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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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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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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则研究所主持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现在已经出版了第一批成果。(2)这批成果的一个显著特点，即系统地将自科斯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新发展运用于中国近年发生的制度变迁，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同时，这项研究也比较系统地在中国实践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但是这一点，还没有引起已有评论的注意。因此，这篇读书笔记就侧重讨论这项研究的方法论含义，并借此机会和读者交流学习科斯研究经济学方法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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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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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有一个迷人的特点：他的研究成果好像总也造不成“立竿见影”的“轰动效果”。读者中一定有人知道，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要到二三十年后才被世人刮目相看。后来大行其道的“交易费用”概念，据科斯自己回忆，形成之时约为1932年。其时，科斯只是一个中国人所讲的“小年轻”，在英国一家经济和商业学院里担任“担心备课达不到水平”的助理讲师。五年后，论文发表，师友学长中有人前来道贺，但竟无一人讨论科斯的新见解。当时看好这篇论文对经济学发展异常贡献潜力的，好像只有科斯自己。（他当时写信告友人：“我不相信我的一生中还会作出如此重要的工作。”）到50年代，论文被选入美国一本重要的文选；60年代，有人在脚注里加以引证；70年代，开始有人讨论；直到80年代，引证和讨论才突然与日俱增，以致“比前40年的总和还要多”。1991年11月，当科斯在斯德哥尔摩为他在交易费用、产权、企业和社会成本问题上对经济学的贡献而领取诺贝尔奖时，他已经八十多岁的高龄，垂垂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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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使在科斯名扬四海之后，还是少有人谈到他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贡献。我们看到，无论行家里手们同意不同意，“科斯定理”已经被广泛“考虑”过了。“交易费用”概念，有人阐述，有人运用，有人批评，也已经广泛地甚至过于广泛地被“考虑”了。“社会成本问题”的理路，对产权、商业纠纷、环保和其他公用品的利用以及一切具有所谓“外部效果”的合约问题的深远影响，更是有目共睹。但是，科斯何以得出这些影响和改变当代经济学的成果来呢？科斯的研究方法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这些问题就少有人问了。一个原因可能是，在科斯简白的“散文”式论述中，似乎根本就没有什么高深的研究经济学的方法。时代的潮流好像就是宁肯崇拜“高深”而误入歧途。也许需要另一个40年，科斯“研究真实世界”的质朴手法才会引起应有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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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科斯1937年的论文恰恰是从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开篇的。他在一开卷就指出，过去的经济理论“一直因未能清楚地说明其假设而备受困扰”，并批评许多经济家学在建立一种经济理论时，“常常忽略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在开篇第一个段落里，科斯中心阐明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性假设（assumption），不但应当是“易于处理的”（manageable），而且必须是“真实的”（real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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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科斯自己在1987年的一次讲演中推测，多数读者都忽略了他的这个方法论的意见，以致在阅读时会跳过这个段落（而一位叫Putterman的先生果然在一次选编此文时将这一段落全部删去）。(3)我们当然不得而知，有多少中国读者在阅读此文时跳过了这一段。我自己的经验是，虽然读了这一段，但还是忽略了科斯的独到见地。因为我曾经误认为，科斯的这段话无非是客气地引用并同意20世纪30年代在伦敦赫赫有名的罗宾逊夫人的论点。后来，当我读了上引科斯在1987年的讲演稿，才知道科斯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意见完全与罗氏相左！因为罗宾逊夫人在《经济学是一个严肃的主题》（Economics is a Serious Subject）中的主要论点是，经济学的前提性假设必须是易于处理的，如果我们能处理的假设是不现实的，我们也只能别无选择地用这些不真实的假设。而科斯当时就反对经济学的研究可以为了其“易于处理性”而牺牲前提的“真实性”。科斯明言，他的目标是发现一个既真实而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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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易于处理”，就是指易于运用经济学累积的知识和分析技巧来处理要研究的问题。这一点当然是重要的。因为在一个分工的知识结构中，专门学科的知识和技巧的累积对于提高认知的效率有重大意义。如果每一时代的经济学家，都“创制性地”选择一些完全无法运用经济学已经积累起来的知识技能的前提性假设，并在这些假设下开展研究工作，那么经济学根本不能形成任何可累积的知识，根本不会有自己的传统，也就无法作为一门学科来发展。科斯并不反对假设的“易于处理性”。他反对的只是把“易于处理”作为选择前提性假设的唯一条件，特别是反对为了“易于在经济学上处理”而不惜牺牲前提的“真实性”。在科斯看来，这种为了易于处理而放弃真实的倾向，已经导致如下不良倾向：“当经济学家们发现他们不能分析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个他们把握得了的想像世界来替代。”(4)如果经济学家都如此“经济”地生产论文和著作，他们会有助于我们理解真实世界里的问题和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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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选择的是一个相反的替代：用真实的前提替代想像的世界。他要的是一个“既真实而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科斯自己的工作为此提供了一个范例。在科斯之前，经济学已经累积了关于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的大量知识和分析技巧。但是以往的经济学的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性假设是，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本身的成本为零。在这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下，人们无从理解真实市场里一些复杂的组织和合约（如企业），甚至对此视而不见。科斯首先修订了“市场交易的零成本”假设，代之以一个“交易费用为正”的真实前提，然后将组织（企业）同（交易）成本分析连接起来。到了这一步，真实世界里的企业和其他复杂合约，就变得在经济学上“易于处理”了，因为经济学以往累积的知识和分析技巧（特别是边际分析），都可能用来分析被以往经济学忽略、但在真实世界里却存在的组织和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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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到“既真实而又易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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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科斯贡献的我们不免进一步要问：怎样得到一个“既真实而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呢？对此，科斯在1937年可是半点天机也不曾泄露。要到50年后，科斯详尽交代了写作那篇论文的起源、含义和影响(5)，我们才可以从中领悟到科斯所取方法的由来。以下三点是我体会到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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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真实世界里找学问。据科斯自己讲，他的经济学训练主要是在商学院里完成的。商学院的一个特点是注重实例研究（case study），也就是通过真实世界里发生的故事来研究理论。因此科斯一边跟着Plant学习价格机制，一边对英国的公用事业下调查功夫，并且累积了研究真实的企业所必要的知识（如商法、产业组织、金融和会计）。可能正是这种“两线学习法”（一线理论，一线实例），使年轻的科斯一上手就“碰”到问题：如果价格机制可以自动配置资源，为什么还有不同的工业组织？后人可以看得清楚，科斯能够“碰上”这个问题是经济学发展的大幸。当时也许有许多偶然的因素起了作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要是科斯没有对真实的企业下过功夫，他断然“碰”不到问题，或者“碰”上了也会擦肩而过。事实上，科斯的实感使他不但“碰”上问题，而且碰上就抓住不放，尽管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们”根本不讨论这个问题，已有的文献也不把这个问题当做经济学的问题。那么，如何寻找“在价格机制起作用的现实世界里企业存在的原因”？下面这句话我认为可圈可点：“我尝试着从工厂和公司的办公室、而不是从经济学家们的著作里找寻企业存在的理由。”(6)这就是科斯的态度。他为此在1932年利用伦敦经济学院提供的旅游奖学金，安排了一次远渡大西洋的游历：考察美国的企业和工业组织。科斯在美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访问工厂和公司的主管，通过与“真实家伙们”的交谈来发现他脑中挥之不去的疑问的答案。科斯为此可不吝啬时间，也不怕因为刨根揪底式的收集实际资料而“弄脏了自己的手”。作为年轻学人，科斯当然也访问了美国的学院和书斋，不过他只用“很少的时间去听课”。即便是鼎鼎大名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奈特先生教授的课程，科斯也不过旁听几次而已。科斯关注的问题不是从先辈学者的著作里找到的，因此他也不指望从现成的著作里找到现成答案。1932年的美国之行，使科斯果然从工厂和公司的办公室里发现了市场里为什么存在企业的理由。回到英国后，科斯在1934年写下了他的草稿。三年后，这篇几乎未经修改就发表的草稿，就是今天举世皆知的《企业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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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重点调查现实的约束条件。真实世界五光十色，因此到真实世界里求学问并非一件易事。科斯的法门是，着重调查问题的现实约束条件。他到美国调查企业时，心中想的是市场里为什么存在企业，但问出口去的却并不是“贵企业为什么存在”这样可能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问题。科斯到处发问：“企业在什么条件下购买产品，在什么条件下购买生产这些产品的要素来自己制造？”这其实就是在调查企业存在于市场的约束条件。我们知道，科斯不用“虚例”而偏爱用“实例”。“虚例”是想像世界的简化，比如在经济学著作里屡屡出现的“孤岛上的鲁宾逊”之类，其好处是“易于处理”，用得好可以有助于说明复杂的理论。但虚例的危险性在于可能完全不反映问题的现实条件。试想问题都“虚”掉了，答案怎么可能增加人们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呢？在这一点上，“实例”的比较优势显而易见。实例是真实世界的简化，因此实例中总是包含着现实约束。不过，在简化真实世界里发生的故事时，也有可能将一部分重要的真实约束简化掉。所以科斯不但偏爱用实例，而且偏爱用经过他本人下工夫调查的实例，比如英国历史上的灯塔究竟是政府还是私人修建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如何通过分配频道资源集中了权力、福特汽车公司与其零配件厂的一体化程度等。在这些著名的问题中，科斯都是一面利用大量一手或二手的材料弄清事实的来龙去脉，一面自己来对事实“简化”，从而得到可用于经济学研究的“够格的”实例。这很好地表明了科斯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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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把实例一般化。实例包含了回答问题的要素，但是实例本身并不能自动回答问题。从实例的研究到得出对真实世界里经济制度、经济组织和人的经济行为的理解，中间还需完成一个跳跃，这就是把实例一般化。回到科斯的企业研究：他不但调查了一批美国企业“在什么情况下购买，在什么情况下制造”的实例，而且从中把各个不同的现实情况一般化为如下这样一个判定：“如果企业为购入要素自己制造而支付的费用低于它直接从事产品买卖的费用，企业就制造；反之，企业则购买。”这个一般性判定是思维上惊险的一跃，因为科斯从中提炼出一个更为一般的经济学概念——交易费用。经此，“企业”和各种复杂合约就如同“产品和劳务”一样，变得“易于处理”了。以往的经济学忽略了交易费用，或者不言自明地“假设”交易费用为零，所以无法分析市场里的各种组织；科斯从实例中一般化出交易费用，扩充而不是抛弃了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使之可以“处理”企业问题。因此，当我们读到“企业的组织费用在边际上等于企业支付的市场交易费用”时，我们再也不会吃惊这已经是一个标准的经济学的句子了。这说明，科斯的实例研究可不是满足于那些“可以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资料”，他要“咀嚼”实例，把实例一般化，直到得出“既真实而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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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讨论表明，至少有三个关键词在科斯的方法论里占据重要地位：真实世界、实例和（把实例）一般化。这也提供了是否运用科斯方法的几个恰当的“指标”。下面，我们就据此来评论天则所的制度变迁案例研究。我们将看到，天则研究成果的长处和不足，是可以通过这几个关键词的讨论来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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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入胜的真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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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则研究所的这批研究成果首先显示，在真实世界里发生的故事，经过经济学家的精心整理，可以变得如此引人入胜。《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一集》中九个天则案例，个个精彩，虽然不同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它们精彩的程度各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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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究起来，使真实故事引人入胜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在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往往与“大家公认”的逻辑相抵触。在这种场合，“公认”会发生的没有发生，而“公认”决不会有的事却偏偏来了。在这类“与常理不合”的故事中，最引人入胜的恐怕要数那些与“权威”的预言或断言不相一致的真实了。任何一个喜欢探究的人不免要问：为什么“反常”？这样的故事读着就会来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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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几个天则提供的例子吧。比如人们曾经公认，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不会（或不应该）允许任何一种计划额度（票证）的买卖合法化的。这种共识的合理性在于，计划额度（票证）乃政府发出的分配凭证，并不是“由劳动创造”，本身“无价值”，要是官方容许计划额度买卖，岂不就是纵容“不劳而获”？迄今为止，上述公认的逻辑在绝大多数场合依然有效，因为官方对为数不少的计划额度（票证）的地下买卖，从来取禁止、打击和取缔的立场。但是有一个却是例外：外汇额度交易。盛洪抓住这个例外细说从头，研究其何以从非法买卖演变成官方许可的合法交易，并且成为我国外汇管理制度改革的一个过渡形式。这样的故事当然引人入胜：政府在什么条件下承认并保护“权利的交易”？又比如，人们公认“重复建设、重复引进”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从几十年前宣传计划经济优越性，到近几年批评经济建设中的时弊，“无政府竞争造成的浪费”总是一个基本的论据。但是刘世锦、江小娟深入冰箱行业的调查，却表明恰恰是这种伴随着“浪费”的竞争，推动了冰箱行业的质量进步和规模经济，同时还有效地缩短了满足社会需求的时间。在这个冰箱的故事里更为有趣的是，那些以废除竞争、“计算起来更优”为特征的所谓“产业政策”，不是根本无从实施，就是浪费更为严重。这些事实与“常识”如此不一致，人们总会有兴趣多看一眼“不应该有的”事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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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最引人入胜的，恐怕要数成都和上海两地股票市场的案例了。这两个故事堪称“上品”，一方面是因为它们记录了中国90年代改革的一个重要进展；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很好地表明，比较复杂的交易形式所需要的那些支持系统，可以怎样“反常地”在中国形成。不少学者相信，应该在初级市场改革（如产品市场放开）的成果稳固之后，应该在企业改制见效之后，应该在一系列法规建立健全之后，特别应该在政府有条不紊的周全安排下，才可以考虑开放比较高级的市场（如股票交易和期货交易）。这或许正是耶鲁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警告中国政府在20年内不要开放股市的原因之一（见吴敬琏的转述，1995，P9）。但是杨晓维关于成都“红庙子”股票交易自发成市的出色研究，却表明在某种条件下（一个足够强的盈利预期、政府放宽管制和其他），个人和自愿团体也有可能主导“为完成复杂交易不断界定产权”这样似乎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公共品的供应。“红庙子”发生的事的确是一个“倒爬楼梯”的个案：在初级交易还混乱无序的情况下，大体靠自发势力实现了股票这样符号化产品的高级交易。这个故事的引人入胜之处就在于它“不合已有逻辑”的真实。你看，在法规、服务和什么什么都不健全或根本不具备的情况下，这些四川人居然用钱买“纸头”而使交易达到“每天10—30万人、成交额1 000万元”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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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陈郁提供的上海股市的故事就不像“红庙子”那样大起大落。不过，上海的真实也同样引人入胜：无论政府如何努力“规范”股票的柜台交易和场外交易，这种交易的“私人契约”特性——自由成交——总是无法改变的（改变的只是在“合法”、“非法”或“半非法”条件下实现私人契约的交易费用）。这场“规范”与“（持股人）牟利本性”的博弈，一直到上海证交所——一种把股票自由竞价制度化的组织——成立才算告一段落。陈郁的故事说明，那些试图“消灭”千千百百股民卑微的牟利动机的“规范”根本不会成为“秩序”之源，因为它们总是无法实行。相比之下，上海的公开和私下的股票柜台交易落得了一个比成都“红庙子”自发股票买卖更长远的制度结果。不过这一点不重要。制度演化史并不以成败论英雄。重要的是这两个故事共同揭示了在真实世界里制度和组织变迁的动力机制。伦敦、纽约和香港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有许多因素共同起了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从成文的规范条款里去探查，我们一定会迷失方向。因为在每一条成文规范的底部，都熔铸着深厚的由利益驱动的自发努力、创新尝试、出了格的想像力和“家伙们”的看似疯狂。对自发性毫无理解的人要称懂得市场经济，恐怕只是他在那里自说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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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入胜的故事，得来却不容易。天则所的同人看来直接秉持了科斯的作风：“尝试着从工厂和公司的办公室、而不是从经济学家们的著作里找寻”制度变迁的问题和答案（樊纲研究非规范财政，还要走进乡村机构的办公室）。这种工作在哪里都不容易，但由于以下几点更加显得困难：第一，天则所项目确定的研究对象——制度变迁——本身比一般的研究科目更难以观察；第二，几乎任何一个领域、方面或组织的实际情况的累积性报告，在我国好像都特别稀缺，加之有限的一点资料还因为部门、地区分割以及“保密”等等而变得更为零碎；第三，成果评价系统对事实含量高的研究的激励不足。因此回过头去看，天则所组织这么一个立足真实个案的大型研究，没有很大的一股劲要去实践自己选定的方法论，恐怕做不下来。在张曙光关于这个项目的说明和“课题计划书”第310—320页里，我们就可以读出这么一股“气”来：“本项研究不仅要补上案例研究的空缺，而且要从中探索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道路。”为了多读到引人入胜的故事，我愿意在此高喝一声：此志当贺，愿君能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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