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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人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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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态伦理学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浅层”的，一个是“深层”的。前者认为大自然是人类的资源，为了后代的利益着想，我们应善加管理。后者认为，不管大自然对我们是否有用，它本身都是宝贵的。然而，两者都没有抓住我们关心大自然的真正理由。通过剖析两者的不足，我们将会得到一个更恰当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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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恩报告》及其之后的许多出版物都是浅层生态学的典型代表。浅层生态学建立在平等主义的基础上，它认为我们不应该优先考虑自己的福祉，而忽略后代的福祉，就像我们不应该优先考虑白人或男性的福祉，而忽略黑人或女性的福祉。或者说，我们不应该是现代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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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表明，对于后代的福祉我们应该承担部分责任，但不会大于为现在的人的福祉所承担的责任，因此，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不让这个世界变成沙漠。但是，对福祉的考虑并没有耗尽我们对自然的兴趣。哲学家玛丽·米奇利要我们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在准备乘船回家时，鲁滨孙·克鲁索炸毁了他漂流期间生活的小岛，岛上的动植物无一幸免。虽然人类的利益未受到威胁，但这个行为仍被视为荒唐的。换一个真实的例子，我们都十分关心北极熊和雪豹的命运，但这两种动物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实际效用。（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可以从它们的存在本身获得快乐，这就是它们带给我们的效用。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可以停止关心它们，消除这种效用，从而摆脱我们必须确保它们存在的责任。）显然，我们关注北极熊和雪豹的存在，是出于“为关心而关心”的初衷，跟我们能否从它们的存在中获得好处没有关系。全世界大多数濒危物种都面临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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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阵营的生态学家认为，上述浅层生态学的论据不过是可耻的洛夫洛克观点的变形，即认为地球只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存在。深层生态学号召我们将“非人类生命的繁盛”作为目标，但是，“非人类生命的繁盛”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没有一个个体叫作“非人类生命”，只存在很多非人类的有机体和物种，它们很多还是相互竞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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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促进非人类生命繁盛指的是促进所有非人类物种的同等繁盛。深层阵营的生态学家阿恩·内斯曾谈及“生活与繁荣的平等权利”，但是，这又进一步引出一系列问题：谁是这个“平等权利”的载体，包括植物、蘑菇、细菌在内吗？如果一种生命形式被列为一个物种就能获得这个权利，如果被列为亚种，就会失去这个权利吗？这种划分方式似乎过于苛刻。“生活与繁荣的平等权利”意味着我们应该投入同样多的资源去拯救雪豹和香茅蚁，香茅蚁是数百种濒危昆虫之一。那么，天花病毒呢？现在，全世界只有两个实验室中存在着这种病毒。显然，我们只需要考量人类自身的利益。但是，对于像内斯这样的“生态圈平等主义者”来说，出于自利、感情或审美的原因，对某类物种的任何偏爱都会露出“人类中心说”的马脚。我们必须像加图或布鲁特斯那样，不偏不倚地对待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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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即使再明智的建议，也只能给人以功利主义的启发。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实现极大化的愉悦和极小化的痛苦，那么动物的愉悦和痛苦也应该予以平等的考虑。忽略它们就是物种歧视行为，这是对人类自己有利的一种偏见。但是，除了功利主义的一般性问题以外，这项建议还歪曲了我们关心大自然的特性。从一开始，它没有给我们一个关心植物的非功利性理由，而植物无法感到愉悦或痛苦。另外，许多动物（尤其是野生食草动物）的一生充满了疾病、饥饿和恐惧。始终如一的功利主义要求我们把它们关在大型公园里，保护它们免受肉食动物的捕杀，同时获得食物和医治。人们也许还会用饲养牲畜获得的肉或某种从大豆中提取的替代食品去喂养食肉动物。这种幻想可以无限地延伸下去，但是，对于任何关心我们自然栖息地繁盛的人来说，他们不会赞同这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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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阵营的另一位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写道：“致力于保护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这才是正确的事。反之，就是错误的。”他考虑的单位不是每个物种，而是物种群。对于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我们义不容辞，即使某些局部会遭受伤害或破坏，也在所不惜。詹姆斯·洛夫洛克热衷于这种整体的最大化，他形容盖亚是病态的、年老体衰的，敦促我们尽可能地使盖亚恢复健康。他甚至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就像癌症或病毒的灭绝一样，人类的灭绝也许会让盖亚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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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想法在道德上是危险的，它也会让人感到困惑。生物群落或盖亚既不是有机体，也不像有机体，不可能生病、繁荣或灭绝。有机体属于物种，它们独特的机体功能和生活方式决定了它们生病和健康的标准。只有一个驼峰的骆驼是有缺陷的骆驼，当然，除非它是单峰骆驼。相反，盖亚自成一体，这个世界不存在“盖亚们”。因此，即使是一种比喻，说盖亚生病或发烧也是有误导性的。（盖亚正常的温度是多少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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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错误出在哪里呢？深层阵营的生态学家的正确之处在于，坚持自然的价值是其本身固有的，而不是工具性的；而他们的错误之处在于认为大自然的价值不取决于人类的看法。不管是工具性的还是固有的，所有价值都与人类的看法有关，最简单的理由在于，我们是唯一可以做出价值判断的动物。其他动物也拥有物品，但它们不会仅仅因为它们是物品或值得追求的东西就紧抓不放。“人类中心说”不是一种偏见，而只是这一事实的必然推论。英国道德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说：“对非人类动物的关心的确是人类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只有在我们了解了自己之后，我们才能学会关心，并传递这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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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价值既以人类为中心，又是固有的，这种说法似乎有点儿奇怪。这两种属性如何能同时成立呢？但是，我们都熟悉另外一种东西，其价值既以人类为中心又是内在的，它就是艺术。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写道：“有一天，伦勃朗的最后一幅画和莫扎特的最后一节音符将不复存在，因为能接收它们所承载信息的最后一只眼睛和最后一只耳朵消失了，尽管有一块彩色画布和一页乐谱仍存在这个世界上。”换言之，只有能分享我们的情感和兴趣的生物，艺术对他们而言才有价值。不能说艺术的价值只是工具性的，也不能说我们珍惜它只是把它作为愉悦的来源、文化资本或诸如此类的东西。虽然艺术的价值只能通过我们的欣赏得以体现，但它显然是内在的。既然艺术如此，大自然也应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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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价值既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又是自身固有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享受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这一陈述抓住了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清楚地表明大自然的价值是内在的（与某种生物和谐共生，不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去操纵它）；另一方面，大自然的价值又属于人类中心说（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这种说法既保留了浅层生态学和深层生态学各自观点中正确的东西，又摒弃了各自的错误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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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活动是“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现实案例。好园丁了解并尊重大自然的各种潜能，他不会把树木和灌木看作可以被随意修剪成任何形状或外形的“原材料”（除非他是法国人）。有些植物需要浇水，其他的植物需要松土。树枝长得太杂乱，园丁会剪枝。园丁还会喷洒杀虫剂，以消灭鼻涕虫和蜗牛。总而言之，园丁会根据人类对舒适和美丽的理解，去发挥大自然内在的价值。他和大自然的关系既不是通俗的工具关系，也不是冷酷的牺牲关系，而是一种和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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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揭示了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意义，这种独特的力量解释了为什么在全世界对美好生活的描写中，园艺都能占据一席之地。《圣经》将亚当和夏娃安置在花园里。《古兰经》向信徒们承诺可以住在“欢乐花园”里，那里水流常年不息，四季都有水果。古代中国的哲学家常憧憬在群山或竹林中徜徉，远离城市的喧嚣。西塞罗写道：“如果你拥有一座花园或一间书房，你就拥有一切了。”这种意愿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反复出现，它表明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普遍的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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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在现代环保主义文学作品中，为什么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个观念很少被提及呢？答案大概是，现代环保主义认为，该观念假设大自然是我们可以与之和谐相处的事物，大自然号召我们采取某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因此，这种观念在现代环保主义看来是影响很坏的“形而上学”思想。在标准的现代环保主义概念中，大自然就在那里，它是真实存在的，是冷酷无情的，让人琢磨不透，不是那种我们可能（或不能）与之和谐相处的事物。关心大自然要么意味着人类要出于长期利益去管理它；要么放手，任其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这分别是浅层生态学和深层生态学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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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即使那些已经经过实证主义磨炼的人，也无法做出在哲学上最好的行为。大多数人都能分辨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和不和谐相处的行为。人们认为，凡尔赛宫的花园比斯陀园有更大的人造成分，但两者均是人类艺术创作的产物。虽然他们清楚所有的养殖行为都包含蓄意改变生命的成分，但他们还是对工厂化养殖感到厌恶。常识是实践的最终仲裁者，它可以告诉我们哪些行为符合大自然的特性，有些行为则违背大自然的特性。我们需要不止一种哲学理论，能从另外的角度让人们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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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顺着这个思路重新打造环保主义，我们可以把它叫作“美好生活环保主义”。在实践活动中，这种环保主义是什么样子的？首先，它和当下的深层生态学和浅层生态学都有很大的不同。它倡导“绿色”的生活方式，并不是为了自然本身或子孙后代，而是为了我们自己。它鼓励我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去了解本地动植物的知识，享用本地的食物，有可能的话，还可以通过钓鱼、园艺和其他活动参与食物的生产过程。许多环保主义者已经被这种建议所打动，只不过大部分人都不好意思承认。其他环保主义者则继续忽视人类的利益，比如，詹姆斯·洛夫洛克建议完全废弃农业，改为食用人工合成食物，不管这样做对盖亚有多大的好处，都肯定不会增加我们生活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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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美好生活环保主义不再对养殖和园艺抱有偏见，这种偏见是浪漫主义强加给我们的。美好生活环保主义认同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观点，维吉尔曾写诗赞美嫁接育苗的方法，并呼吁农民“用栽树的方法驯化野果，以免土地闲置”。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农耕方式都是无害的。笼式养鸡法和单一栽培法令人憎恶，然而，它们应被看作一种正常做法的变异，而不是农业本身堕落的表现。生态学家约翰·贝尔德·卡利科特认为：“就像一队四驱越野车一样，一群牛、羊或猪也会对大自然造成毁灭性的破坏，甚至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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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霍普金斯和其他浪漫主义者钟情的“杂草和荒野”在美好生活环保主义中是否有一席之地？可能有。但是，这是由我们的关心决定的，而不是由自然本身的良善决定的。人类把地球变成了一座大花园，这令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进步主义者赫伯特·斯宾塞兴奋不已，却令我们这些现代人患上了幽闭恐惧症。我们倾向于认同与斯宾塞同时期但更浪漫的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观点，穆勒赞成保留荒野。但是，不管保留荒野的做法在理论上是否令人向往，它在实践中却是一种矛盾的行为，因为一片荒野之所以能够保留目前的状态，是因为有人类的干预，但这样一来它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荒野了。非洲的稀树草原受到科学家的严密监控，实际上它已经成了大型公园，和英国乡野公园的不同只在于规模的大小。如果我们按照公正的标准去做，不仅允许科学家和探险家进入荒野，普通度假者也可以进入，那么荒野的受损程度将更大。所以，不管我们的意图是什么，也许我们都会把大自然变成一座大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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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美好生活环保主义者不会不承认他们更倾向于保护雪豹，而不是香茅蚁。如果硬要求他们解释原因，环保主义者只能说雪豹是一种美丽的野兽，它在艺术和纹章学方面历史悠久且地位显著。可以确定的是，这属于人类中心论，但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深层阵营的生态学家设想，如果将人文内涵从大自然中剥离，大自然就会显露出其全部内在价值。其实，反过来想才对。从大自然中剥离人文内涵，我们根本做不到，否则，我们得到的将是毫无内在价值的东西，比如煤或石油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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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美好生活环保主义者会严肃对待人口增长的问题。2011年，世界人口超过70亿大关，虽然人口增长率在下降，但绝对人口数却在攀升。不管人口增长是否会引发一场马尔萨斯人口威胁论所预言的危机，它都会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凯恩斯将“控制人口的能力”设为达到“乐土”状态的前提条件。如何获得这种能力是一个急待解决的技术问题，只不过这个问题超越了本书探讨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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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环保主义有何经济寓意呢？保护农业，限制超市的数量，鼓励手工制作食品，这类政策虽然经常被人误解为出于功利主义的目的，但它们是舒马赫等环保主义经济学家几十年来一直倡导的。这些政策会对增长产生什么影响？其影响可能是负面的，但是，法国和意大利比英国更成功地保持了它们的农业传统，而且增长也未有明显下降的迹象。不管怎样，这些都不是关键。对于美好生活环保主义而言，减缓增长不是目标，而是采取了正确措施之后的一个无关紧要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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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这些理念的环保运动，将不再依靠科学的断言，因为那些断言既不确定，又不相关。即使确实存在着增长的自然限制，它们也要过很长的时间才会起作用。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最终的匮乏上，无异于谴责我们过去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坚持的消费主义是愚蠢至极的做法。此外，美好生活环保主义还会驱散笼罩在自己身上的道貌岸然的道德主义氛围。它将提醒我们，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不是牺牲，而是值得热切渴望的东西。大自然既不是我们随心所欲使用的原材料，也不是一个索求祭品的怪物。正像德国浪漫主义作家常说的那样，它是“沉睡的精灵”，默默地承载着生命。如果我们无理地对待大自然，我们就是在摧毁自己生存的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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