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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学萌芽期（198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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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台湾所培育的年轻一代经济学者纷纷自国外著名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台，加上本土培养的博士大量产出。相较于70年代，台湾的经济学博士数量与质量均呈现大幅度成长。从80年代起，台湾经济学者研究成果也对国际学术界产生相当的回馈，因此可以1981年作为分水岭，之后可称为台湾经济学的“萌芽期”。另一方面，专注经济政策研究的中华经济研究院也在1981年以财团法人型态正式成立，从此学界对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建言遂有正常管道，而不再依赖70年代六院士或五院士的建言形式。中华经济研究院院务依次由蒋硕杰、于宗先而至麦朝成先生主持，所研究的范围含总体、货币、产业、国际经贸、科技、能源、环境等议题，为当局提供各方面政策建议，结合理论与实务，多年来亦颇具政策成效（中华经济研究院，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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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台湾各大学普遍设立博士班，除台大经济系外，政大经济、中兴经济、文化经济、台大农经、中兴农经、政大地政也先后设立博士班。为提升学术研究和引进新技术，台湾的“国科会”于1967年正式成立，至80和90年代已大规模支持各个学科之基础研究，经济学门也不例外，每年均补助学术机构专职人员相当数额的研究经费。以近年资料来看，像1991年至1995年所补助的经济学门研究案件逐年上升（表1），所涵盖的范围也遍及经济学各个次领域，1991年至1995年五年内总金额达三亿余台币（表2）。从表1也可看到，台湾经济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正逐年上升（表1只列举国际期刊，在其他出版管道包含本地期刊及专著等之篇数也呈现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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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经济学门的国外期刊发表总篇数与“国科会”研究计划补助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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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科会”（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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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91年至1995年“国科会”经济学门各研究领域经费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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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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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科会”（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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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会”在1996年举行的调查显示：在1991年至1995年间授予博士学位的七所学校就一共产出53位经济方面的博士。“国科会”在1995年的调查发现，经济专业的专任与兼任人员具有博士学位者已有777人，占经济学专业人员总数的55.3%；而在教学机构之专任人员共673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者有428人，占63.3%。近年来台湾经济学界已有相当规模的人力和财力的投入（input），产出（output）虽呈现上升趋势，但仍有相当的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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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台湾经济学者在国际七大顶尖期刊发表的文章篇数也稳定成长，小有规模（图1）。在附录中列举了1981年至2000年间在七大顶尖期刊发表的文章与作者，列入此名单的要求是作者发表文章时必须在岛内任职（代表本土性研究成果），发表的文章必须在4页以上，而AER每年会议论文（proceeding）则不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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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81年至2000在国际顶尖七大学术期刊发表文章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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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具体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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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五年期间之总篇数来看，从1981年至1985年在七大顶尖期刊发表了2篇，从1986年至1990年发表了5篇，从1991年至1995年发表了4篇，从1996年至2000表了4篇，虽较前二段期间进步，但在数量上未见大幅上升，可说是差强人意。从1981年至2000年，台湾学者在国际七大顶尖期刊上共发表了15篇论文，而大陆学者共发表了6篇论文（见附录）。与前二段期间相较，这段期间作者群也较为分散，除陈昭南外，包含（依发表年代排列）曹添旺、麦朝成、施俊吉、黄鸿、朱云鹏、朱敬一、古慧雯、霍德明、萧代基、杨建成、巫和懋、江莉莉、罗玮、陈业宁等台湾学者。他们的大学教育均在台湾完成，其中还有几位是台湾训练出来的博士，其中二位也先后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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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萌芽期间，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的关联更为密切，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至1982年对经济政策辩论的“蒋、王大战”（工商时报，1982）。时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的蒋硕杰主张利率自由化，并以市场决定的较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时任台大经济系教授的王作荣则强调低利率有利于企业界的投资。双方各有支持者，在媒体辩论数月，充分引发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对经济研究的兴趣。辩论有益于厘清观念上盲点，1982年之后的台湾财经政策也更为确切地采取遵循自由化与国际化的大方向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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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经济学者对政策的贡献，邹至庄教授总结他与其他几位院士担任台湾当局经济顾问期间的心得，认为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能说服当局采取市场经济的制度，他也提到这段顾问生涯大幅度增进了他对经济学的了解（刘素芬、樊沁萍，1997）。邹至庄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赴大陆担任经济顾问工作，很多时候都是单打独斗，但也曾于1986年前后找费景汉、顾应昌、刘遵义等旧日伙伴两次赴大陆共同会商。他发现大陆与台湾的经济发展有四个共同之处：（1）经济改革都是从农业部门出发，（2）对外开放鼓励出口，（3）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计划管理逐渐减少，（4）重视控制通货膨胀。他认为台湾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对大陆经济改革影响很大。[邹至庄：“如果没有台湾的经济发展成功，大陆不会如此热心积极推动改革。”（刘素芬、樊沁萍，199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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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之路 [:1704543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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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对“经济学茁壮期”来临的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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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在台湾的发展，从台湾光复算起也有56年了。伴随着台湾经济的快速成长，经济学也受到学界和当局的高度重视与支持。经济学者在台湾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也对财经政策起了相当的影响和导正，充分发挥了经济学成为一门“经世济民”学问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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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经济学在台湾从生根到发展的过程，可说是筚路蓝缕，充满了艰辛与困顿。从早期依赖少数国外院士的协助，到自己培养的学者在台湾的土地上能作出国际水平的学术研究，其中隐含着前辈师长不知多少的心血。对台湾本土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台湾经济学界最关心的问题，但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却经常难以发表，造成对国际经济学主流的影响不足，是台湾经济学发展的一大瓶颈。当前两岸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对台湾经济任一领域的研究都必然会与大陆经济难分其关联。未来的一个努力方向可加强对中国经济改革与两岸经贸关系的研究，所得成果应更为国际经济学界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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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经济学界的老兵与新秀，多年来一直企盼台湾的经济学术能够起飞。本来以为20世纪90年代是起飞的年代，但如今又难免有些失落。过去10年台湾学界所发表的国际期刊文章虽多，但进入核心期刊的高质量文章不多，尚难影响国际学术主流。在新的世纪中，我们企盼看到经济学能够在台湾茁壮成长，经济学者能结合实务经验提出创新理论架构，对经济学术的发展更有贡献，让国际学术界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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