理论基准。它的结论是：只要交易费用趋近于零，法定产权的最初分配方式同效率无关。科斯定理说，只要定义好所有制，无论它是国有或非国有，谁拥有财产对效益并不相关。在现实中，产权的所有制是同效益有关的。科斯定理的力量在于，它指导我们寻找答案的路径：什么重要的现实因素违反了科斯定理的前提，使得产权与效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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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理论基准，卢卡斯的货币中性理论。这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理论基准之一。货币中性从狭义的角度看，意味着从长远来说货币政策同经济效益、经济增长无关。从广义看，它意味着金融工具、金融体制同经济效益、经济增长不相关。这是理性预期模型中推导出的重要结论。实际上，理性预期理论的假设同阿罗－德布鲁模型是相似的，而阿罗－德布鲁模型中根本就没有货币。卢卡斯模型为理解货币及金融体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准，至今经济学家们仍在为理解货币与金融体制而努力奋斗。有了这个理论基准，人们知道，货币的功能以及金融体制的功能一定在现实中有什么地方违反了卢卡斯模型的基本条件，寻找这个条件就是指导人们寻找理论突破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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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理论基准，贝克尔－施蒂格勒模型，它指导我们认识司法制度。该模型的基本推断是：除法庭以外的执法体制同效率不相关。该理论的直接结论是，一个好的司法体系只要有法庭执法就足够了，寻找其他执法方式没有意义。其前提是法律要把什么是犯法定义清楚，把对犯法者的惩罚设计为最优。在这种最优的法律下，假定所有人都是理性的，都懂得最优法律的惩罚，都会推理，所有的人在可能犯法前要计算，比较犯法所得的预期的好处和可能的坏处。最优法律制定得有最优的阻吓力，使犯法对所有人都是坏处大于好处，结果是这个社会中人们就不犯法。只要制定的法律是最优的，法律是由独立的法庭执行的，就不存在其他更好的方式。也就是说，执法体制同执法的效率不相关。但是在现实中，在最有法治传统的国家也存在着与法院并行的其他执法形式，如政府监管。为了认识它们，我们要寻找哪些贝克尔－施蒂格勒模型的基本条件在现实中被违反了，这就是基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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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的见解，经济学结晶的内容就是这五个基准。它们以“不相关性”的形式提供了理论基准，指导我们认识现实中最重要、最相关的社会、经济、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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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熟悉经济学的人们可能会对这五个理论基准产生两种极端误解。一种是误认为理论可以为现实提供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但事实上，这些关于不相关的理论并不能提供现成答案。所有这些理论中说的不相关的东西在现实中都是特别相关的，甚至是最相关的。理论的作用是指导性的，理论不是提供现成答案的，简单照搬理论到实际，绝大多数情况都会失败。另一种是认为经济学理论完全不现实，或认为理论是依赖假定的，而那些假定根本就是不现实的。实际上，好的假设是理论分析的力量所在，而不是弱点，因为靠发展了这些理论基准才能帮助我们判定在碰到问题时从什么地方着手。比如看到经济体制问题时，阿罗－德布鲁模型告诉你经济体制不相关，它就帮助我们寻找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之外，是什么东西影响经济绩效，例如是否市场不完备，是否有不对称信息。为了研究为何所有制是相关的，我们要寻找是什么东西违反科斯定理的条件。这就是理论基准的力量，理论教给人们的主要就是这个。观察能力中，能够训练的部分主要就在于理论基准，有了基准，就知道寻找问题的方向，这就是理论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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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济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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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关注经济学在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因为这涉及经济学的普遍性和中国经济的特殊性的关系。这里面有两个极端的看法都是不利的。一个极端是完全忽略中国的特殊性，认为经济学是普遍适用的，可以到处照搬。这是对经济学的误解。经济学寻找的是普遍规律。作为理论，一定是抽象的，“抽象”意味着理论必须要离开许许多多经济现象的细节。一个普遍的理论只是给人们提供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思路，所以经济学是为重大问题提供线索的，而无法对所有具体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另一极端是认为中国是特殊的，所以经济学没有办法应用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但如上所述，经济学提供的是思路，尤其是提供理论基准，用基准帮助我们分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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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什么样的工作是好的工作?大体上有两大重要标准，如果是政策性工作，那么标准是对政策是否有帮助；学术标准则是有无能力解释有疑问的规律性现象。从学术上讲，标准是在解释中国的现象时，能否给经济学自身带来什么贡献。好的经济学研究，不仅限于研究中国的事情，而是要通过解释中国的事情，帮助世界上的经济学家理解新的东西，这是对经济学的贡献。换言之，通过解决特殊的问题，找到普遍解，这是很高的标准。中国是特殊现象，要在这里找到普遍内容，把它上升到经济学，反过来又发展了经济学。这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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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另一个问题是跨学科的研究。例如，经济学与法学。经济学与法学看上去是根本不同的学科，但在实际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上，两者从来就不是分立的。比如在经济学中，古典经济学只讨论市场怎么运行得好，回答是完备的竞争，但它从来不讨论完备竞争背后的社会条件是什么。什么是社会条件呢?所有的合同都能执行，所有分配好的产权都能受到保护。古典经济学根本不用担心这些事，因为假定已经有人在干这些事。这是古典经济学能使经济学和其他学科分开的重要假设（条件）。当面对经济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或转轨经济的问题时，从一种经济体制向另外一种体制转变，无法满足这些条件，古典经济学所提供的结论都变了。再比如说法学，为了定义清楚，往往把经济问题定义出去，假定经济上的东西都能自我运转完美，收窄讨论的范围，只关注法学。每个人都假定对方是完美的，什么样的制度能够运转，一定要别人的条件满足，这是经济学与法学通常分开的历史情况。现在产生了新的学科——法和经济学，帮助两者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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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有好多领域，由此产生了专门化和经济问题整体性的矛盾。现代经济学专门化趋势的发达，同进入经济学的人数增多是相关的，人越多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分工。这个专门化对学科的发展往往是有好处的，但同时人们必须认识到这里有代价。代价在于，领域的专门化本来只是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是人为的划分，但现实世界不是这样人为分开的。许多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原本是不便分开的，于是专门化可以带来很不好的后果。例如，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是分开的，但现实不是按照宏观和微观分开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货币制度，什么是货币？货币的功能又导致怎么去选择金融制度？在经济学的分工里，讨论货币的叫做宏观，但制度是属于微观的。那么到底金融制度是属于宏观还是微观呢?如果一个学者的领域很窄，所有的人都很窄，微观的只知微观，宏观的只知宏观，那么没人能弄懂货币和金融制度。这实际上真有讽刺意味。事实上，至今经济学家对货币的功能是什么仍没有好的理解，经济学家至今还在探寻货币的功能和它之所以存在的道理。由此自然可以想像，如果对什么是货币都没有好的理解，又怎么能解释什么是好的货币政策和好的金融体系呢?传统上货币被理解为交换媒介、记账的媒介，这是古老的解释。但依据这种古老的理解，古老的货币和今天的货币就没有差别了。然而，任何对货币的好的理解要能解释今币和古币的重要区别。从今天看，货币的重要、核心的功能是在整个经济里帮助解决“广义流动资金”（liquidity）的问题，这是一个决定现代经济能否正常运转的基本要素。由此才导致对货币政策的理解，货币政策是试图调整货币供给来影响整个经济中的liquidity。如果对货币的功能不清楚，又怎么能通过中央银行调节经济中的liquidity呢?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才能把货币供给的变化传递到经济中去，这些至今是经济学中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大量的宏观经济学家跳过什么是货币这个问题，假装不知，或者从来不知。但最好的宏观经济学家都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而要去理解这个问题是不可能通过微观、宏观分开的专家做到的。给学生教学时，分开各个领域的好处是可以帮助训练。但面对观察、分析重大经济问题时，这个界限经常要打破。研究工作是否定义在一个专门领域里，要看工作的性质，究竟是领域内的贡献，还是对整个经济学有基本影响的重大贡献。如果是领域内的贡献，可以遵守界定好的领域，但如果是对整个经济学有基本影响的贡献，界限就要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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