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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为何美国穷人比富人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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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9，No.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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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篇(2)里，对为何美国人比法国人吃得多这一现象，我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更贴切地说，是美国穷人比法国穷人吃得多，而这可能是因为美国食品更便宜。至于为何穷人比富人吃得多，我的解释基于一种生活方式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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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随着收入提高和食品供给更充足，穷人原先受限于支付能力的食欲被释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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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吃饱吃好成为普遍状态，富人开始刻意回避那些与食欲有关的消费行为——不屑与大众为伍是他们的永恒诉求，并为自己精心构造另一套（其实是N套）生活方式，以示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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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那些富人重新构建的新式奢侈生活方式，穷人负担不起，而他们能够负担而又乐于享受的生活方式中，吃喝占据了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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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当穷人受困于少数几种生活方式时，会表现出很大的惰性，即当他们的收入提高时，其消费结构的相应改变会有很大的滞后，这不仅是因为习惯，更是因为消费结构的非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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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在人群中的分布不是随机的，而是被组织在各种结构有序的成套组合之中，我们称之为生活方式，当个人收入提高时，他通常会在不同方式之间进行“迁越”，而不是渐进地连续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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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尽管你咬咬牙或许买得起一个LV包包，但你要是每天挎着它去超市收银，下班后两手拎着菜篮子回家，就会显得很古怪，我老家有句俗话，捡到只象牙筷，配穷个人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直到你确信自己能够负担一种新生活方式之前，你会倾向于保持原有消费习惯，尽管在数量上会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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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社会，生活方式的梯级化通常由法定等级来维持，如古代中国禁止无功名者穿着丝绸衣服、不允许非皇室成员使用黄色衣料和龙凤纹，中古欧洲国家也曾为平民的皮鞋长度规定了上限；而在权利平等化的现代社会，梯级化只能借助成本门槛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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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定特权门槛相比，成本门槛是不稳定的，一方面成本会随产业成熟和技术进步而下降，而同时下层人群的收入也在不断提高，因此现代社会的消费结构更富于流动性和多样性，等级界线也没那么清晰森严。总体上看，顶级阶层总是在不断逃避下层的模仿，而所有其他阶层都在模仿他们上面的阶层，这种追逐竞赛使得上层生活方式不断以瀑布式向下渗透，经过长期堆叠积累构成了如今丰富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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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顶级阶层绞尽脑汁想不出新花样时，他们经常会用一个偷懒而又屡试不爽的怪招：去模仿最底层。这一招常常把他下面的中等阶层打个措手不及：我是戈尔的儿子（或希尔顿的女儿），我穿个烂衫跳个街舞吸个大麻没人会真把我当街头混混，你个中产小子就不敢了吧？所以在日本企业里，老板都穿T恤牛仔，举止也很随便，跟失业青年无异，白领就不行，一定要西装革履，举止端庄高雅，西方虽不如日本泾渭分明，也大致能看出层次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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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下层也并非总是等到完全具备模仿能力才开始行动，往往迫不及待，所以，逐级模仿的结果，常常造就出一种降低标准的仿制品，如二手宝马，山寨LV，超低价新马泰欧洲十日游，填充书架的精装版文学名著等，这就迫使上层更迅速地抛弃逃离这些旧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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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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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过上富裕生活的人们，常常嘲笑呼朋唤友吃吃喝喝的酒肉生涯庸俗不堪，然而在发达社会，穷人沉湎于吃喝恰恰是因为他们穷，负担不起另一种更高雅的生活方式，高雅是有成本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正是因其成本高不可攀，它才被认为是高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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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房、高尔夫、户外运动、瑜伽、素食、静修乃至辟谷，这些都是高端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不是穷人所能负担的。假如你只学其中一部分而不是整套照搬，是会被嘲笑的，既会被上层人士笑为徒劳地想混入他们队伍的乡巴佬，又会被同侪视为不愿与其为伍的异端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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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种情形其实很可怕，往往导致你被排斥出所在阶层的社交圈，失去你在那个社会的立足之地，而你在别处又找不到容纳你的圈子。实际上，生活方式在一个阶层和亚文化中的趋同和模式化，正是由交往圈中的相互评价和期待来维持的，邻人的目光和闲言碎语是迫使你遵循某种生活方式的最有效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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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的比较，都可以发现，越是贫穷的社会，就越依赖食物作为交往媒介和激励工具，也越倾向于用食物丰足作为显示身份地位的信号。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年节发放的食物是人们评价工作待遇的重要指标，许多人串门时都会关心人家碗里都有些什么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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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肚皮收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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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20，No.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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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对暴饮暴食现象产生好奇，是小时候读历史和小说，发现古人赞美英雄人物时，常常把巨大食量和英雄气概联系在一起，后来看欧洲历史，发现那边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好像中世纪贵族和武士都很能吃，也很爱吃，据说经常吃到吐，吐完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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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饕餮（gluttony）曾是教会精神文明教育的重点对象，在对贵族的指责中常把它挂在嘴边，6世纪末教皇格利高里一世还将其列为七宗罪之第二位。然而按常识，说教部门挂在嘴边批判的事情，通常就是权贵阶层最热衷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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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看到一篇书评，介绍了尼科拉·弗莱彻的《查理曼大帝的桌布》，这本书把古代贵族极度夸张的狂欢盛宴和胡吃海喝描述了个淋漓尽致，看来原先那些零星轶事和散乱印象还真不假。对这种特别而有趣的现象，弗莱彻罗列了一些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功能，这些功能或许是有的，但作为解释却无法令我满意，我设想了各种可能性，可始终无法把它安放进某个连贯的框架中，颇为懊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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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不久前读布洛赫（Marc Bloch）的《封建社会》时，终于看到一线光明，据他说，在欧洲封建社会，特别是前期（他的前后期划分大致以1200年为界），货币经济严重萎缩，附庸对领主的义务都以实物和服务履行，加上交通运输条件极差（那时罗马道路系统已经崩坏），于是，大小领主收租的主流方式，是连续不断的长途巡视，带着大队人马，逐个光临附庸领地或者庄园，一路吃过去，连吃带拿——“食邑”两字看来可以从字面上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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