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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170456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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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凯恩斯的预测为何会失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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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工时下降并未和收入增长同步，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解释。有人说，人们的工作时间之所以到现在还这么长，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工作，就是因为他们被迫如此，或者是因为他们想要得到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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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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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说过：“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对圣保罗做出的回应。凯恩斯遵循他那个时代的经济学，认为工作是为获取必需品所付出的代价。正如亚当·斯密所写的那样：“每件东西的真实价格……是为取得它而付出的艰辛。”抑或像杰里米·边沁所说的那样：“如果劳动真正地被人接受，热爱劳动就是自相矛盾的说法。”这样的看法并无新意，因为《圣经》早已告诉我们，人们受罚做工，乃作为其违抗上帝之意的救赎。但最近，有人指出工作等于“劳动和辛苦”这个古老的等式并不成立，或者虽然这个等式成立，但其准确程度正在逐渐减弱。工作不再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劳动”，而是“对劳动的热爱”，是激励、认同、价值和社交的来源。简言之，工作不只是人们达到目的的手段，它还提供内在的满足感。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继续工作，而且工作时间超过了他们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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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工作的倡导者认为经济学家将工作视为无趣的劳动，它必须以获得的收入作为补偿，这种观点也许适合过去大多数人必须从事的重体力、机械、乏味的工作，但并不适合现在的工作。到了“后现代”，工作强度不再那么高，工作也变得较为有趣、更富挑战性和创新性。这些特点尤其适用于专业岗位，而且解释了为什么高薪者比低薪者的工作时间更长。我们有一个日益壮大的创意产业，与过去相比，对工作的选择更多是出于必需性。人不只是从购物中认知自我需求，在工作中也是一样。批评者补充说，凯恩斯对商业有一种布鲁姆斯伯里式的蔑视，这导致他忽视了人内在的满足感，即便在他的那个时代许多人已经在工作中发现了这种内在的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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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热爱工作”相对的据说是“害怕闲暇”。经常有人问，如果人们不需要工作，那他们会干什么呢？酗酒或吸毒，还是整天看电视？提出这种问题的人认为，人类天性懒惰，所以，工作是让他们有价值、走正道、避免堕落的有力工作。他们还认为，工作提供了强制的社交机会，而闲暇却迫使人们独处。汤姆·拉赫曼的小说《我们不完美》（The Imperfectionists）中有一位工作狂记者，他说：“我害怕过周末，我希望没有假期，因为在假期里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好像周围的人都在提醒我：我是一个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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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报酬的工作是帮我们获取内在满足感的因素之一，但大多数人不只是为了面包而工作，否认这一点是不明智的。人们长时间地工作也许是为了友谊，或是逃离家庭生活的烦恼和乏味。但是，工作的“愉悦”程度是否与日俱增，这一点并不明确。专业工作的数量有所增加，比如教师。有些工作变得更有趣，比如，互联网使工作更像游戏，也增加了工作中的休闲机会；脸谱网只需点击一下鼠标即可浏览。工作环境也被设计得越来越“有趣”。[7]但是，亚当·斯密认为专业化将导致技能与工作分离，也会导致很多工作的报酬减少。所谓“技能”经常是机械化的一种委婉说法，工匠、机修工、建筑工、屠夫、面包师的技能已经退步了，很多工作也沦为例行公事，令人麻木。现代超市和呼叫中心的常规工作被冠以“数字泰勒主义”，这是在向传送带的发明者致敬。大幅削减成本减少了人们“面对面的时间”，但现在这是一个社交新名词。许多工作的“创造性”只是一种品牌推广，比如，一家著名的快餐连锁店打出这样的广告：“勤奋而热情的厨师每天都在创新”。即使对于高级金融专才，工作的快乐也远不及工资和奖金。那些高薪的人愿意比过去工作更长的时间，这也许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工作的兴趣增加了，而是因为他们对收入越发缺乏安全感。只有一小部分工作可能变得让人喜欢，但大多数工作仍旧不为人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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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们大都认为工作是快乐的，而且害怕自己无所事事，但是，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多数发达国家，更多的工人更喜欢减少工作量，而不是增加工作量。近期，一个针对未来就业选择的调查表明，人们缩短工时的愿望广泛存在，即使知道这可能意味着工资较低，有51%的被调查对象选择更短的工时，而只有12%的被调查对象选择更长的工时。相似的调查结果在日本也出现过。在美国，两个数据较为平衡，但被调查对象仍倾向于更短的工时，而不是更长的工时（37%：21%）。人们的选择是在假设情况下做出的，这并不代表当面临真实情况时他们也会那么做。不过，至少存在着对更短工时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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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愉悦感的增加，或者闲暇恐惧感的增加，也许可以成为解释工时停止下降的原因之一，但不可能是主要原因。亚当的诅咒[8]也许减弱了，但并未完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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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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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被迫工作的时间超出他们需要工作的时间，或者因为他们“受到剥削”，所以他们的工资少于他们为其雇主创造的价值，而雇主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使这种行为成为可能。20世纪中期，“社会民主”盛行，强势的行业工会能够帮助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国家也可利用税收制度将富人的非工资收入再分配给穷人。但是，这些做法侵蚀了利润，使富人的情况相对变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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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这种情况得以改变，工时也停止了下降。对平滑的工时曲线的解释似乎是这样的：工人们没有减少工时，因为他们的实际收入事实上并未增加，也就不会诱使他们减少工作时间。工人们也许能自主地在工作和闲暇之间做出相机抉择，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号施令的是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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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自1980年以来，美、英两国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大幅上升，富人从生产力的提高中获益最多（见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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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1%的最富有者的收入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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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最高收入数据库（http://g–mond.parisschoolofeconomics.eu/topin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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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1970年，一位美国的首席执行官的收入不到普通工人收入的30倍；而如今，这个数字是263倍。在英国，富时指数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在2000年时是普通工人收入的47倍；到2010年，这个数字达到81倍。自20世纪70年代晚期，美国1/5的最富裕阶层的收入是1/5的最贫穷阶层的收入的9倍，在英国，这个数字是4倍。图1–5表明富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正在日益上升，这解释了为什么虽然大多数国家的人均收入增加了，但个人收入的中位数并未上升太多，在美国，该数字保持了40多年不变。近期的人口普查显示，有4600万美国人生活贫困。《卫报》的拉里·艾略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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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从事专业工作的中产阶级的处境不错，在东南部尤其如此，但收入低于他们的人却依靠举债度日，因为他们的实际收入已经停滞，拿最低工资的人则必须通过减免税才能存活。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是没有工作的人，他们很多人都是失业家庭的第二代和第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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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对收入分配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服务业的增长，以及税收制度未能抵消收入增长的不平衡。在凯恩斯时代，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占总产出的80%，服务业占总产出的20%。如今，这个比例被颠倒过来。服务业的工资水平一般比制造业低，部分原因是服务业达不到像制造业那样的自动化水平，想想教师、护士、美发师、出租车司机，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服务业不能有效地组建起工会。美、英两国收入再分配的失灵意味着，为了摆脱贫困，从事服务业的底层工人不得不增加他们的工时，这在零售、酒店及个人服务业中尤其突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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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资本家主导的劳动力市场，它的某一具体特性吸引了社会学家朱丽叶·斯格尔的注意。在《工作过度的美国人》（The Overworked American）一书中，她认为竞争压力以及工人权益缺乏保护，促使雇主要求他们的雇员工作更长时间，而不是将工作分配给更多的工人，因为那样会给雇主带来培训和管理的额外成本，还不包括法定的带薪假期、医疗保险及其他福利。正像斯格尔所说：“如果公司雇用较少的人，让他们工作的时间更长，比雇用更多的工人（还要支付他们福利）来做同样多的工作更有利可图。”结果，劳动力队伍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正在缩减的全职长期员工，他们的工作量可能超过了他们的需要；另一部分是不断扩大的失业者和半失业者，其工作量不能满足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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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保护主义成了工人的保护伞。工人渴望闲暇，但闲暇却被剥夺。为了减少他们的挫折感（并让他们听话），社会给他们提供了一系列无用且令人麻木的消费品。购物被诙谐但准确地称为“零售疗法”，成为对不高兴或压抑体验的一种补偿。人为地创造需求，确保了工人对职业道德的坚守。正如斯格尔在她的题为“走向消费新政”的论文中所说：“或许正好有这样一条经济道路，它需要较少的工作和消费，比需要更多工作和更多消费的路径更受欢迎。如果这个选择受阻，那我们购买很多商品这一事实就无法证明我们天生具有消费的欲望。我们也许只是恰好买了正在销售的商品。”换言之，我们调整了自己的偏好，买了我们可以买到的商品，而不是我们想要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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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收入和闲暇之间进行权衡的“左派”观点，并不是有说服力。不可否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个人收入中位数与人均收入的增长是不同步的，这一事实可以解释自那以后工时为什么没有下降。马克思主义者对消费行为的解释更不可信。即便消费者的喜好可以偏离其真实需求，但也不可能完全独立于真实的需求，不可能借助“生产设备”或其他东西简单地“灌输”给我们。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安德烈·高兹如此描写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个人：“采取行动的不是‘我’，而是社会制度的逻辑经由‘我’这个‘其他人’在发挥作用。”广告可以刺激人的欲望，但它不能凭空创造欲望。（比如，广告几乎无法说服我们去买狗粪。）广告若要打动人心，就必须与人性中某些既有的倾向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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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工时未能下降的结构性解释，必须从人类欲望和内在满足感等方面加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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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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