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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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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百年史是中华民族求富求强艰苦历程的见证。1901年严复翻译的《原富》，引起国人对追求“国富”研究的兴趣，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至今已有100年。台湾在甲午战败后割予日本，1901年之后经济思潮在大陆的澎湃激扬，并未能影响到当时的台湾学界。日本政府虽于1928年设立台北帝国大学与经济学专业，但教授与学生大都为日本人，至日本战败投降后也都离去，对台湾学界的影响迅速消散。唯一留下的是由台北帝大经济学科改制成的台湾大学经济系，之后成为近50年来台湾本土经济学发展的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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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后，台湾的经济发展大致可以粗分为三个阶段（参见李国鼎英文著作：Li，1988），与其相呼应，经济学在台湾的发展也可分为三段期间。李国鼎把台湾从战后到1961年归为第一阶段“劳工密集轻工业进口替代时期”，在60年代初期达到经济起飞阶段；自1962年至1979年归为“出口导向时期”，成长率攀高，平均每人所得由160美元成长至近2 000美元；而自1980年起则为“科技导向时期”。（有关台湾的经济发展，请参阅：高希均、李诚，1991；施建生，1999；Galenson，1984；Li，1988；Mai and Shih，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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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在台湾的发展，深受亚当·斯密《国富论》之影响。严复翻译的《原富》，在台湾由商务印书馆发行，自有其开创之历史地位。但直至1964年才由周宪文、张汉裕两位先生重新全部翻译，以《国富论》书名印行，伴随两位先生对欧美经济思想研究所发表的大量著作，对台湾学界发生深远的影响。后又经蒋硕杰为首的自由经济学派详加阐述与应用，在理论与实务的多年验证下，已逐渐形成台湾经济学界之自由经济思潮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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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济现象相呼应，台湾经济学界的发展也从20世纪60年初期起至70年代这段期间开始受到广泛的重视与支持。大致可取1966年“中研院”与台大经济系合办暑期讲学班、引进国外著名教授来台讲学并随后成立博士班作为一分水岭，将1945年至1965年归为“战后复原期间”，之后则为“经济学生根期”。在生根期所培养的经济学者逐渐成熟，到80年代其研究成果对国际学术界也产生相当程度的回馈与贡献，大致可把1981年以后归为“经济学萌芽期”。台湾经济学的发展在许多方向均尚有改进空间，我认为企盼中的“经济学茁壮期”尚未到来，但希望能在未来三至五年间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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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复原期（1945—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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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5年台湾光复到1965跨入罗斯托（W. Rostow）所称“经济起飞”（economic take-off）为止，这20年间的台湾在经济上是从缓慢复原到累积起飞动能，而在经济学界的情况也大致相似，由贫乏而开始逐渐发展。1945年后在台湾大学任教的经济学家，有获得东京帝大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张汉裕教授，以及大陆迁来的王益滔、吴克刚、周宪文与林葭蕃等数位教授，算是处于起步状态。随着1949国民党政权搬迁到台湾，王师复、赵兰坪、张果为、林霖、全汉升、蒋硕杰、施建生等教授也到台湾大学经济系任教，张德粹、谢森中到台大农业经济系任教，刘南溟、杨树人、邢慕寰则成为台大商学系教授（施建生，1999）。像蒋硕杰(2)先生原任教北京大学，经由胡适先生推介给台湾大学的傅斯年校长，但他在台大只待了半年，感觉当时台大环境欠佳，随后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任职。在台湾的经济学家在当时不佳的研究教学环境做了很多基础工作，像施建生教授在阐释经济思想方面贡献很大，1955年完成的《经济学原理》印行多版，帮助学子了解当代经济学发展。(3)张汉裕教授研究西方经济思想史与西方经济史，著作丰富，均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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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本是经世致用之学，经济学家也想对国计民生有所贡献，但台湾当局在这段期间的经济政策决策者并未向经济学者求教，所依赖的多为决策者的判断和一些国外学者的建议，在这期间最为活跃的经济政策顾问应属蒋硕杰与刘大中(4)二位先生。从1954年起，他们担任“行政院”经济部顾问，建议单一汇率与外汇券制度，提倡推动利率与汇率自由化（有人称为高利率与高汇率政策），当局逐渐实行，到1961年之后物价才随之稳定下来（参见：Tsiang，1980；Li，1988；陈慈玉、莫寄屏，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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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期间的本土学术研究应以邢慕寰(5)为代表，他于1957年在Review of Economics＆Statistics（RE＆S）发表的文章是台湾本土学人（发表时正在岛内任职）在国际七大顶尖期刊(6)发表学术论文的第一人。邢先生对奠定经济学术研究风气贡献很大，他也教导出很多学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像刘克智、王业键、胡胜正、陈昭南、李庸三等，在留学后先后回台，促进台湾经济学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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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学生根期（1966—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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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经济起飞期间，我们可以列举台湾“中研院”成立经济研究所筹备处（1962—1970）和台湾大学成立经济研究所博士班（1968）这两件大事，作为台湾经济学从战后复原到落地生根的分水岭。尤其是自1966年起，“中研院”经研所筹备处与台大经济系合办经济暑期讲学班，除有蒋硕杰、刘大中等人外，也邀请哈佛大学教授及诺贝尔奖得主Simon Kuznets和康奈尔大学Alfred Kahn等外国教授来台讲学，促成岛内学术研究风气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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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研院”在选出蒋硕杰（1958）和刘大中（1960）先生为经济学院士后，又在此阶段分别选出在岛内任职的邢慕寰（1966）和在国外任职的顾应昌(7)（1968）、邹至庄(8)（1970）、费景汉(9)（1972）、刘遵义(10)（1980）先生为院士。“中研院”经济研究所于1970年正式成立，由邢慕寰担任首任所长，于宗先(11)随后担任副所长兼代所长职，并接任所长。从成立至今，“中研院”经研所对促成台湾经济学界的研究风气，至功厥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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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在美国社会及人文科学院的支持下，成立了“‘中研院’与台湾大学合作设置经济学博士班委员会”，由刘大中先生担任主任委员，自1968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除邀请这些院士回国授课外，前几年还请了不少美国经济学家来授课，如Simon Kuznets、Walter Galenson、Richard Rosett等教授（R. Rosett原为罗彻斯特大学教授，后担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院长）。此外，在于宗先先生领导筹划下，“中研院”经济所开始经常性举办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并邀请国际著名学者来参加“中华经济演讲系列”与“大台北地区经济研讨会”等，有助于台湾学术与国际接轨，促进学术在台湾的生根，也是很重要的贡献。于宗先先生也在1973年召集筹备“中国经济学会”，并于1974年正式成立，由施建生和于宗先两位教授分别担任首届正副理事长。“中国经济学会”定期召开年度学术会议，出版会议论文集，至1997年时已有个人会员近千名，团体会员三十余单位，对带动学术研究风气颇具贡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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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邢慕寰领导下，为培养经济研究人才，每周举行研讨会研读经典著作，参加成员有陈昭南、李庸三、黄镜如、江振南、施敏雄等人，他们随后出国进修，也都成为在台湾本土成长的新一代经济学者。(13)“中研院”与台大在这段期间所造就的学术人才，可以陈昭南(14)为例，他在1971年至1980年间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发表13篇国际金融方面文章，其中在七大顶尖期刊即有4篇。他也带领本土培养的博士生向国际学术期刊发表文章，到80年代更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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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经济系博士班的设立，可说是台湾经济学界与国际经济学界接轨的起步，从博士、硕士到大学部课程的设计均与欧美各国齐步，台大经济系很快成为台湾经济学界的“少林寺”。20世纪70年代的专任教授有张汉裕、施建生、王作荣（三公）、林一新、林葭蕃、王师复、林霖、华严（系所主任）、钱公博、黄金茂、郭婉容、梁国树、孙震、陈正澄、陈正顺、林振国、薛天栋、林大侯、邱正雄、薛琦、陈师孟、张清溪、陈博志及与“中研院”合聘的邢慕寰、于宗先、刘克智、陈昭南、李庸三、麦朝成、江振南、许嘉栋等。另外还有兼任的李登辉、林钟雄、施敏雄、赵捷谦等教授。台大经济学博士班成为台湾经济学者的养成所，由梁国树(15)任博士班委员会的执行秘书。自1973年起至1980年获博士学位者有林华德、赵捷谦、游坤敏、林国雄、边裕渊、梁启源、咸根植与陈博志，均成为承前启后的重要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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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经济系的教授与学生对50年来台湾经济决策的形成深具影响，也常是推动政策的执行者。就教授而言，就先后曾产生一位“监察院”院长（王作荣）、一位“央行”总裁（梁国树）、一位文人“国防部”部长（孙震）、四位“财政部”部长（郭婉容、林振国、邱正雄、许嘉栋）、经建会副主委与主委（薛琦、陈博志）、二位“央行”副总裁（许嘉栋、陈师孟）及多位金融机构及研究机构董事长（施建生、梁国树、孙震、李庸三、邱正雄、林华德、林钟雄、赵捷谦等）。此外，出自台大经济系所毕业的台湾金融及实务界领导阶层也是不胜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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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6年至1980年，台湾财政渐趋稳健，设立加工出口区引进外人投资，采利率汇率自由化政策，并于1973年推动十大建设，1978年推动十二大建设，经济快速发展。除台大经济系多位教授深受当局倚重外，台湾当局在70年代所依赖的经济顾问，可以刘大中、蒋硕杰、邢慕寰、顾应昌、邹至庄、费景汉这六位院士为代表。自1966年起，他们回台讲学，就同时为当局提供建言，经济顾问团由刘大中担任团长，蒋硕杰次之，1975年刘大中逝世后则由蒋硕杰先生主持。在这期间提供建言最为外界所知的是1974年的《今后台湾财经政策的研讨》五院士建言、1976年的《台湾财经政策之再研讨》与1978年的《经济计划与资源之有效利用》五院士建言（蒋硕杰，1985）。这些建言的主要内容是经济政策要尽可能与市场供需力量配合，敦促当局加速经济自由化步骤、建构合理的赋税与贸易政策，这些原则也逐渐形成台湾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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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学萌芽期（198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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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台湾所培育的年轻一代经济学者纷纷自国外著名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台，加上本土培养的博士大量产出。相较于70年代，台湾的经济学博士数量与质量均呈现大幅度成长。从80年代起，台湾经济学者研究成果也对国际学术界产生相当的回馈，因此可以1981年作为分水岭，之后可称为台湾经济学的“萌芽期”。另一方面，专注经济政策研究的中华经济研究院也在1981年以财团法人型态正式成立，从此学界对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建言遂有正常管道，而不再依赖70年代六院士或五院士的建言形式。中华经济研究院院务依次由蒋硕杰、于宗先而至麦朝成先生主持，所研究的范围含总体、货币、产业、国际经贸、科技、能源、环境等议题，为当局提供各方面政策建议，结合理论与实务，多年来亦颇具政策成效（中华经济研究院，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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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台湾各大学普遍设立博士班，除台大经济系外，政大经济、中兴经济、文化经济、台大农经、中兴农经、政大地政也先后设立博士班。为提升学术研究和引进新技术，台湾的“国科会”于1967年正式成立，至80和90年代已大规模支持各个学科之基础研究，经济学门也不例外，每年均补助学术机构专职人员相当数额的研究经费。以近年资料来看，像1991年至1995年所补助的经济学门研究案件逐年上升（表1），所涵盖的范围也遍及经济学各个次领域，1991年至1995年五年内总金额达三亿余台币（表2）。从表1也可看到，台湾经济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正逐年上升（表1只列举国际期刊，在其他出版管道包含本地期刊及专著等之篇数也呈现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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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经济学门的国外期刊发表总篇数与“国科会”研究计划补助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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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科会”（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