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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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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意在反对那种贪得无厌，即让我们做不到“适可而止”的心理倾向。这里所说的“我们”既指个体，也指整个社会。“贪得无厌”指的是经济上的不知足，即渴望拥有越来越多的金钱。本书针对的主要是富裕国家，这些国家拥有足够多的财富，可以过一种体面的群体生活。至于贫穷地区，那里的民众生活得很贫困，“不知足”是他们未来才需要考虑的问题。但无论社会是贫是富，当富人的富裕程度远超多数人的生存糊口所需时，人们就会看到“不知足”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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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经济上的不知足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它会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而不复存在。基督徒认为，经济上的不知足是原罪的产物。本书两位作者的观点是经济上的不知足根植于人类的本性，我们倾向于跟自己的同胞攀比，从而发现自己的不足。这种本性因资本主义而变本加厉，贪得无厌曾经只是富人的异常行为，现在却成了社会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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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使物质条件的大幅改善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它激发出某些最遭人诟病的人性，比如，贪婪和妒忌。我们所提倡的是，通过回想古往今来和所有文明中最伟大的思想家对“美好的生活”的阐释，尝试改变现有的政策，以帮助我们实现“美好的生活”这个目标，并再度锁住那个“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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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将挑战今天以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作为经济政策主要目标的做法。我们并不反对经济增长，但我们认为，不仅要问一下经济为何增长，而且要问一下增长的是什么，这才合理。我们希望闲暇时间要有所增多，而污染要有所减少。这两点是关于人类福祉的理性理念的一部分，但却被排除在国内生产总值之外，因为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只是市场交易的国内产值部分，它并未减去“污染”，也没有加上“闲暇”。因此，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到何种程度才会提高国民福祉，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对非常贫穷的国家来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也许有意义，但对于富裕国家而言，国内生产总值也许已经过多。我们的观点是，对于世界上的富裕国家来说，国内生产总值应被视为旨在实现美好生活政策的一个副产品。只有进一步观察，才能看清楚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果是正是负，抑或静止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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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并不想探讨公正的原则，而是想讨论美好生活的构成。大多数现代政治理论都抽象地以对何谓正义或公平的思考作为切入点，并从这种“公正”社会的安排展开讨论。我们的方法有所不同。我们从个人及其需求入手，并在此基础上设法描绘出一幅共同利益的图景。现阶段，分配问题处在公平、正义讨论的核心位置，虽然它非常重要，但只在美好生活需要它的情况下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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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有这样一个世界：大部分人每周只工作15个小时。但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成果会在全社会范围内更加公平地加以分配，所以，他们的工资跟现在一样多，甚至更多。清醒的时候，人们更多是在休闲，而不是忙于工作，这是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0年发表的文章《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中所做的展望。这篇文章的论点简单明了：技术进步使每个工时产出的增加成为可能，人们用来满足需求所花的工作时间就会越来越少，最后几乎不再需要工作。凯恩斯写道：“人类自从出现以来，第一次遇见了一个真实且永恒的问题，即当从紧迫的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应该如何利用它的自由？科学和复利的力量为人类赢得的闲暇，使人们过上睿智、愉快和满意的生活。”凯恩斯认为，这种状况也许会在大约100年后实现，即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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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写作的时间，凯恩斯这篇关于未来的文章被当时的人所忽视，也就不足为奇了。那时，世界上还有很多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包括走出大萧条的阴影。此外，凯恩斯自己也从未明确地重提他的愿景，但他一直是在“一个无须工作的未来”这样一个理想的背景下思考问题的。事实上，因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and Money）这本巨著，凯恩斯成为以研究短期失业而非长期经济进步蜚声国际的理论家。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重拾凯恩斯提出之后又遗弃的那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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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凯恩斯提出了今天我们几乎不探讨的问题：拥有财富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需要拥有多少钱才能过上美好的生活？这似乎是无法回答却又不是微不足道的问题。挣钱本身不应该是目的，至少对于没有罹患严重神经错乱的人来说如此。如果说我的生活目标是赚取越来越多的钱，就好比说我吃饭的目的是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胖一样。对个体是正确的事情，对社会也是正确的。挣钱不是人类永恒的事业，这是因为钱除了用来消费，没有任何别的用处。我们不可能持续地花钱，总会到达一个临界点，那时我们会感到满足，或感到厌恶，也可能二者兼有。我们会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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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所处的西方世界再次陷入“大紧缩”，这是1929~1932年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情况。巨大的危机就像一次体检，暴露了社会制度的缺陷，并促使人们寻找它的替代品。接受检查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凯恩斯的论文恰巧提供了一个有力工具，可以据此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加以思考。这场危机揭露了该制度的两个缺陷，但由于人们对“即使付出任何代价也要实现增长”的做法几乎毫无异议，这两个缺陷就被掩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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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一个缺陷是道德缺陷。2008年经济危机再度表明，目前的制度是以贪婪和攫取为动机的，它们与道德背道而驰。这导致社会分裂成贫富两极，近年来又分裂为极富和极穷两大阵营。极富和极贫共存，尤其是在可以让每个人感到富足的社会里，这有违我们对公正的定义。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二个缺陷是经济缺陷，美国的金融体系本来就不稳定。如同2008年经济危机那样，当它失灵时，我们就会了解它是多么效率低下、浪费惊人和令人痛苦。过度举债的国家被告知，在这些国家将它们大部分国民收入用于偿债之前，债券市场不会感到满意。赚钱机器定期出故障，这更加促使我们考虑什么才是更好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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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凯恩斯的文章促使我们去思考后资本主义的生活会是什么样（不管你如何称呼，一个不再积累资本的经济制度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基础动力是“个人受到赚钱和爱财本能的强烈吸引”。他认为，随着充裕时代的到来，这种基础动力将失去社会的认可，也就是说，当资本主义的使命完成后，它将不复存在。但是，我们已非常习惯视稀缺为常态，以至于很少有人会想，在一个物质充足的世界里，什么样的动机和行为准则肯定会或应该会大行其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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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让我们假设每个人都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那么，什么才算是美好的生活呢？我们的道德体系和经济制度需要做出哪些改变才能实现它呢？此类问题鲜有人问及，因为我们无法将它们归类于构成现代智识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哲学家建构出完美的公正体系，却不关心经验现实的杂乱性。经济学家致力于探求如何最好地满足人们的主观欲望，却不关心它们是什么。本书融合了经济学和哲学的观点，因为我们相信这两个学科可以互补，经济学偏重于实际影响，而哲学偏重于道德想象。本书旨在唤醒“经济学是一门道德学科”的古老理念；要知道经济学是研究群体中的人的科学，而不是研究机器人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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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探究凯恩斯的预言未能成真的原因开始展开论述。尽管凯恩斯对经济增长的预测惊人地准确，但为什么在他发表那篇文章的几乎100年后，我们大多数人仍在辛苦地工作呢？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两个方面：自由市场经济赋予了雇主决定工时和工作条件的权力，同时激起了我们内心中竞争性的、追求身份和地位的消费倾向。凯恩斯很清楚资本主义的种种邪恶，但他假设一旦其创造财富的工作完成，它们就会消亡。然而，凯恩斯没有预见到的是，邪恶也可能会变得根深蒂固，以致掩盖了它们原本打算为之效力的那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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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并非唯一一个认为坏的动机也可能有益的人，本书第2章对此进行了补充介绍。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卡尔·马克思、赫伯特·马尔库塞还有亚当·斯密，都承认坏的动机也有其积极作用，它甚至可以成为历史进步的一种原动力。用神话的语言来说，西方文明已经与魔鬼和平共处，从而换取了从古至今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权力和欢乐。当然，这是歌德笔下不朽的《浮士德》神话的宏大主题。讽刺的是，我们终于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但资本主义在我们身上孕育出的习惯却让我们无法正确地享受富足，似乎魔鬼已经获得了它的报酬。我们能摆脱这种命运吗？或许可以，但只有我们重新找到被忽视和曲解了几个世纪的美好生活的概念，即美好生活本身是一种富足的生活时，它才会成为可能。在此，我们必须借鉴古代东、西方留下的最宝贵的智慧宝藏，第3章将对此加以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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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反对经济增长的声音近年来逐渐增大。批评者认为，增长不仅没有使我们更幸福，反而导致了环境的灾难。这种观点是对的，但它未能充分表达我们对无限增长的更深层次的反对意见，即无限增长毫无意义。把我们反对增长的理由建立在它破坏幸福或环境方面，这就相当于邀请我们的对手来证明它事实上不具有破坏性，而且他们会很快接受这种邀请。[1]然后，双方的争论会进入学术的“死胡同”。重要的是，在科学家和统计学家告诉我们答案之前，我们只需要记住无止境地追求财富是一种愚蠢的行为。这是我们第4章和第5章论述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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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第6章，我们终于可以谈积极的内容了，即对美好生活的大致描绘。凭借对过去所有时空的深刻见解，我们明确了7种“美好生活的基本元素”，只要拥有它们，就表明我们过上了美好的生活。我们认为政府的首要职责是，在它的权力范围内，让所有公民获得这些基本元素。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是第7章的主题，我们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旨在把人们对财富的无限欲望控制在美德的客观概念范畴内。除非进行这种控制，否则我们的文明将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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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朋友和熟人探讨我们的想法时，经常会听到5种反对意见。第一种反对意见关乎时机的选择：“现在完全不是谈论结束经济增长的时候。假如凯恩斯还活着，难道他不会敦促我们尽快恢复增长，以降低失业率和偿还政府债务吗？”对此，我们不进行争辩。但是，我们需要做一个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的区分，即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用于恢复经济增长的短期政策，以及实现美好生活的长期政策。2008年之后的两年，总体世界产出量下降了6%。我们必须至少恢复到原来的产出水平，因为以目前经济的组织方式，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减少失业率和公私两方面的负债。但是，我们不应让时间的紧迫妨碍我们对最终结果的认识。凯恩斯的乌托邦愿景是在大萧条最为严重的时期描绘的。他写道：“我写本文不是立足于现在……而是让自己摆脱短视的困扰，奔向未来。”这也是本书论述的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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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反对意见关乎我们的建议适用的地理范围。我们是否认为有些国家虽然有数百万居住条件很差、营养不良的人，这些人对他们拥有的一切却感到满足？当然不是，我们建议的对象是那些幸福的物质条件已经得到满足的国家。在那些物质条件没有得到满足的国家，经济增长无疑仍是它们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即使如此，如果发展中国家持续发展，它们终将面临与富裕国家同样的窘境，因此，不妨提前为此做好准备，以免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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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反对意见是，“你们的提议将破坏所有的主动性、创造力和愿景，导致人们普遍无所事事”。该反对意见认为我们的想法反映了一种颓废心态，毫不奇怪，这样的观点多半出自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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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除这种误解，我们做出坚定的声明：本书并非支持无所事事。我们希望人们能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而闲暇和无所事事的差别很大，几乎是两个极端。闲暇这个词的真正含义现在几乎已经被人遗忘，其实它是不带有任何外在目的性的活动，用康德的话说就是“无目的的目的”。雕塑家专注于大理石切割，教师专注于讲授一个难懂的概念，音乐家专注于作词谱曲，科学家专注于探索时空的奥秘，这些人只是在做他们擅长的事，并没有其他目的。他们也许会因付出的努力而获得一份收入，但收入并不是激励他们从事其事业的动力。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情况。在现实世界里，包括金钱奖励在内的外在激励并没有完全被人忽略。但是，只要行动不是出于必要，而是出于爱好，不是出于屈从和勉强，而是自发的，则不会觉得是在做一份辛苦的工作，而是在享受休闲的时光。不游手好闲，这是我们的理想。但是，因为我们的文化缺乏想象力，这导致我们认为，相对于旨在改善经济进程的那种具体的创造和创新而言，所有的创造和创新都需要金钱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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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我们的人会反驳说：“这听上去不错，但是用夸张的语言来说，外部激励活动的减少不大可能导致闲暇的增加。对像我们这样的懒人来说，只有金钱的刺激才会让我们有所行动。如果没有金钱，我们天生的惰性就会显现出来，不仅不会过上美好的生活，还会产生厌倦、神经衰弱和酒瘾。读几本俄国小说，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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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反驳意见，我们的应对方式只能是公开表达我们的信念。普遍减少工作从未被尝试过，所以，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它的结果会像我们的批评者认为的那样悲惨，否则，旨在改善人类福祉的现代欧洲文明中心计划就会变得空洞和徒劳。如果产业的终极发展目标是懒散，如果我们的劳作和创造只是为了子孙后代能舒适地靠在一起不停地看电视，那么，就像奥韦尔所说，所有的进步就是“朝着目标疯狂地奋斗，却希望并祈祷这个目标永远不会实现”。在激励自己不断完成新事业方面，我们处于矛盾的境地，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些业绩是值得的，而是因为任何行动都好过不作为，即使有些行动毫无意义。我们必须相信存在真正闲暇的可能性，否则，我们的境遇就真的太令人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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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反思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一个天生游手好闲的人，只有看到获利的前景之后，才会受到刺激而采取行动，这种人在现代看来都是很独特的。经济学家视人类为驮着重物的牛马，需要胡萝卜或者大棒的刺激才会做事。“用最少的付出最大限度地满足我们的欲望”，现代经济理论的开创者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给出了他对人类行为的定义。这和古代的观点相左。在雅典和罗马，有些公民虽然在经济上无所建树，但他们却积极地参与高层次的事务，比如政治、战争、哲学和文学。为什么不选他们而是选愚蠢的人充当我们生活的向导呢？当然，雅典和罗马公民很早就接受过明智利用闲暇时间的教育。我们的政策建议也隐含着类似的教育。如果我们被训练成了屈从和勉强地利用时间的人类，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自由人的社会。但是，我们不应怀疑这项任务在原则上是可能实现的。在凯恩斯的杰作发表后两年，伯特兰·罗素写了一篇论文，用其一贯的清晰笔触，进一步阐明经济危机的激励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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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说，有一些闲暇时间固然会令人高兴，但如果一天24个小时却只工作4个小时，那么人们将不知道如何打发剩余的时间。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它就是对文明的一种谴责，这在以前根本不可能存在。从前的人具备自由自在和玩乐的能力，而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能力被对效率的狂热所抑制……看电影、看足球比赛、听广播等，城市人的快乐大多是被动的。这是因为他们的能动性完全被工作占据了；如果他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他们将会再度享受快乐，因为他们曾积极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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