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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韩国传教士为何这般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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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27，No.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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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名韩国传教士因为被怀疑有传教活动而在利比亚遭拘捕，利比亚还因此而中断了在韩国的领事业务。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传教活动而导致韩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外交冲突了，过去几年，在阿富汗、伊拉克、也门、约旦等国家，都发生了韩国传教士遭地方武装绑架或被当地政府驱逐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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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反恐战争的积极盟友，韩国向伊拉克和阿富汗派出了不少重建和援助部队，同时也有许多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前往帮忙，其中便以教会组织居多。他们所招惹的外交风波常将韩国政府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尽管后者屡次劝阻境外传教活动，但由于基督教已成长为韩国第一大宗教，而且基督徒选民十分在意候选人的信仰，因而政府也是投鼠忌器，不敢过分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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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以绝对数还是人口比例计，韩国都已成为仅次于菲律宾的亚洲第二大基督教国家；基督教在韩国的发展异常活跃，不仅体现在信徒人数的庞大，更体现在信徒们高昂的宗教热忱、新教派的大量涌现和积极甚至狂热的对外传教活动。韩国各教派共向海外派出了两万多名传教士，这一数字仅次于宗教基础最为深厚稳固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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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景象，与我们在韩剧中所看到的那个韩国似乎大相径庭，在许多人眼里，韩国是一个保留了儒家传统的社会；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被华夏文化熏陶了两千多年的韩国社会，如此热情地拥抱基督教，并在对外传教上表现出这般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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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或许就在问题之中，韩国基督徒所表现出的积极和热忱，或许正是因为他们急于想摆脱自己身上难以抹去的东方印迹。一旦决定投入西方基督文化的怀抱，那些挥之不去的儒家文化和佛教传统，似乎就成了他们身为基督徒的先天不足甚至历史污点，就像文革中那些出身不好的资本家子弟，为了向组织证明自己的忠诚和坚定，也表现出异常的决绝和狂热，不惜与父母反目成仇，而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更是冲在最前面——把我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考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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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狂热常常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传教者们会故意去招惹和激怒异教地区的民众和政府，诱使他们来迫害自己，以便获得受难、殉教、最终成为圣徒的机会。这在外人看来好像难以理解，但确实广泛存在于那些处于扩张期的教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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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各种教派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类似的狂热其实普遍存在于各种新兴的教派、新近皈依的信徒，以及刚刚从异教统治中获得解放的教区。如西班牙，在与阿拉伯王朝长达七百年的拉锯战之后，西班牙文化和语言已深受阿拉伯影响，于是，一旦基督教得以光复，西班牙基督徒变得极为狂热，他们急于要与这段历史和它所留下的痕迹彻底决裂，因而在对外传教、征服、迫使殖民地改宗、在欧洲迫害新教徒、审查消灭异端等方面，都表现得非常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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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传统教区的信众来说，教徒身份是与生俱来的，他从其所成长的文化环境中未经思考和选择而自然地获得了信仰，既然不是自己的选择，也就无须为此而辩护和证明，因而信仰问题通常不会给他带来焦虑。然而，新教派的加入者、新兴教区的皈依或改宗者，就很难避免这种焦虑了。首先，如上所述，他需要与他所来自的那个文化传统划清界线；其次，他还要时刻应付来自他身边的异教人群的种种鄙视、嘲讽和非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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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对抗性的氛围，激发和强化了他自我辩护和自我证明的冲动。由于宗教信条和戒律常常与习俗、常识和理性发生激烈冲突，新皈依者必须有坚韧顽固的自我辩护能力才能坚持下来，这就是他们为何总是那么狂热的缘故，因为非如此者早就放弃退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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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人一旦陷入自我辩护的循环，就能够堂然无视一切反面证据，他们总是能通过各种神奇的迂回曲折，将旁人看来明白无误的反证，解释成自己信仰的又一次确证，或者对手垂死挣扎般的捏造和诋毁。在这样的循环中，他的认知能力、想象力和思维的空间，也就会变得越来越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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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辩护和它所激发的狂热对于宗教传播的重要性，在预言问题上体现得最充分。许多教派都有预言，而且任何教派都不会因为预言落空而破产，实际上，著名的预言都落空了，而每次落空都促进了教派大发展。基督教曾预言了耶稣的复活和千禧年弥赛亚的降临，现在第二个千禧年已经过去了，弥赛亚没来，不过没关系，人们决定把它推迟到2012年，当然，届时还会再推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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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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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皈依者的执著和热情，在许多文化现象中都可以发现，历史学家布尔斯廷在《美国人》第一卷里，对弗吉尼亚庄园主们模仿英国绅士的情景做了生动描述(5)，这些新绅士不仅处处亦步亦趋，而且对绅士文化的恪奉和保守比英伦绅士要顽固和死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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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元素一经传播和模仿，便会趋于模式化，变得刻板和僵硬。这一点在日本文化中表现最为突出，日本民族堪称皈依专业户，对外来优势文化来者不拒，一旦认定，模仿起来十分坚决、彻底和细致，历史上先后皈依儒家、佛教和西方的N种制度和主义，像相扑、插花、茶道等原本并无严格程式的娱乐情趣活动，到了日本就都变成了高度仪式化、有着严格程序的表演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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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第21篇里我曾提到亨廷顿的观点：组织需要经历数次人事轮替才能完成其结构和程序的成熟，这一原理与文化元素随传播与复制而趋于模式化和程序化，似乎颇有相通之处，两者都与工具价值向终极价值转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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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创造茶道的人看来，选择这套程序只是因为这样能泡出好茶，或能体现出我的优雅，假如其他方式能起到同样效果甚至更好，我是不会拘泥的，但在模仿者看来，这套程序化动作本身就是好的、美的，它本身成了值得追求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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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在一个新组织中最初承担某项职能的人，他选择某套工作方法，只是出于方便或效率的考虑，但经过数次人事更替和师徒传承，后来者没有经过当初的探索和尝试，直接接受了既有的做法，他们倾向于把这套方法视为理所当然，甚至神圣的：事情就是应该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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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富士康工人接连跳楼是巧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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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12，No.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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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去年七月孙丹勇因工作差错不堪压力而从宿舍楼上跳下身亡以来，富士康厂区内接连发生了多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其中五起密集地发生于3月11日至4月7日的短短28天内。尽管迄今未发现富士康存在过错和应负法律责任的证据，但舆论已开始质疑这些悲剧是否与它的工作压力和管理方式有关。日前，富士康公关部门在就此接受媒体专访时，也承认企业在管理方式、员工关怀和企业文化上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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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每年每10万人中有14人自杀，而富士康仅在深圳就有27万员工，所以即便考虑到就业者的自杀率低于失业者，一年内不到10名雇员自杀，也并非特别离奇之事。然而，这些自杀事件在时间分布上的密集，自杀方式的一致，自杀者年龄的相仿，却很难让人相信它们之间没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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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从时间、方式到处境的相似性，这些自杀具备了“维特效应”(6)的全部特征，从孙丹勇事件被密集深度报道和广泛讨论之后，后续自杀事件以192天、54天、12天、8天和1天的间隔鱼贯而至，构成了一个不断加速的维特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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