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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信仰问题还是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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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期望实现的终极目标是增长，届时所有的物质需要都能得到满足。悲观主义者则假设增长有极限，即存在阻碍进一步增长的外部障碍。我们在第2章中提到了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它就是关于这种观点最早的经典著述。马尔萨斯的论证简单，而且具有欺骗性。它从两个“必然”入手，即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以及某种“两性之间的激情”确实存在。地球生产食物的能力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是固有的；田地产量可以增加，但迟早会达到最大产能。相反，人类的繁衍能力却没有止境。要知道，在马尔萨斯时代，每个家庭有4个或更多的孩子是普遍现象，如果每一代人口增加一倍，不需要太长时间全世界就会挤满人。因此，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马尔萨斯说：“人口的繁衍力量远大于地球的承受能力，以至于死亡必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造访’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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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通过提高农业生产力、降低出生率并将大量人口迁移至新大陆，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欧洲国家都避免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威胁论”的应验。但是，这个观点后来仍被多次提起。1972年出版的畅销书《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预测，到20世纪末，世界人口将达到70亿，导致粮食、石油、天然气、铜、铝和黄金等资源出现短缺。结果表明，它不过是杞人忧天。具体而言，尽管现在的人口规模接近预计增幅，但农业的“绿色革命”极大地提高了谷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从而延缓了大规模饥荒的威胁。其他资源消耗殆尽的情况也没有成为事实。借用20世纪60年代一本具有影响力的小册子的题目，“人口炸弹”最终只是一挂受潮的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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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的变化并没有出乎经济学家的意料，他们早就知道马尔萨斯的论证中存在基本的缺陷，即它忽略了价格和技术创新的联合力量的作用。随着任何原材料现有储量的减少，其价格会上涨，从而推动人们去寻找新的储量，更有效地利用现有储量，以及开发替代资源。举例来说，石油价格上涨，带动了阿拉斯加和墨西哥湾新油田的开发，以及在风能、太阳能和其他能源上的投资。鉴于在一个技术不断进步的文明里，人口增长也得到了控制，我们的星球不太可能会耗尽食物、能源或其他生活必需品。当然，生活质量是另外一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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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马尔萨斯的论证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更有力的形式呈现。如果增长的极限不在于“源头”，而在于“污水坑”；不在于地球上石油和其他工业资源的储量，而在于承载工业废物的能力，又会怎样呢？就一般的市场机制而言，污染都是顽症。它是经济学家所谓的“负外部性”，其恶果并未反映在价格中，所以，它往往会被过度制造，并大大地超出其真实的成本。如果要治理污染，必须采取集体行动，而且必须是全球性的，因为污染即使在距离源头很远的地方也能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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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特殊的污染物逐渐成为公共讨论的主要话题。煤炭、天然气和石油的燃烧会向空气中释放二氧化碳，这些燃料大约占全球能源总量的80%。自工业革命以来，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浓度就开始上升，而且持续不断。这令人担忧，因为二氧化碳是阻止来自太阳的热量重返大气层的气体之一。随着其浓度的增加，地球的温度会变得越来越高。这就是“源于人类活动的（或人为的）温室效应”，它被视为全球变暖的首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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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规模方面，还是在特点方面，全球变暖都与马尔萨斯的预言有很大的不同。马尔萨斯预言的情况包括洪水、干旱、瘟疫，甚至人类的彻底毁灭。若要消除这些可怕的后果，人类需要放弃的不仅是这件或那件奢侈品，而是煤炭、天然气和石油，而它们是工业文明的命根子。这为那些不喜欢工业文明的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武器，气候活动支持者乔治·莫比尔特敦促发达国家政府“尽可能使增长率维持在零附近”。同样地，可持续发展顾问蒂姆·杰克逊认为，只有完全消除增长，才能使我们的星球免于灾难，我们也才有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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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富裕国家来讲，增长不再是一个合理的长期政策目标，对此我们表示赞同。但是，我们把它看作一个道德上的事实，而不是一个源自科学的事实。全球变暖问题确实日益严重，但它并不足以让我们放弃增长。尽管这一点通常不被承认，但也只能依赖于其他假设：在超越某一点后，增长就不再受欢迎了。打着实用主义的旗号偷偷传播道德理念，这在功利主义的政治文化中是一个常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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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仿“大屠杀的否认者”以及类似的词汇，人们造出了“气候变化的否认者”这个词汇，它常被用来指代那些怀疑全球变暖是否有科学依据的人。本书的两位作者并非气候变化的否认者，我们的怀疑在于全球变暖的经济意义，而非其科学证据。话又说回来，科学也不像通常宣称的那样已有定论。气候学尚属一门年轻学科，有太多的地方仍不确定，或存在争议。它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涉及争论双方重大的商业和政治利益，就连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这个全球气候科学家的权威机构也不能完全摆脱嫌疑。2005年，英国上议院的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报告称：“在某种程度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已经形成‘知识垄断’，它不愿听取那些共识之外的异议，这存在很大的风险。”面对这些指责和反指责的密集攻击，作为非科学家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接受多数人的观点，即全球变暖确实主要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接下来的论述就是以这一点为前提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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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变暖和停止增长的争论采用的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形式。有人主张，今天我们受一定程度的苦，是为了未来免受更多的苦。但这个主张要行之有效，必须符合以下两个假设条件：第一，全球变暖的未来成本在某种程度上是确定的；第二，无论是现在50年以后，还是200年以后，这些成本的权重都是相同的。但是，这两个假设条件都值得怀疑，让我们逐一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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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在像全球变暖这样复杂和容易造成误解的问题上风险尤其大。但是，这无法阻止人们做出预测。自1990年以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就在持续发布关于全球变暖成本的预估值。这些预测由功能强大的电脑完成，时间远至未来数十年，散发出权威的味道。但是，它们到底能告诉我们多少信息呢？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模型不仅基于对气候的长期预测，还基于对人口、经济增长和技术变革的长期预测，所有这些都充满不确定性。将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加总，就会得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谓的“一连串的不确定”。若要据此制定确实会对我们的生活质量产生较大影响的措施，似乎不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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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是预测全球变暖成本的核心因素，但是，技术变革却几乎无法预知。卡尔·波普尔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如果我们能预知我们将会知道的，那么我们早就已经知道了。（这也许可被称为“星球大战”效应，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那些经典的科幻电影，它们喜欢告诉我们它们那个时代的幻想。）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对此心知肚明，承认“100年后所用的（技术）会对气候敏感度和脆弱度产生难以想象的影响”。但正是因为这些影响想象不到，也无法想象，它们不能被纳入正式的预测模型。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人们一定想不到，如今，基因科技帮助我们解决了70亿人的吃饭问题。如果我们后代发明的技术能帮助他们应对地球温度上升3摄氏度、4摄氏度甚至更高的威胁，我们会觉得惊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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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庆幸的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并没有给各种情形附上发生的可能性，只是把它们当作可供选择的“故事情节”来呈现。但不可避免的是，这些故事情节中最极端的那个会被政治人物和顾问所利用，政治人物用它来支持他们的绿色环保证书，顾问则用它来讨好政客。这个过程类似于“勾引异性”：专家陈述中的告诫被逐渐剥离出去，最终变成可有可无的引语。举例来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提出了6种情形，其中那个最严峻的情形构成了2006年颇具影响力的《斯特恩报告》的基础。该报告对托尼·布莱尔的声明不无启发，在致欧盟各国领导人的一封公开信中，他表示：“我们只有10~15年的时间去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避免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当时是2006年，现在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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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严肃的科学家拒绝灾难性的“爆发点”、“无法折返点”之类的概念，他们认为这些概念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基础。东安格利亚大学廷德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前主任迈克·休姆写道：“灾难性语言不是科学的语言。”但是，这并未阻止了解这一点的某些人使用灾难性语言。资深地球化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认为，这个世界正趋近于一种状态，“可把它描述成地狱，热得要命，以至于现在活着的数十亿人中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幸存”。这样的描述以世俗的方式呈现出帕斯卡赌注：人们想象出一个恶魔，它是如此可怕，就算付出任何代价也要避开它。这种策略（现在被奉为“强谨慎原则”）就是在蓄意引发恐慌。经过科学的计算即可得知，虽然全球变暖的风险是真实的，但其程度跟战争、瘟疫和其他许多潜在的灾难差不多。因此，我们不需要像气候极端分子所呼吁的那样，集中全部的力量和资源去解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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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主义者主张减缓增长，这不但意味着全球变暖的破坏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准确预测的，而且不管时间有多远，它们都具有同样的权重。即使灾难在200年以后才发生，我们现在也必须做出同样大的牺牲。这严重违反人的直觉。大多数人更看重生者的幸福，而不是未出生者的幸福，他们是“以现在为中心”的人。通过对未来的福利进行打折的方式，大多数环境经济学家假设明天的果酱会比今天的果酱价值更低。他们进一步假设，既然后代可能比今天的我们更富裕，他们也能更好地承受全球变暖的成本。这两个假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尽管气候变化对全球经济构成严重威胁，但在近期还不应该减少碳排放量；对碳排放的管理应该以逐渐加强的方式，在数十年后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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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极端分子强烈反对对未来的福利进行打折。为什么一个生在2100年而不是2000年的人要因为我们而减少他应得的福利？难道这种“现代主义”跟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是同一类别吗？《斯特恩报告》以一个接近零的时间折价率推算，这意味着它给所有人的福利赋予的权重几乎一样，而不考虑他们是现在的人还是未来的人。（折价率不是零的唯一原因在于，人类灭亡的可能性很小。）由此产生的结论是，为了避免因全球变暖而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我们应立即降低碳排放量，哪怕一开始的降幅很小，但到2050年要增加到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这是有必要的。斯特恩后来把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高估了一倍，在他之后的《斯特恩报告》的作者甚至给出更高的数字，相当于完全取消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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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恩报告》的道德标准是一种天国般的平等主义，在他看来，所有的年代都等同于当代，所有人都同样重要，无论他们来自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但我们的观点是人类的观点，低于天堂的层次。我们重视儿女的福利甚于孙辈的福利，重视孙辈的福利甚于重孙辈的福利，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是不负责任。尼格尔·劳森提醒我们注意杰利比太太这个人物，她是查尔斯·狄更斯的《荒凉山庄》中的一位“有远见的慈善家”，她对非洲的穷人如此关心，以至于忽略了自己的孩子。但是，斯特恩的立场甚至比杰利比太太的立场更怪异。杰利比太太只是对陌生人和最亲近的人一视同仁，而斯特恩则对过去的人、未来的人和现在的人一视同仁。我们既可以不接受路易十五所说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也可以拒绝斯特恩的怪异观点。我们只需要知道，未出生者的福祉虽然有价值，但其价值要低于活着的人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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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全球变暖而降低增长的论据非常薄弱，所以环保主义者会努力寻找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大多数气候极端分子也对贪婪和奢侈深恶痛绝，如果生在古代，他们可能就是克伦威尔或萨沃纳罗拉之类的人。翻阅大量环保人士的文献资料，你会发现他们喜欢有节制的生活。在乔治·蒙比尔特的宣言中，清教徒的特点显而易见，他发起的运动“不是为了富足，而是为了节俭；它不是为了获得更多自由，而是为了拥有更少的自由；最奇怪的是，它不只是反对其他人，也反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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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支持减缓或停止增长的环保主义者的行为，不能被视为对已知事实的务实反应。它透露出一种热情，以及一种认为事实只是附属品的意愿。即使马克思的预测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他的追随者仍然毫不动摇。同样地，即使当下我们对全球变暖的恐惧是毫无根据的，气候极端分子也不会放弃对长途飞行和四轮驱动汽车的反对；相反，他们将会努力寻找旨在证明节俭措施有效的新论据。环保主义的成或败是信仰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那么，这个信仰来自何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回顾一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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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环保主义的道德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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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科学革命的目标是，努力建立弗朗西斯·培根所说的人类帝国。自然被降格成惰性物质，服务于人类的目的；上帝被视为一个抽象的“先驱者”，离人类很遥远且对我们漠不关心；人类成为世界的主宰者。鉴于这门新哲学的出现，洛克和其他人重新诠释《创世记》，即上帝授权人类去抢夺、耕种和采集，由此在基督教新教和环境破坏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19世纪美国经济学家凯里形容地球是“一台巨型机器，被交予人类按其目的加以塑造”，这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普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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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的构想及其造成的后果，激起了诗人和作家的强烈反对。华兹华斯对人类破坏大自然的抗议，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认同，包括英格兰的约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美国的亨利·戴维·梭罗和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以及其他很多人。触动这些人的不是有关污染或资源枯竭的科学理论，而是一种原始的、半异教的自然即神圣的感觉，以及对人类干预产生的恐惧心理。在反思人类行为对地球的影响时，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写道：“你所有的荣光已经打上了商贸、苦役的烙印，以致污迹斑斑。”这种厌恶感本来源自反对农耕，以及反对工业。浪漫主义培养出人们对大自然、荒野和山地的喜爱之情，这有别于以前的诗人和画家，后者主要钟情于草地和葡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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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国民托管组织、德国的家园保护联盟和美国的塞拉俱乐部属于最早一批的环保团体，它们都是浪漫主义的产物，喜爱老建筑和“未受破坏”的风景。它们的成员是狂热的中产阶级，有保守的爱国主义倾向，他们对工业没有责难，只要工业巧妙地把自己隐藏起来即可。在本质上，19世纪末叶出现的众多漫步俱乐部的成员更多是无产阶级和左派，他们也只是想暂时离开工业文明，而不想全面废止工业文明，因为工人们很清楚他们的生计来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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