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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第3章 财富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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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富人？无所求者。谁是穷人？吝啬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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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索尼厄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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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浮士德式交易出现之前，关于财富的思考受到“有限”这个概念的约束。虽然对于这些限制的具体内容存在争议，但它们的存在从未受到质疑。维吉尔、马基雅维利和圣方济各虽然彼此的观点有分歧，但都同意这一点。印度和古中国的思想家也同意这一点，正如我们将在本章中看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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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是现代之前经济学思想的来源，原因有两个。第一，不像他极端的前辈柏拉图那样，亚里士多德没有试图依靠纯粹推理构思出一种理想的社会。他的目标只是把受过教育的同代人的观点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体系。在评价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著作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它“正派、单调、略显平庸，其中更多的是有些浮夸的常识”，虽不无讽刺之意，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第二，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思想对12~17世纪所有的经济学理论有主导性的影响。他创建了一个经济学思想体系，尽管被多次修改，但一直延续下来，直至被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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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著作”这种说法自然不合时宜，因为他根本没有听说过经济学这门学问。亚里士多德知道的是“家政管理”，“经济学”是从这个词演化而来的，前者指家政管理的艺术，比如酿酒所需要的葡萄的栽培技术和惩罚奴隶的方法。我们现在所知的亚里士多德经济学，是从他的《政治学》（Politics）和《尼各马科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中摘取出来的两部分内容，谈论的分别是获取和交换。这些讨论的焦点关乎道德和政治，商业作为公共生活的一个侧面，像其他所有侧面一样，受到正义和美德的制约。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不包含经济学，因为当时还没有经济，即不存在拥有独立运行法则的社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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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不知道“经济学”是一门学问，这并不令人惊讶。公元前4世纪，雅典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单位，包括家庭中的男主人、他的家人、被赡养者、奴隶和临时雇工。大多数家庭都是自给自足，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规模很小，而且仅限于某类商品。人们虽广泛使用货币，但资本或信用几乎不存在，货币拥有者直接将钱埋在土里。在这样的社会里，交易和借贷行为自然被理解为出于私人目的，因此既有友好的，也有不友好的。具体的商业动机不为人所知，但被视为一件阴险反常的事情，而不是正常社会功能的一部分。道德的视角是全方位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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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所有物种一样，人类也是有目的的，即达到一种满足或实现目标的状态，这是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第一个原则。亚里士多德将此目的等同于美好的生活，这是唯一不用问原因的事情，因为提出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除了追求自身的完美以外，生活别无目标；为了某个遥远的目标（比如，革命或公司品牌的成功）而牺牲完美是愚蠢的，甚至是糟糕的。但是，这并非允许自我沉溺。在流浪汉梦想的世界里，母鸡所下的是半熟的鸡蛋，酒会从岩石上淌下，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个人并没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欲望。欲望需要培养，并能指向真正令人满意的目标。道德教育是一种情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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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道德辩论受到两种势力的左右，一方认为道德是一种责任，另一方认为道德是主观的自我表现。然而，亚里士多德的美好生活理念很少有人拥护。对于倡导责任的一方而言，亚里士多德的理念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且有自我夸耀之嫌。环保积极分子也许会说：“我的责任不是过上一种美好的生活，而是拯救这个星球。”而对于认为道德是自我表现的一方来说，它看上去就像一种很可怕的家长作风。诚然，“美好生活”需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品位和信念找到答案。歌手弗兰克·辛纳屈唱道“我行我素”，对此我们表示鼓掌赞同。责任和自我表现这两种观点驱使我们对现代的道德生活分而治之，一个负责约束我们和同胞的交往，另一个负责管理我们的个人认知。因此，没有空间可以留给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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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在古代社会，“如何过得最好”这个问题是道德辩论的核心。其答案从古希腊政治家伯里克利提出的政治行动主义，到伊壁鸠鲁及其追随者提出的哲学寂静主义，不一而足。亚里士多德对此辩论的主要贡献是一种调和性观点。对于公民道德和军人荣誉，他慷慨至极，但最终还是回归到哲学一方，那是一种充满欢乐的生活方式，“纯洁和稳固得令人惊讶”。（亚里士多德显然对现代哲学一无所知。）然而，重要的不是这场辩论的细节，而是所有参与者都同意以下两个假设。第一，如果不考虑品位或信念，某种生活方式会比其他的生活方式更好。第二，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有闲暇的生活方式。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工作完全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所以，他们连争取美好生活的权利都没有。只有不具备外在目的性的活动才可以进入备选名单，首当其冲的便是哲学和政治，它们都是非工具性表达。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些看法将作为遗产而长期留存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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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好生活不仅需要卓越的品质和才智，比如勇敢、节制、慷慨和智慧等，还需要某些必不可少的“外部商品”。“除非获得必需品，没有人能过得很好，甚至无法存活。”亚里士多德眼中的必需品包括：耕地、种地的奴隶、住房、衣服和家具等。正如马克思所说，它们是“使用价值”。至于这些使用价值确切的种类和数量，则取决于生活方式的要求。政治生活的必需品较多，而哲学生活的必需品较少。但是，正如苏格拉底的那些“苦行僧”追随者所说，没有哪种形式的美好生活是完全无须这些使用价值的。无论简朴或豪华，任何形式的美好生活都对使用价值有所需求。人一般只需要一定数量的衣服、床和房子等，如果超过这一限度后继续囤积，比如伊梅尔达·马科斯有2700双鞋子，那绝对是疯狂的行为。一个正直和有节制的人只需要购买能使他过上美好生活的东西，然后就会停止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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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使用价值，财产还有另一种价值，我们再次借用马克思的说法，称其为“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让亚里士多德很困惑。[13]使用价值多种多样，而且无法做比较。床和猪以迥然相异的方式有助于人们过上美好生活：一个是睡眠用具，另一个是食物。这张床可能比那张床好，但要说一张床比一头猪好显然是不可行的，更不用说好5倍了。然而，如果我们用一张床交换一头猪，或以货币衡量它们的价值，这就相当于我们预先设定了一个共同的衡量方式。这种从“不等”到“相等”的转换是亚里士多德始终都没有解开的谜。交换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丑行，违反了事物性质的唯一性，许多后来的思想家也遇到了同样的烦恼。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哀叹道，这是“生活的具体价值沦落为货币的媒介价值”。凯恩斯也是一个真正的亚里士多德派分子，他认为“商店就是商店，而不只是九九乘法表的一个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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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交换”让亚里士多德备感烦恼，但他并没有激进到直接谴责它。他接受自己提出的交换是“获得财富的天然艺术”这种说法，即把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供应给家庭和国家。但是，当这种获得财富的天然方式遇见另一种非天然方式时，问题就产生了。货币是伊甸园中的毒蛇，因为它让人联想到一种可能性：购买商品不是为了使用它们，而是卖掉它们以获得更多商品，这是以物易物者所不知道的事情。货币原本只是一种交换工具，但它很快就成为自身的一个目标，而使用价值却沦为工具。房子、农田和器具的真正使用价值被剥夺，被转化成众多中立的货币价值存储物。工具变为目的，目的变为工具，这种颠倒的状况随着高利贷的出现达到极致，因为它“以钱赚钱，而不是从其代表的自然物体上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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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件事让亚里士多德尤其困扰。第一件事是，这个过程让每项人类活动的恰当目的从属于赚钱这个附加目的。“有些人把所有技能或艺术都转化成了致富手段”，这种堕落的结果随处可见：医生只想着收费，士兵为钱而打仗，博学者以才智换取收入，技艺也跟着遭殃。亚里士多德以希腊德尔斐生产的刀为例，这是一种劣质产品，主要用途是切割。（与现代的沙发床情况类似。）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主要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产品本身，产品的质量就有可能很差劲。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托马斯·墨菲说过：如果通用汽车的目的是赚钱，而不是生产汽车，那么，有品位的汽车爱好者最好别买通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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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扰亚里士多德的第二件事是贪得无厌。如我们所见，使用价值有一个控制端，即美好生活，超越这一点是没有意义的。相比之下，货币则没有这种控制端。作为一种纯粹的通用工具，它的用途就像人类的欲望一样五花八门，而且没有止境。如果财富有充分的理由从1000英镑增加到1万英镑，就有同样充分的理由从1万英镑增加到10万英镑。当然，有形财产也可以无休止地积累，但这种行为要么是明显不理性的（如马科斯夫人），要么发出了一种信号，表明目标商品被当成了货币价值存储物。金钱是一种拥有多少都不嫌多的东西，原因很简单，“足够”这个概念在逻辑上不适用于金钱。世上存在完美的体魄和美满的幸福生活，但没有足够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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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亚里士多德对不知足有所担忧，很多古希腊人也有同感。诗人兼立法者梭伦说过：“人对财富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传说中的迈达斯国王被赋予点石成金的魔力，但他最终却饿死了，这是一个牺牲使用价值来换取交换价值的典型案例。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作品《财富》（Wealth）聪明地诠释了相同的主题。切勒米路斯对财神普洛托斯说：“永远不会有人讨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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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拥有的其他东西都有过剩的时候，比如爱、面包、文化、干果、荣誉、蛋糕、勇气、无花果、抱负、大麦面包、权力、汤等。但是，对钱却没有人有嫌多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拥有8万德拉克马，他就会想要拥有10万德拉克马；一旦他得到了10万德拉克马，他又会说，除非拥有25万德拉克马，否则就白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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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边无际和无限状态的存在持否定态度，是包括天文学和数学在内的古希腊思想的一般特征。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完美的天体，星星做的一定是圆周运动，也就是有限的运动。毕达哥拉斯非常讨厌无理数。古希腊人没有发现无止境的工作和无穷欲望的浪漫，他们绝不是浮士德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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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古希腊哲学家对“需要”的解释千差万别，但他们都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坚持认为“欲望”应以“需要”为限。锡诺帕的第欧根尼是一个极端案例，他是公元前4世纪的犬儒学派成员，住在一个木桶里，当看到一个孩子用自己的双手接水喝后，他把自己唯一的碗也扔了。（当亚历山大大帝问他能为他做点儿什么时，第欧根尼答道：“我希望你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伊壁鸠鲁与第欧根尼是同时代的人，但伊壁鸠鲁是一个更温和的禁欲者。与其说他是素食者和禁酒者，还不如说他是“美食家”，他告诫人们说，快乐不在于欲望的满足，而在于将其减少到绝对最小值。他的信徒们聚集在花园里对话和学习，远离市场的喧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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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对富人的藐视从古希腊传到了古罗马，这种藐视与上一章提及的罗马共和国的简朴传统相契合。对贪婪、奢侈以及性无节制的谴责，成为攻击富人的一种标准武器。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激昂地抨击守财奴：“无论酷暑，还是严冬、大火、海洋和刀剑，都不能阻止你获利。直到你成为世上最富有的人，否则什么也拦不住你。”罗马各个学派的哲学家都赞同节俭；同时，不具备哲学思想的人受到禁奢令的制约。正如我们必须训练自己一旦吃饱就不再吃，我们还必须训练自己一旦获得了足够多的财富就停止积累，无论个人还是集体，都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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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代哲学家会如何理解现代的困境？他们不会对贪婪和挥霍的个案感到吃惊，因为古代世界也有像迈达斯和克罗伊斯这样的人。他们不会对欲望激发出的活力感到吃惊，这在古代世界也存在，只不过规模较小。但是，如果看到我们没有把这些事情看作邪恶的变形，而是把它们看作社会机制中正常且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看作生命力的标志时，他们一定会诧异至极。亚里士多德认为不知足只是一种个人的恶行，他绝对想不到我们会把政治上精心设计的集体不知足称为“增长”。正如法国哲学家伯特兰·德·儒弗内尔形容的那样，“永远想要更多”的文化给亚里士多德留下了道德和政治疯狂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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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这一解释具有争议性。我们走到今天，遵从所谓的“原始主义”学派，该学派认为在古代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之间有一条鸿沟。参见斯科特·米克尔的《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思想》，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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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克思的说法非常契合亚里士多德的叙述，这并非偶然，因为马克思深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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