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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170456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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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幸福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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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幸福是什么，即父母对孩子有所期待，浪漫的女性期盼美满的婚姻生活。但是，若要阐明幸福的定义，我们会遇到一些令人困惑的矛盾。幸福是“本质上存在争议的概念”之一，围绕着它的争论既得不到解决，也不会被搁置。总而言之，幸福是一个哲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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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对幸福问题的首次深入探讨，见于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Histories）一书的开篇，讲的是雅典的梭伦拜见超级富有的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的故事。克罗伊斯问梭伦，他在来这里的路上是否遇到“比其他人更幸福”的人。梭伦显然忽视了这个可以借机奉承克罗伊斯国王的暗示，反而说出了泰洛斯这个名字，称泰洛斯是他见过的最快乐的人。对此深感不快的克罗伊斯要求梭伦解释原因，梭伦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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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泰洛斯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城邦，他的儿子们都很优秀、正直，他看着他们又都有了自己的孩子，而且孙辈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其次，他去世时财富颇丰，而且死得光荣。你是知道的，在依洛西斯城发生的雅典与其邻邦的战争中，他挺身而出，痛击敌人；虽然他在这场战役中战死，但他死得其所，雅典人在他牺牲的地方为他举行了公葬，并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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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这段文字所表达的幸福概念，既熟悉又陌生。我们能理解为什么梭伦会提及泰洛斯的财富和他出色的儿孙，因为这些很自然会让人感到幸福。比较难理解的是，梭伦为什么会强调泰洛斯的光荣牺牲和葬礼。虽然泰洛斯的死会让他的亲人感到光荣，但这不会给泰洛斯本人带来什么好处。（当然，泰洛斯临死时可能也会感到些许幸福，思忖着自己的光荣献身。但这似乎不是梭伦的本意。）这个谜题的关键在于，通常被翻译成“幸福”的希腊语词汇eudaimonia与英语中表示“幸福”的词汇指代的不完全是同一种感觉，前者指的是一种被人钦佩和渴望得到这种钦佩的心态——事关他人的评价，而不仅是个人的感觉。如果这个概念让今天的我们感受到一种很奇怪的多重性——有幸福的因素，有成功的因素，有美德的因素，那是因为我们是这场概念性革命的继承者（之后详述）。这场革命让我们再也无法理解幸福的概念，而纵览大部分西方历史，以及在今天的许多非西方国家，幸福的概念是十分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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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的故事凸显了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幸福概念的另一个特点：对命运的依赖。泰洛斯的死对他的幸福至关重要，不只是因为他死得光荣，还因为他的死确保他将来不会再经历失败。梭伦有一句名言，“在某个人去世之前，不能说他是幸福的”，后来，当克罗伊斯国王被他的对手活活烧死时，他想起了这句话。希罗多德的寓意很明显，在一个由善妒之神统治的不确定的世界里，夸耀幸福的言行既显得狂妄自大，又显得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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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命运的恩赐，它既不稳定，又可取消，这是梭伦眼中的幸福。它是古希腊文学的核心主题，其中悲剧作品最令人难忘。但从公元前5世纪末起，它开始遭到所谓的哲学精英和反文化运动的抨击。哲学家们表示，幸福是智慧和美德的成果，这两者皆处于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甚至声称没有什么可以夺走一个好人的幸福，即使磨难也无可奈何。亚里士多德通常较为通情达理，他反驳道，即使幸福源于美德，它仍会受到运气的影响，因为美德本身或至少美德的发挥需要有利的条件。没有人会说普里阿摩斯是幸福的，因为他遭受了丧子之痛和亡国之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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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几乎所有古代的幸福愿景都存在客观性，它们都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人类来说，什么是美好生活，或者最完整、最圆满的生活？”他们并不关心人们的心理感受。基督教仍处于这个架构中，但又将这个架构拉扯得变了形，达到矛盾的极限。幸福仍是人类的生存目标，但在任何世俗的美好事物（财产）中却看不到它的身影，甚至在哲学家颂扬的品德美和心灵美中也找不到它的踪迹。相反，它存在于通常被视为不幸的事物中，比如贫穷、孤独、迫害和死亡。耶稣说：“当人们辱骂你，迫害你，对你恶言相向时，你是有福的人。”虽然与梭伦朴素的幸福概念相去甚远，但它仍符合希腊语中eudaimonia这个词汇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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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单词happiness（幸福）原本与希腊语词汇eudaimonia同义，指的是享受好机会或幸运，处于一种受祝福的、令人羡慕的境况。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亨利五世，在阿金库尔战役前对将士们说，“我们是少数，幸运的少数”，他预料到他们将非死即伤。这种老式语汇虽然仍出现在习惯用语中，比如“生日快乐”是happy returns，“走运”是happy chances，但它们在现代英语中多多少少被新的定义所取代，新定义是愉悦或满足的心态，它可以追溯到16世纪。哲学的发展在语义的转变上发挥了作用。正如笛卡儿和洛克所主张的那样，如果意识是人性的本质，那么幸福必然是内在的东西。曾经被视为构成幸福的要素，比如财富、荣誉、名气等，现在只是幸福的众多成因之一，而且因人而异。争论哪个“是真的”幸福，实属荒谬之举，如同第3章洛克说的那句话，你无法争辩“苹果、李子或坚果哪个最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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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变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果幸福如传统所言的那样源自良善，又如哲学宣扬的那样是一种愉悦的心境，那么，结论为良善可以带来一种愉悦的心境。这种观点后来发展成功利主义，功利主义自19世纪开始至今一直在英国公共道德的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功利主义的古典形式边沁主义将“正确的行为”定义为能使总体幸福感或快乐最大化的行为，这两种行为是等同的。幸福或快乐的来源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程度。边沁有一句名言：“如果能给人带来同样的快乐，那么大头针和诗歌一样好。”这种毫无趣味的信条对技术专家、治国论者极有吸引力，引发了他们的想象。它取代了混乱的观点，让人们看到了用机械的规则解决道德和法律纷争的希望，边沁所谓的“幸福微积分”，但如何在现实中运用这种微积分，他从未做出完整的解释。边沁发明的公式有7个向量，分别是强度、持续时间、确定性、近似度、繁殖力、纯度和广度，这个公式及其向量可谓一出科学推理的哑剧。衡量标准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功利主义，直至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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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植根于同样的土壤。边沁与李嘉图、詹姆斯·穆勒是好朋友，詹姆斯的儿子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对边沁的观点做出了重要修正。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19世纪末的边际主义革命强化了两者之间的联系。早期的经济学家主要把目光集中在扩大生产上，而边际主义者则强调消费的快乐。这一新做法的开创者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写道：“付出最少的努力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我们的欲望，以最少的不愉悦感为代价换取最大程度的满足感，即让愉悦感最大化，这是经济学的问题。”《数学心理学》（Mathematical Psychics）一书的作者埃奇沃斯才华横溢，性格却很古怪，他认为，为了弄懂这个经济问题，我们必须假设有一个“快乐测量仪”，它应该是测量快乐程度的“最完美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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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测量仪时不时地会变动。它灵敏的指针会随着热情程度的不同而波动，也会因智力活动而变得平稳下来。有时在零附近徘徊，有时又跃至无限大。各种变化的情况被仪器自动记录下来……我们只需加入另一个表示感觉的维度，整合全部时间的所有感觉，就可达成纯粹功利主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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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希腊以来，我们对幸福感的测量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泰洛斯的快乐测量仪可能不会有太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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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头几十年，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心理学基础产生了担忧。当时行为主义蔚然成风，经济学对人类心理状态的假设被视为不科学的做法。幸运的是，大多数经济学理论都可以重建。结果表明，经济学家需要做的只是假设消费者有一套不变的偏好，并且体现在他们的行为上。如果这些偏好得到满足，就可以说这些偏好具有“效用”。例如，如果别人给我一个苹果和一个梨，而我选择了梨，就意味着梨比苹果带给我的效用更多。但是，这没有表明我的心理状态，而只表明了我的行为倾向。快乐测量仪和其他方法因被认为与经济学毫不相干而遭到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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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一批伟大的经济学家进行了理论重建，使得经济学对人类心理这个事实保持着漠不关心的态度。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们是否是利他主义者、利己主义者、享乐主义者、受虐狂或任何其他什么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有某些偏好，并据此采取行动。但是，这种形式主义是要付出代价的。19世纪时经济学的假设是，人拥有的财富越多越幸福，这充分发展了边沁的效用论。但是，现代经济学的假设是效用最大化，意思是“充分满足消费者的偏好”。而充分满足消费者偏好本身是否意味着幸福，经济学家们对这个问题闭口不谈。经济增长计划看上去就像跑过界的兔子，双脚在悬崖外不断地动，下面却没有任何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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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值全球经济衰退和世界大战时期，这个问题被当成学术问题而弃之不谈。20年后，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逐渐变得迫切起来。一系列影响力的书籍开始质疑“效用”能否等同于幸福，比如，加尔布雷斯的《富裕社会》、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和蒂伯·西托夫斯基的《无快乐的经济》。卢梭式的焦虑重新被点燃：如果技术进步创造新欲望的速度跟满足旧欲望的速度一样快，该怎么办？如果人类渴望的是相对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市场竞争变成了零和博弈，又该怎么办？这些问题迫使经济学家必须跳出他们的学科领域，踏进以前的禁区，即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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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心理学领域正经历着一场革命。行为主义者对内省的否决被撤销，自我报告得到允许可以作为证据。幸福调查率先在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开始，此后每10年重复一次，规模和复杂程度在不断增加。有些经济学家对“效用”这个纯形式化的概念感到不满，对他们来说这些调查数据无异于天赐之物，因为它不必依赖消费者的选择就可以衡量幸福感，成为评估增长利益的严格标准。经济学再度成为研究如何帮最多的人实现幸福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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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幸福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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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增长可以大幅改善人的命运吗”的著名论文。在世界多个国家开展了关于幸福感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全面调查之后，他得出的答案是“可能不会”。幸福经济学自此蓬勃发展，但是，并没有很多人对伊斯特林论文的核心提出异议，这个核心发现即所谓的“伊斯特林矛盾”。我们可用三个简单的图表对它加以说明。图4–1表现的是英国1973~200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变化情况。从中不难看出，国内生产总值几乎一直在增长，但生活满意度却没有什么变化。来自其他发达国家的数据也显示出相似的特点。这些发现确实令人吃惊：在过去的36年里，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高，但这种增长却压根儿没有给他们带来额外的幸福。也许卢梭是对的，更多的金钱并不能让我们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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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英国1973~200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生活满意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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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幸福感世界数据库（http://worlddatabaseofhappiness.eur.nl/index.html）；英国国家统计局（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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