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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170456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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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对平均数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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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一步探究为什么每周工时没有随经济增长而下降之前，应该先搞清楚我们的测量方法还有什么不为人所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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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数代表一组数据的集中趋势，大多数人直觉上认为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数字。比如，如果我们知道2011年英国人的平均收入是每年2.5万英镑，我们往往会认为大多数英国人每年赚取2.5万英镑，收入更多的人是少数群体，收入更少的人也是少数群体。但是，情况却未必如此。假设一家工厂有10个人，总经理每年赚16万英镑，9名员工每人每年赚1万英镑，他们收入的平均值是2.5万英镑，但他们当中多数人每年只赚1万英镑。这是当今英国和美国的典型情况。大多数人比平均数赚得少，少数人赚的金额则远超平均数。2011年，英国人的年均收入是2.7万英镑，但中位数却是2.15万英镑，这意味着有1/2的人年均收入不到2.15万英镑，有些人的收入甚至更少。从对平均数的研究中寻找“典型”情况的错误，我们发现这些错误与收入分配相关性最强。如果不了解收入分配的情况，我们就无法判断某国公民的“福祉”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但是，这种谬误却出现在我们感兴趣的很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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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工时的平均数掩盖了国家间巨大的差距（这个差距正在日益扩大），一边是工业化的美国，一边是“旧欧洲国家”，而英国的水平更接近美国（如图1–4所示）。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有国家的工时数量变化不大（图1–4显示为平线），但我们不得不解释为什么美国人和意大利人的工作时间比其他国家的人更长。2011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如今，美国人比英国人一年平均多工作122个小时，比德国人平均多工作378个小时（10周）”。有人指出，美国的工时数近期还在增加。荷兰人最接近凯恩斯所说的“乐土”状态。2011年，荷兰人一年的工时数为1400个小时，也可以说每周工作34个小时，人均收入为4.2万美元；而英国人一年工作1650个小时，人均收入却只有3.6万美元（美国人一年工作1800个小时，人均收入为4.8万美元）。[3]人们很容易将对工作、金钱和闲暇时间的不同态度归结于文化上的差异。像美国这样的移民社会，赚钱被视为通向成功的捷径。在欧洲，等级文化的传统限制了顶层和底层的赚钱机会，导致欧洲人在生活中仅将赚钱视为一项目标。英国则介于两者之间，对财富的态度比欧洲大陆更开放，但没有美国社会那么平等。这些文化差异植根于税收、福利和劳动力市场等具体的制度中，并被它们所强化。意大利人的工作时间长，其原因很可能是忽略了那些在非正式经济活动中打零工的人。（这似乎是地中海国家的一个普遍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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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1983年以来6个国家的工时数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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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工时平均数的下降掩盖了国家内部不同群体工时数的差异。虽然整体工时数不再增长，但许多低收入工人的工时数比他们应工作的时间要少，而许多富人的工时数却超过了他们应该工作的时间。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富人的工时数增加了，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它扭转了工时和收入呈反比的关系。在凯恩斯时代，上层社会的人的工作时间比底层的要短，贵族根本不为薪水工作，专业人士的办公时间少得惊人。如今，“工作狂”般的富人取代了“无所事事”的富人，不需要劳动不再象征着社会地位。在我们这个高度竞争的社会里，有才能但不富裕的人需要更加努力，才能获得过去富裕阶层的社会地位。工作和收入的传统关系被颠覆，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不会走向一个工时数更少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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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均工时的降幅超过了周均工时的降幅，因为假期时间大幅增加。在欧洲，法定带薪假期比凯恩斯时代增加了3倍，从每年1周增加到每年4周，闲暇时间明显增多。但是，这部分时间又被上下班通勤和做家务时间的增加抵消了。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有很多省力的小发明，但在英国，家务劳动比1961年时每天要多耗费半个小时。[4]另外，比起凯恩斯时代，有更多的女性进入职场，因为“二战”后劳动力需求的缺口很大。在美国，职场女性的比例在1930年是25%，如今达到了70%，其他工业化国家也有着相同的趋势。现代女性不太可能因为非自愿的无所事事而精神崩溃，反而可能因为有偿工作和生活给她们带来的各种压力而崩溃，比如购物（包括往返超市和排队结账），以及照顾孩子（包括陪孩子玩耍、接送上下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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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无论以周还是以年为单位，工时统计的对象只包括职场人的工作时间，而不包括求学者的受教育时间和退休者的退休时间。我们应该把受教育的时间算作工时的延长还是闲暇时间的延长呢？这也许要取决于受教育者接受的是何种教育。如果是为工作而接受培训，正如现在大多数培训那样，它应被算作工作时间；如果是为美好生活而学习，那应被算作闲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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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时间自然地被视为闲暇时间的一部分。1948年，英国男性平均工作到65岁，一般两年后去世。如今，英国男性平均退休年龄是67岁，平均寿命是78岁。但是，在人生最后几年拥有过多的闲暇肯定是错误的。人们在工作时对退休后的闲暇时间准备不足，而且享受的能力很可能已经减弱。因此，我们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仅仅因为人们寿命的增加，闲暇就一定会增加。因为工作收入中用于储蓄的部分并未与退休后的花销保持同步增长，[5]无论在工作年数还是医疗费用上都是如此，工作年数不可阻挡地增加，而且反对老年歧视的政策也给予这一趋势立法上的支持。因此，退休前家庭储蓄不足势必会缩短退休时间，除非富裕社会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缩短人们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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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如何质疑平均数，困惑仍然存在：今天我们的富裕程度平均为1930年时的4~5倍，但我们的平均工时自那时却只下降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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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预测是工时会不断下降，甚至接近于零。在考虑他的预测为什么会失准之前，我们也许要问一下：为什么凯恩斯认为人们的收入越多，就会越不想工作？为什么他会认为平均收入增加4~8倍就足够了，而不是增加2倍、3倍或者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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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凯恩斯认为人们的物质需求是有限的，有一天也许可以全部得到满足。这是因为他未能区分清楚“欲望”和“需要”，而且，在整篇文章中，这两个词是混用的。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需要”指的是对良好和舒适生活的客观要求，它在数量上是有限的，但“欲望”纯粹是心理方面的，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无限的。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不会自然停止，如果经济增长停止了，那是因为人们选择不再对超过他们“需要”的东西有“欲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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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他考虑的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20世纪30年代，专业人士的平均收入是体力劳动者的4倍多，医生和律师的平均收入分别是体力劳动者的5.2倍和7.5倍。凯恩斯认为，当大部分人的收入稍微多于专业人士的收入时，他们就足以过上好日子。他曾想象过，假以时日，穷人将在收入上赶超富人，富人的生活更接近“乐土”状态，富人减少工时的速度会快于穷人。但是，他没有预见到富人也会通过增加工时而在收入方面把穷人远远地甩在后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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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足够”的标准方面，凯恩斯不要求人们的收入完全平等，而是强调要适合社会特定角色。这种观点在凯恩斯时代很普遍，它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认为，一位思想家一年只需要500英镑就“足够”了。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认为，一名作家一年只需要500英镑和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就“足够”了。这表明，不同收入水平的人都可以过上美好生活，只要他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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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利用闲暇时间过上“睿智、愉快和满意”的生活，凯恩斯所说的这种“可能性”实现了吗？这个问题我们目前还不能回答，因为在今天闲暇仍是工作的附属品，而非替代品。辛苦工作一天之后，大多数人只想躺下休息，而假期则被用来为下一个阶段的工作“充电”。此外，对于商界的领导者而言，工作和闲暇已经融合为一个总体的目的。在高尔夫会员俱乐部参加会议的企业高管会举办社交聚会，甚至在度假时与办公室保持邮件往来，这在凯恩斯看来，都是有目的而为之；他们不是为了享受闲暇时光，而是为了工作。如果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当今富裕阶级的文化已变得目的性更强，而不是更弱，受到的烦扰更多，而不是休闲时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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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些数据是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得出的，购买力平价主要用于衡量货币在不同国家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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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家与商店的距离变远，商店规模变大，以及自助购物的出现，所以家庭要花更多的时间用于购物。父母们花在孩子们身上的时间也更多了，这反映了育儿态度的改变，“亲子时间”这个词汇的出现便可以证明这一点。相反，借助节省劳动力的设备，花在诸如做饭、清洁等家务上的时间缩短了。自乔纳森·格尔舒尼、金伯利·费希尔《20世纪英国闲暇》，转引自霍尔西、约瑟芬·韦布《20世纪英国社会趋势》，伦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1999年，第6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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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许多西方国家，家庭储蓄的比例显著下降，这表明人们工作的时间更长不是为了养老储蓄，而是为了消费。但是，他们可能通过购买房产和金融产品进行“储蓄”，但这两者在国民账户中均被归为投资，而非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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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事实上，我们可能想到两种效应。要么富人减少工时的速度快于穷人，因为他们对额外收入有较少的需求；要么富人和穷人以同样的比例减少工时，但富人起始的工时数较少，因此可缩减的绝对工时数也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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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凯恩斯的预测为何会失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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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工时下降并未和收入增长同步，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解释。有人说，人们的工作时间之所以到现在还这么长，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工作，就是因为他们被迫如此，或者是因为他们想要得到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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