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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经济学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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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欢喜有人忧——让人爱恨交加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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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话用在经济学身上特别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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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可能没有哪一门学问比经济学更让人爱恨交加了，爱死它的人赞美它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恨死它的人则称其为伪科学。我们只需各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可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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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被称为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他的《国富论》在1776年出版后立即受到整个英国社会的重视，不仅受到经济学界的极大重视，就连当时英国的国会也奉其为国宝，议员们往往以在国会辩论时能引证这本书的内容为荣，而且一经引证里面的内容，反对者也多不再反驳。足见此书在当时的权威性。英国的工业资本家和商人还组团来推行斯密的见解。英国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首相威廉·皮特不但自称是亚当·斯密的学生，而且还是斯密的信徒。在他执政时期，尽力把斯密的学说应用到英国的政治、经济、财政政策中。例如，鼓吹劳动分工，提倡自由贸易，实行累进税制，降低关税，消除一切商业中的障碍等，无一不是出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对于促进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亚当·斯密也因此被比作社会科学里的牛顿。有一则故事足以证明亚当·斯密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之崇高。《国富论》出版12年后的一天晚上，职务仅仅是一个海关官员的亚当·斯密，应邀去一位公爵家里做客。客厅里的王公贵族和商界巨子，几乎掌握了英国经济的全部命脉，英国当时的政府首相皮特先生也在其中。当亚当·斯密下了马车，步入客厅时，原本散坐四处、谈笑风生的绅士们，立即停止了谈话，大家把眼光都投向了亚当·斯密，并纷纷站起来向他致意，亚当·斯密不好意思地说：“先生们，请坐。”这时候，已经站在亚当·斯密身边的首相皮特认真地说道：“博士，您不坐，我们是不会坐下的，哪有学生不为老师让座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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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看，英国人之所以这么爱经济学和它的创始人其实，是因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奠定了自由市场经济的老大地位，他的有关“看不见的手”（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详细论述请参见本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相关内容。）的论断更被奉为金科玉律，而自由市场经济帮助英国成为了“日不落帝国”，所以“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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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29年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让自由市场的神话从天堂跌落到了地狱，经济学及经济学家的尊贵地位荡然无存，经济学一度成为了一门人人得而骂之的学科，而经济学家们也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1934年自认为找到了解决经济危机办法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来到了华盛顿特区，其目的是游说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或者说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复苏美国经济，来美国之前凯恩斯信心满满，因为就当时的情况看，美国是最应该也是最可能实践其理论的一个国家。1934年5月28日凯恩斯在白宫和罗斯福进行了一次长谈，凯恩斯给罗斯福摆出一大堆统计图表，像教授对学生上课一样耐心地向罗斯福大讲他的赤字财政理论；最后，凯恩斯还郑重其事地说：“经济问题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艰深难懂。如果你让我来办，我一定能办好。” 但是罗斯福并没把这位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看在眼里，冷冷地敷衍着凯恩斯。在会见后，罗斯福对他的劳工部长帕金斯说：“他完全是个书呆子。他一定是个数学家，而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后来罗斯福在炉边谈话时曾不无揶揄地说：“职业经济学家们最多每五年或十年就要改变一下他们对经济法则的定义。”虽然罗斯福对凯恩斯还谈不上恨，但是讨厌之情已是表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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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看，美国人之所以这么讨厌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乃是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危机之所以爆发是和经济学提倡的自由放任政策有关的。所以“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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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何对待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问题上，我们走的路正好和西方相反，西方是前恭后倨，我们则是前倨后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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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百废待兴，很多经济学家摩拳擦掌纷纷为新政府献计献策，可是当时西方经济学已成了庸俗经济学，一些政策建议并未得到重视。我们仅举一例。1957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提出了著名的“新人口论”，他说“中国人口这样发展下去，10年后有8.1亿，50年后多少？吓死人！26.19亿”，他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的主张，但他的主张并没有得到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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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很多经济学家在经济改革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是有着“吴市场”美称的吴敬琏先生和有着“厉股份”美誉的厉以宁先生。尽管有不少人对他们是否有太多的原创理论存在着质疑，但是他们对我国经济改革的贡献是实实在在的，因此他们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得到了社会的尊重，这是时代的进步，可喜可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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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举一个最新的例子。2009年11月22日厉以宁教授80岁生日之际，喜获2009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在中国人民大学颁奖现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以私人身份低调出席，坐在厉以宁教授的左边。有趣的是，他特意让工作人员把放在面前的“首长”标牌撤走，换上“李源潮”三个字。“厉以宁先生是我做硕士论文的导师，在厉老师面前，我永远是学生，不是首长。”说完，李源潮向坐在嘉宾席上的厉以宁深深鞠躬致敬，然后和身边的人一起回忆师从厉以宁教授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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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让人欢喜让人忧，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有那么一点点神秘，还有那么一点点神奇，那么让人欢喜让人忧的经济学，就请掀起你的盖头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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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天纬地，济世安邦——经济学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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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或者学习经济学就必须了解经济学的来龙去脉，了解它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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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就有经济管理的思想，但是却始终没有形成一套系统化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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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经济”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内篇》里，其中有“经世济俗”一词，意为治理天下，救济老百姓。隋朝王通在《文中子·礼乐篇》则将“经世济俗”进行了缩减，提出了“经济”一词，他说：“皆有经济之道，谓经世济民”。后人遂将“经济”一词作为“经世济民”的省略语，作为“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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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对社会分工的观察，我们古人也早已有所领悟。2500年前的孔子就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不如其他人做得好。《论语》之《子路》篇中第4章中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意思是，种菜我不如菜农，种花我不如花农，但是搞文字他们谁也比不过我，当然后面这句话他没明说。所以孔子有以下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走在我前面的三个人之中一定有一个可以当我老师的。唐朝韩愈（距今约1200年）也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学习知识有先有后，先学的知道得多点，后学的知道得少点；干工作则是三百六十行，隔行如隔山。这些都是朴素的社会分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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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历史上没有产生系统化地专门去深入研究类似社会分工这样的经济问题的思想家或者哲学家。西方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扩展深化，专心致志，最终形成了一门可以称为社会科学的学问。因此，今天我们讲的经济学其实是西方经济学，所以很多教科书的名字还叫做《西方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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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一词来源于2400年前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一本关于家庭事务以及农庄管理的书籍《经济论》，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就已经在观察经济的运行规律和特征了，比如色诺芬就已经注意到了社会分工所带来的高效率，他在《经济论》里这样写道：“一个人什么都做，而且都做得好，那是不可能的。显而易见，只有在一个小的领域里劳动的人，才能做得最好。” 瞧瞧，2400年前的哲学家就这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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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2000多年前西方经济学的萌芽已经形成了的话，那么直到16世纪，西方经济学才进入到了一个发育阶段，这是因为1500年以前的西方世界几乎没有贸易往来，尽管货币早已存在，但是没有被广泛使用，强大的国家和一体化的国家经济还没有完全形成，当然也就没有形成任何经济思想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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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00年以后，地理大发现导致了市场与贸易迅速扩展，货币经济取代了自然经济或自给自足经济。拥有统一经济的国家成为主导力量。各种经济学派随之出现，各自代表了系统的经济思想和相应的政策体系，经济学的春天不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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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以后，“政治经济学时代”取代了“道德哲学”时代，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对政治经济学的关注产生了系统连贯的经济思想，先后产生了重商学派、重农学派、古典经济学派、边际学派、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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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为首的重商学派活跃于1500～1776年，那个时候，欧洲大陆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逐渐被新兴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所取代，国际贸易日益繁荣，货币的使用更加广泛，国家间的经济竞争也日趋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重商学派作为一个拥护民族主义、赋予商人尊贵和重要地位、为经济和军事扩张进行辩护的学派逐渐形成。这和我们以前一直把商人的地位放在士农工学之后倒数第一的做法显然不同。重商主义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但是它的某些观点在20世纪和21世纪仍然有着生命力。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大萧条时期，许多国家都采取提高进口关税、将本币贬值的措施以限制进口和刺激出口。就是在2010年的今天，美国为了刺激本国经济复苏也采取了类似做法，比如大量印刷钞票，迫使美元贬值来限制进口、刺激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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