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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1704560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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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幸福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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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增长可以大幅改善人的命运吗”的著名论文。在世界多个国家开展了关于幸福感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全面调查之后，他得出的答案是“可能不会”。幸福经济学自此蓬勃发展，但是，并没有很多人对伊斯特林论文的核心提出异议，这个核心发现即所谓的“伊斯特林矛盾”。我们可用三个简单的图表对它加以说明。图4–1表现的是英国1973~200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变化情况。从中不难看出，国内生产总值几乎一直在增长，但生活满意度却没有什么变化。来自其他发达国家的数据也显示出相似的特点。这些发现确实令人吃惊：在过去的36年里，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高，但这种增长却压根儿没有给他们带来额外的幸福。也许卢梭是对的，更多的金钱并不能让我们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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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英国1973~200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生活满意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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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幸福感世界数据库（http://worlddatabaseofhappiness.eur.nl/index.html）；英国国家统计局（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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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是基于2005~2008年开展的一次民间调查的结果。它表现的是英国两类人的幸福感情况，这两类人分别是10%的最高收入人群和10%的最低收入人群，对幸福感的评价分成“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不算幸福”和“一点儿也不幸福”4个等级。很明显，幸福的富人比较多，而穷人大多不幸福。同样，在世界其他国家也发现了与此类似的情况，其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不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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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英国不同收入者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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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价值调查，2005~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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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之下，图4–1和表4–1的数据似乎相互矛盾。表4–1的数据表明更多的钱的确会使人们更幸福，而图4–1的数据却不是这样的。但是，它们并非真的相互矛盾。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假设幸福程度受相对财富的影响，而非绝对财富。换言之，富人的幸福感来自于对自己身处社会上层的满足感，而穷人的不幸福感则源于对自己身处社会底层的失败感。无论社会整体财富如何变化，富人始终处于上层，而穷人处于底层，所以，总体的幸福水平不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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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实验似乎也证实，对大多数人来说，重要的是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假设有两个世界，在其中一个世界里，一个人每年能赚5万美元，平均工资为2.5万美元；在另一个世界里，一个人每年能赚10万美元，平均工资为20万美元。当研究人员要求一些哈佛大学的学生做出选择时，大多数人选择了前者。虚荣心无疑是一部分原因，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比如想要出人头地。美丽的乡村别墅、未受破坏的度假胜地、一流的学校，生活中有许多好东西基本上都数量有限，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享用它们。如第1章所述，即使在最富裕的社会，人们也会拼命地追求财富，正是由于此类能彰显社会地位的商品或寡头商品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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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一切都归因于相对收入，图4–1中那条始终保持水平的线仍是一个谜。绝对收入与幸福感难道毫无关系吗？笔记本电脑、电子书阅读器、足疗、出国度假以及其他的一切，难道没有增加我们的整体幸福感吗？幸福经济学家喜欢提醒我们注意人的适应能力：大多数物质利益对幸福感只有短暂的影响，之后又会恢复至原来的水平。因此，虽然收入稳步增长，而幸福感却没有丝毫变化。对于幸福感未与财富同步增长，另一个流行的解释是“不平等”。正如我们在第1章所见，在过去的30年里，英国的人均收入已经翻番，但收入中位数的变化却不大。收入的增加绝大部分发生在富人群体身上。因此，即使绝对收入对幸福感来说很重要，这些统计数字也反映了大多数人的真实感受，因为他们的绝对收入是停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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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多国的幸福指数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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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价值调查，200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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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显示的是，20世纪90年代多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幸福指数情况。如图所示，最不幸福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低于1.5万美元，超过这一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幸福指数的相关度似乎就很小了。这似乎表明，在某一临界值之下，绝对收入对幸福感而言很重要。图4–2还表明，人们判断自身相对富裕的标准是国家性的，而不是全球性的。否则，中等收入国家的幸福水平将持续低于高收入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关于这一点，有人指出，虽然实际工资上涨了，但民主德国工人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统一后反而觉得没有以前幸福了。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开始拿自己的收入与更富裕的新同胞相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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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幸福经济学家打算如何提升我们萎靡不振的幸福水平呢？在他们看来，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个人的非理性，二是集体的非理性。第一个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们高估了从消费品中获得的幸福感，而低估了闲暇、教育、友谊和其他无形资产带来的满足感。第二个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即使人们出人头地的想法是理性的，但地位竞争的逻辑决定了并非所有人都可以梦想成真。A的成功必定要以B的失败为代价，如此一来，整体幸福感会保持不变，甚至还会下降，因为钩心斗角的争夺会令人不高兴。以此类推，如果有人在聚会上大声说话，其他人也会大声说话，即使小声说话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我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中，这是一个博弈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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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幸福经济学家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某类商品既不能持续提升其所有者的幸福感，也不能持续提升全社会的幸福感，为什么不对它们征税呢？这有助于把资源配置到能提升幸福感的东西上，比如闲暇，而且可以增加旨在提升幸福感的公共项目的投入。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提倡实行累进消费税制，以抑制奢侈消费，鼓励储蓄。虽然他没有提及幸福感，但在第7章我们会提出类似的建议。其他经常被提及的措施还包括限制工时和某些商品的广告。凯托研究所的威尔·威尔金森指出，美国的幸福指数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要高。但是，幸福经济学家却更偏好欧洲国家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美国的生活方式。由于双方都没有太多确凿的证据，这场争论势必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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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170456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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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幸福经济学的两个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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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幸福经济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自所罗门和苏格拉底以来，值得尊敬的道德家一再地告诉我们：幸福在于爱和道德，而不在于财富。《圣经·旧约》箴言篇有言：“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憎恨。”人们之所以对幸福经济学的理论感到新奇，是因为它用统计学来包装古老的智慧，并配以各种图表和公式。没有科学的认可，我们就无法确认自己懂得什么。这种自我确证的做法是危险的，原因有二：一是它夸大了幸福感调查的有效性，二是它要求我们给幸福感赋予一种无条件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不依赖于让我们感到幸福的任何东西。下面，让我们对这两种错误分别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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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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